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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节跳动在切入企业级业务时,不可避免地碰到了过往经验无法复制的苦恼。企业级业务是个苦活。与消费互联网坐在办公室里,靠算法和产品就把钱挣了不同,企业级业务要跑行业、下工厂,是十足的乙方,还不挣钱。字节能不能做成to B业务?不少人认为,还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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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定向广告与互联网

    随着广告技术的发展,到2024年,全球数字广告市场预计将增长到5250亿美元。行为广告的商业模式催生了一个由广告技术公司组成的生态系统,在复制传统媒体以广告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时,互联网公司将一个关键的规则弃置不顾:商业运作和编辑决策之间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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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小加的”滴灌通”

    聚焦在餐饮、零售、服务、文化。首先是大消费行业,波动性小、抗周期性风险能力最强,是老百姓生活离不开的行业。投资从根本上是极端分散化的,风险的关联是非常小,投资回报的质量就会非常高。这些行业都有非常稳健的现金流,而且是每天都会出现的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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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度才是挑战

    工业地理中心每过20-30年就发生一次转移,这是普遍的规律。拜登政府的供应链转移计划对中国的冲击大。中国的供应链体系虽然庞大,但是仍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具有很强的复制性和可替代性,外迁的西方企业在科技人才丰富的印度等地,较容易培育出新的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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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越南经济背后的战略

    2021年,越南对成为美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越南无法依靠国内市场引领经济增长,因此必须比中国更开放,这在当下并没有选择,但也必须承担其风险。”关键在于,在之后的全球供应链竞争中,越南是否还能“继续在大国竞争中游刃有余,而不是被拖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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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大先进组织结构

    先进的组织结构可以让企业释放出更大的创造性。欧洲创新学者约斯特·米纳阐述了如今最先进的10种组织结构。在他看来,人单合一模式中的链群正是最先进的组织结构之一。它将海尔变成了一个生态圈,将员工从自然人升华为自主人,使人人都拥有成为企业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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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重大衍生品交易事件

    国际衍生品交易引发的惊天商战多次发生,对中国企业出海敲响警钟。1995年,未经授权的期货交易产生巨额亏损,巴林银行最终倒闭;2004年中航油新加坡卖出原油看涨期权,最终油价攀升导致爆仓亏损;2005年国储局交易员在LME建立大量铜空头仓位,铜价大涨造成巨大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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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谁击败了当年晋商?

    长途贸易让晋商积累了资本,产生了“山西票号”。由于不投资战争,不是近代的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不能投资于军事自卫、战争经营借款和赔款之外,丧失了当时的所有“大宗业务”。随着通商开埠,山西逐渐丧失了国际贸易中继站的地利,被西方金融垄断资本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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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鸡的迁徙

    八千年前家鸡在亚洲东南部地区由红色原鸡驯化成功,随后跟随人类迁徙的步伐几乎走遍地球上有人类居住的每个角落,成为世界各地常见的动物。在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可以说,鸡的迁徙历史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数千年来人类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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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糖的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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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建与日本经济

    日本也曾经是一个基建狂魔,早期的基建投资应该是非常有效的。尤其当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时候,通过拉动基建等逆周期政策,让经济回稳。尽管当年所创设的“东亚增长模式”受到诸多质疑,但迄今仍保持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是二战之后成功转型的极少数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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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氢能源之困

    氢能源能量密度远高于锂电池、加氢过程只需3-5分钟续航500km,循环寿命4000次以上,排放的只有净水,没有污染。实际上,氢能源对其他燃料的依赖性太强。煤炭制备1公斤氢排放约10公斤二氧化碳。天然气每制取1公斤需耗电约11度,电解水制氢一公斤则要耗电约48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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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软件拖垮日本制造

    日本人把软件当硬件一样生产,追求质量、稳定性和零缺陷。软件开发和硬件制造有不同的底层逻辑。硬件强调质量,而软件更强调快速迭代。并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产品生命周期正迅速缩短,软硬件开发逐渐趋于同步。尽管硬件质量可靠,软件性能稳定,但更新速度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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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启示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后,企业的目标从利润优先转为偿债优先,进而引发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因缺失融资主体而传导失灵。近年来我国宽货币到宽信用的效率大打折扣,与日本当年情形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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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0年前后,日本判若两国

    日本企业和个人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负债最小化。无论货币刺激力度有多大,企业根本没有扩大再生产的需求,贷款意愿严重不足。这就解释了货币政策为啥毫无作用。辜朝明测算, 1989年后的资产价格暴跌造成的缺口,让企业和家庭进行了至少15年的净债务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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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工业1952年

    1952年我国连电风扇,手表也不会造,化纤产品也不会造,到1957年中国的化纤产量才200吨化纤,手表产量400只,你没看错,是400。1952年,量产汽车为零、制造了2000吨塑料,2000吨毛线,5600吨丝,2000吨农药,100吨化学药品、内燃机4万马力,铁路机车20台,铁路客车6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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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国电影崛起奇迹

    韩国电影好看只是因为它敢拍是一个误解。韩国电影的首要任务是服务于国内市场,否则缺乏国内观众消费,资本也会跑路。韩国电影并非没有缺点,韩国式的好莱坞电影工业模式确立之后,作品逐渐模式化。但韩国电影视能影响全球市场,实在不能不让人承认是一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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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越南电影法案

    主要参考学习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吸收了20多个发达国家的电影法案,越南电影法修订对电影产业颁布了诸多改革措施:完善其分级制度,并向国外投资者开放电影制作、发行、放映产业链;设置专项资金、财政拨款、向外国电影“征税”以及吸纳捐款,扶持本土电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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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区块链,受误解的发明

    在商业史上,从来没有像分布式账本技术和区块链这样被大肆宣传和误解的发明。为简单起见,我将使用包罗万象的术语“加密”或“加密技术”。但我的意思是让“加密”成为可能的非凡的、反复无常的底层技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将在多个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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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G时代全息通信方式

    结合 6G 技术、全息通信愿景与未来通信技术发展趋势,以扩展活动空间与延伸体能智能为基线,进行扩展与挖掘可获得包括数字孪生、高质量全息、沉浸 XR、新型智慧城市、智能工厂、网联机器人、自治系统等相关场景与业务形态,体现“人-机-物-境”的完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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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畅;来源:三联生活周刊《从职校走向外企为什么“太仓模式”值得借鉴?》(三联数字刊2021年43期,陈彦琳对本文有帮助)2021.10】

 

【因德国企业的偶然落户,太仓的双元制自20年前生根发芽。它生长为中国双元制的模范,是德企、职校、政府、商会的多重互动,使校企融为一体。在用工难的大潮下,双元制为企业培养了比较稳定的技术工人,但它也面临着成本高、招学徒难的问题。】

 

双重身份

 

在苏州太仓科技园区亿迈齿轮公司的厂房里,有一条特殊的“生产线”。相比其他区域机器紧凑的成行成列,地面上的一条蓝线之后,办公室和会议室旁,内外两排机器之间,有两圈分布稀疏的工作台,台面上只有简单的台虎钳,看起来与周围产线上的自动化仪器“格格不入”。

这里是亿迈齿轮在2017年兴建的培训中心,在这个制造业德企数量占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有中国“德企之乡”之称的县级市里,这是8个与德企合作的培训中心里比较新的一个。它面向高职单招后,与企业签订用人协议,三年制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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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亿迈齿轮的培训中心,学徒练习操作机器(蔡小川摄)

 

我来到培训中心时,机器轰鸣,十几名学徒在操作台旁,两三个人一组,或看图纸,或在机器上“耕耘”,只有连体的蓝色工作服与其他员工有所不同。他们20岁左右,已是成年人的身量,神情专注。而我知道,他们的另一重身份是大专生,是企业与职业技术学校合作的双元制学生。三年间,他们在学校与企业间来回交替。穿上工装后显得如此职业,令人惊异。

“公司在高三下学期有宣讲会,我们知道做双元制的学徒后,不仅上学期间有明确的目标,学习特定的技能,毕业后也能留在企业里,前景明朗。”不到21岁的咸彤彤是二年级的班长。他站在操作台旁,身材高大、壮实,说起话来条分缕析。

他告诉我,两年多前他在高中接触亿迈齿轮后,企业曾组织他和家长到厂房参观。他们一改之前对工厂厂房脏乱不堪的想象,发现厂房里没有油污,一切设备和材料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员工也礼貌而整洁,所以对这家全球知名的德国企业印象很好。他当时在高中的成绩不够考本科,决定来此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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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的人》剧照

 

据培训中心负责人马介宏介绍,2009年亿迈齿轮来到太仓建厂,2017年扩大规模,发现人手不够。作为一家德企,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在德国像义务教育一般普及的双元制——企业与学校合作,企业主导教学方向和培训,学校根据企业的需要,辅助教导理论知识,学生在企业与学校之间轮流跑。这种寓教于学的方式,最后培养出技能过硬、与企业文化无缝衔接的技术人员。

而那时双元制在太仓已发展16年,很成体系。他们自己建培训中心,又找到当地唯一的大专院校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下文简称“健雄学院”)合作。为寻找稳定生源,他们把目光聚焦到本地的高中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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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介宏向学徒介绍机器的使用方法(蔡小川摄)

 

“双元制与一般大专生最大的区别,就是定岗。”咸彤彤的专业是工业机械工。在相当于大学二年级的年纪,咸彤彤和他的12名同学,便已经没有了寒暑假的概念。除了比正式员工每年多10天左右的年假,在企业期间每天都要工作8小时。

今年8、9月在企业实习后,进入10月中旬,他刚刚结束网课,又来到企业。这一周多时间,每天早上不到8点,换好工作服,在会议室明确一天的任务后,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一直工作到5点。他三年的课表在入学初已排好,挂在车间里,每一项培训是一种颜色,如今他的任务是学习磨钻头,下一周,他要回到健雄学院的智能制造学院,学习三周电工电子和气液传动理论。

从亿迈齿轮到健雄学院,骑电瓶车需要15分钟,如果有选修课,学徒们从厂里下班后,也会回学校上课。健雄学院有一大串头衔,它是国内首个中德培训中心,拥有双元制培训学院,也是AHK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联盟的永久会长单位,制定面向全国的双元制培训中心建设规范。

在智能制造学院的走廊里,有双元制在太仓发展的展板,全校近7000名学生,中德双元制的学生约占五分之一。除了亿迈班,还有跨企业的中德班,许多当地中小规模的德企组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不到30人的班。

学生在学校里统一培训,只在三年级时前往各自签约的企业做岗位培训。但培养形式与亿迈齿轮的培训中心一样,理论课与实操课相互交叉,并且尤其注重实践,理论课最多也不到总学时的一半,大部分情况下,3400个学时里,理论课不到300个学时。

相比亿迈齿轮在厂房内的培训中心,智能制造学院里的培训中心本身就像一个大车间,内部场景与德企车间相差无几,也有机器运转时的嘈杂,三四个人一组围着一台机器,他们正在上实训课,是咸彤彤的同级同学,机电专业中德班的学生。目前四周做实训,六周学理论,不断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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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雄学院中德班的学生在实训车间拆装机器(蔡小川摄)

 

机器的区域周围被黄线围住,规矩也与真正车间里一样,学生必须穿着工装进入培训中心,黄线内不许工作人员以外的人进入,学生使用的设备均在固定的区域,使用后必须归位。墙上贴的佩戴安全帽等提醒与亿迈齿轮一模一样,甚至安全须知的漫画也是德式风格,工人的形象都是大鼻子、卷花头。

“除了英语、思政之类的课程,与操作相关的理论课也有机器,老师边教边演示。”咸彤彤虽然不使用学校的培训中心,但会用其他教室。

他们有一本工具书,贯穿整个大专乃至未来的工作生涯,而其他教材则是一摞活页纸,随着企业制定的任务,灵活更改。比如企业教铝材时,学校就要提前讲解铝材的相关知识。

因为多一半时间做实训,三年下来,双元制学生比普通班学生要多出700个学时。而在企业实训,按8小时计,没有每节课45分钟后的课间休息,即使与其他双元制学生比,咸彤彤和他的同学也是学校里最忙碌的人。“实训之后,理论课要压缩在一起上,一天的课满满当当。每月还有上千元的补贴。按企业要求,虽然在学校,也应保持8小时的工作时间。有时学校没课,我们还组织自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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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校学生的课余时间充裕,很多学生下课后会选择到图书馆看书(刘有志摄)

 

遇到要做复杂的零件,咸彤彤就把图纸带回家,提前琢磨操作的步骤。目前他们要学习制作压力机,钳工、车工、铣工的技能都要掌握,打好最基础的技能,为学期结束时德国商会(AHK)认证的考试做准备。而具备三年完整的培训记录后,咸彤彤毕业时,除了拿到毕业证,还要参加AHK的第二次考试,一旦获得德国认证的专业技能证书,水平便不输德国工人。

 

校企一体

 

“AHK技能考试由企业组成的商会制定,考察的是从设计到实施、制作、评价的综合过程。比如做一个杯子,从需要哪些工具,到如何设计机器,再到把机器制作出来,都要考核,这种能力又可以迁移到制作别的东西上。而中国此前一般的职业技能考试,基本由教育部门主导,并且难以考察能力,做一个杯子,就是一个杯子,制造的过程几乎没有规范。”

健雄学院的韩树明教授此前是智能制造学院院长,年过半百的他自2006年便参与构建健雄学院的双元制教学。他向我介绍双元制教育的优势时,正和搭档岳向阳教授一起书写太仓双元制20周年总结报告。

他们告诉我,太仓以双元制知名,双元制在中国已有30余年的历史,它的优势早为国人所知。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便引入德国的双元制,但大多仅引入教材,并没有企业参与,只是学到皮毛,学生与企业的接触只在第三年实习时,学校与企业的需求严重脱节。这种模式完全由体量巨大的国企主导兴办,招收的学徒大多是工厂的子弟,社会上的招生不成规模,企业也在转型中没落。

而当时太仓也不是双元制的试点,它与双元制的结缘,是自下而上的偶然。1993年,韩树明在东北汽车厂做研发,岳向阳仍在湖北东风汽车厂工作。始建于1888年的克恩-里伯斯公司来到太仓,它是弹簧制造领域的“隐形冠军”,从汽车到心脏起搏器,他们生产其中各式各样的弹簧。那时克恩-里伯斯为上海的企业生产汽车安全带的弹簧,在上海周边寻找落脚地。他们的总裁来到紧邻上海的太仓,看到海运堤两岸的冷杉像自己家乡的黑森林,决定在此建厂,成为此地的第一家德企。

那时德企的工资高,曾经有安徽的老师趁着寒暑假来企业打零工,后决定留下来。即使一开始工人没有技能,但只要肯吃苦,企业会请德国的老师傅带着学。起初克恩-里伯斯在太仓只有一家工厂,只需要装配和发货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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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pixabay

 

上世纪90年代末,企业发展加速,要保障每年高质量生产上亿个零件,企业缺乏模具工,而当时本地中专毕业的学生,不仅没有对口专业,而且实训车间里,连一台数控机床都没有,仅有的10台设备还是工厂淘汰的。在职校,简直是“在黑板上开机器,在纸上造房子”。

“最早我们在太仓招来的工人既不会给机器加油,也没有能力维修。”在克恩-里伯斯位于太仓的弹簧工厂里,运营总监葛敬东向我介绍。因为他们的德国创始人是德国双元制的学徒,所以企业开到太仓后,他们首先想到尽量招当地年轻人,这些当地孩子没有额外的租房负担。他们联系当地政府,发现当地唯一的中职学校太仓中专很合适,就希望与太仓中专一起建立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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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恩-里伯斯运营总监葛敬东(蔡小川摄)

 

如今培训中心已经运营20年了,总监葛敬东带我参观。因为每年要接待不少参观者,曾经位于车间中间的培训中心,如今单独占了一整层楼,这里整齐排列着价值数千万的“家当”,培训用的车床、磨床等设备。走廊一侧的橱窗里有商会制定的AHK考试所要求的成品,考试的难度一目了然。

学员参加AHK毕业考试时,要在5.5个小时内制造一台机器,用机器生产出一个有环、有孔、有凸起的零件。这台机器有15块钢板,学员考试前,只能把钢板的原材料准备好,在规定时间里又切又钻又磨,即使对技术熟练的工人来讲,时间也是非常紧的。

培训中心内有VR装配培训环节,学徒戴着VR眼镜操控屏幕里的机械臂,仿佛在玩游戏。唯有具有年代感的车床、铣床和磨床,暗示着这座培训中心20年的历史。这里也成为政府、学校、企业、德国商会等多方努力下,双元制在太仓发展的见证。

“培训中心运营四五年后,江苏省的一位副厅长前来参观,见到打扫得一尘不染的机器,以为培训中心刚刚建立,学生的规矩意识与在学校时很不一样。”如今已经退休的原太仓中专校长周新源自2000年开始全程参与当地双元制的建设,他向我介绍双元制能在这里生根的原因:2001年在人民大会堂,朱镕基总理与德国总理共同签署“太仓德资企业专业工人培训中心”(DAWT)项目,克恩-里伯斯与当时在隔壁的慧鱼公司一起,同太仓高新区政府和太仓中专共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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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太仓中专校长周新源(蔡小川摄)

 

虽然规格高,但实际上克恩-里伯斯从1998年便与当地政府和太仓中专谈判,按照德企的惯例,培训中心要建在企业里,而中方出于学生安全和“所有权”的考虑,总觉得放在学校更合适,谈判曾一度陷入僵局。周新源回忆,当地招商引资口号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他认为“不求所在,但求所有”,如果执着于这个问题,将失去合作的机会,于是同意把培训中心建在企业里,之后政府领导也同意了他的想法。

解决了最关键的分歧,政府、学校、企业与德国商会始终是努力协调的关系,德国商会提供顾问和AHK培训大纲。周新源记得,当时校企间的另一个分歧是企业给学徒发津贴。当时学校要收学费,协商之后,津贴照发,学费照收。

至于企业、学校之间的轮换,德国本土的双元制是每两天一轮换,但在学生需要住校的中国,不仅有安全问题,开车把学生集体拉出去,一趟的成本要1000元。如果轮换频繁,仅往返车费就超过了学费,于是轮换周期延长为数周或数月一次。课程也按照中国的学制,从四年制改成三年制;甚至因太仓夏天太热,暑假也延长为一个月。

自那以后,双元制的项目招生时,学校不主导,由企业经理直接面试。下一年招生前,企业告诉学校自己对学生的需求,学校按照企业的要求招生、制定学习规划,甚至临近期末时,学校老师会来企业的培训中心,在会议室里给学生讲课。面对学生,校企是一个合作无间的整体。而DAWT在当时相当于太仓所有德企的培训中心,除克恩-里伯斯以外,其他企业可以花费5万元从DAWT买一名毕业生。

2004年,因太仓对技术工人的需求量大涨,出生在太仓的著名核物理学家吴健雄的家属,希望为家乡建一所高级学校,与当地政府一同投资。于是在太仓中专的基础上,新成立了“健雄学院”,以双元制为办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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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雄学院中德班的学生在了解机器构造(蔡小川摄)

 

那时当地已有300名员工的德国轴承巨头舍弗勒公司找到周新源,也希望建立培训中心。两年后,舍弗勒的培训中心建成,健雄学院也与太仓中专分离。第二年跨企业的培训中心也在健雄学院成立,太仓政府投资大头儿,学校出场地,小企业只需提供一两台设备,开始面向全国高中毕业生招生。

“德国没有大专,对于健雄学院的中德班,实训课的内容与中专生相差无几,只是理论部分更深入些,学生可以接受得更快。”

韩树明记得,太仓政府每年补贴双元制2000万元。如果外资企业在自己的厂里建一个培训中心,政府就从这2000万元里拨钱,专门给这家企业补贴200万元。大专的双元制学生每年有5000元来自政府的补助,等于免去学费。“逐渐地,双元制成为太仓招商引资的招牌,德企来太仓考察,第一站就是培训中心。”

 

新型师徒

 

到目前为止,DAWT培养了500多位毕业生,其中有6人获得了德国工匠领域最高专业资格证书,30余人在德企担任生产经理。

克恩-里伯斯的太仓工厂有1000人,在全球子公司中排名前列,全球销量占比25%,因此地位举足轻重,由德国总部的总裁直管。这1000人中,工人有八九百人,其中双元制毕业的员工有100余人。因为有“童子功”,企业引进新技术时,一般会优先培训双元制毕业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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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T的学徒学习操作机器(蔡小川摄)

 

当我向葛敬东抛出“为何双元制能留住学徒”的疑问时,这些数据向我表明双元制所能提供的上升空间,而当我问及咸彤彤未来在企业中的成长预期时,他的培训师王逸雯则是他眼中最直观的例子。

“王老师当时的考试成绩非常高,AHK中期和毕业考试,她两次都考了99点多分,接近满分。”在操作台旁,王逸雯的毕业设计作品作为展品,展现出亿迈双元制学徒毕业时能达到的高水平。那是一组切割、分拣一体的半自动机器,按下几个按钮,机器可以把铁丝切成段,放进轨道上的篮子里,切到一定数量,篮子会自动沿着轨道滑走,这组机器可以用在生产线上。

说是老师,又有工程师身份,其实王逸雯刚从培训中心毕业,是亿迈在当地招收的第二届学徒,只比咸彤彤年长一岁。她清瘦,相貌姣好,走在厂房之外,让人难以与技术工人的印象挂上钩。王逸雯谈起选择双元制的原因,“家里人在工厂工作,没觉得女性就干不了工厂的活儿。而报名之初,觉得自己动手能力还可以,因为家里养猫,猫笼都是自己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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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pixabay

 

由商会决定的培训标准,要求双元制培养的学徒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综合素养,包括很重要的动手能力。不论克恩-里伯斯需要的中专生,还是王逸雯这样的大专生,双元制面对他们做选拔时,标准是一样的。

面试时,除了英语对话的考察,抽象思维能力的试题,考官可能会给考生一根铁丝和一把老虎钳,让他们按图纸编出特定的图形,或者让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完120道20以内的加减法,试题难度不高于小学二年级,但考验的不是数学能力,而是耐心。

双元制对学生的培养是很全面的。咸彤彤记得,他们上一年级时到培训中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工厂的各个区域做采访,先介绍自己,再询问他人的工作,就此了解公司,锻炼沟通能力。即使是企业高管,不管多忙,也必须为每个学徒腾出5分钟时间进行交流。交流之后,工厂里的人不论国籍、职位高低,见面都会打招呼,询问工作情况。

学徒们也知道企业对自己的投入不少,员工的福利学徒都有,每个学徒过生日时,企业还会发给学徒贺卡和购物卡。一般培养一名双元制学徒,包括津贴、训练时的耗材等在内,企业三年的花销是9万到10万元,而亿迈齿轮这样的企业则会达到25万至30万元。

“我们平时都使用德国进口的工具,一把刀具就得上百元。”咸彤彤向我展示他们抽屉里的工具,哪怕一个小螺丝刀,都价格不菲。厂房内处处贴着黄色胶带,尤其是操作台用黄色胶带分割后,每个区域都有“工具”“资料”之类白底黑字的标签。

那是王逸雯和他们一同琢磨出来的养成6S[即Safety、Sortout、Setinorder、Shine(Systematicclean)、Standardize、Sustainability,要求员工安全、稳定、有序地工作]的诀窍,咸彤彤觉得获益匪浅。“相比中学时,我现在想问题、做事,更注重条分缕析,比如在家收拾东西,也会想着6S,甚至上街看到自行车,也会思考它与自己做的机器类似的传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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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T项目的学徒用VR练习操控机器(蔡小川摄)

 

对咸彤彤这样正在上学的学徒而言,把毕业的学徒安排成培训师,是在岗位上给学徒更大的发展空间。对德企而言,他们甘愿把优秀员工用于教学,而非从事生产,则是遵循德国一直以来的传统。在亿迈齿轮,以前只有马介宏一人负责教学和运营,因为培训中心需要扩张,王逸雯毕业前三个月,企业便安排她开始做培训师的工作。在克恩-里伯斯,也有学徒毕业后做培训师的情况。

自2013年开始,太仓的民企也加入双元制,如今当地的双元制项目60%是非德企参与,其中民企约占30%。新冠疫情之前,学院里常驻一位退休的德国教师协会的老师,保证当地的双元制不走样。中德班有学院的培训师,也有企业安排的培训师,企业的培训师来学院,会请他们给所有学生做辅导。如今学院里有70多名双元制的老师,即使教授理论课,80%也都有企业背景。

民企加入双元制之后,希望得到这些项目的好处,但是很少有企业愿意像德国企业那样去重视培训师这样的岗位,于是一些民企项目办不下去。“民企不愿投入那么多,而中国的一些家族企业,有时任意安插亲戚,水平令人不服,学徒也觉得发展空间不大。”

双元制的培训师制度,形成了新型师徒关系。葛敬东向我介绍,双元制的德企都有兼职和专职的培训师,兼职培训师是学徒在三年级实习后,产线上配的“师父”,而专职培训师则是培训中心的老师,需要考取双元制培训证书。他们往往是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员工,相比生产零件,更希望传授技能。尤其从产线上转岗的专职培训师,既教学生技能,也避免从前“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竞争局面。

“培训师注重教学时的实操,要把自己会的倒出来。一般新来的培训师不仅要接受培训,还要边学边教。老培训师带学生做一遍,新培训师在旁边看着,之后新培训师自己再带学生做一遍,基本‘一年’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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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T的学徒学习操作机器(蔡小川摄)

 

葛敬东说,为了使教学不与新技术脱节,他们每年还有企业项目的考核,要接一些车间里面的活儿。像王逸雯这样的师姐,与学徒沟通顺畅无阻,学徒面临的问题,她一清二楚。“刚进车间最不适应的就是严格的作息,觉得一天到晚没有头,我告诉他们这都正常。”

舍弗勒公司做过一份10年的统计,他们公司双元制员工的离职率在25%,而通过市场招聘的员工离职率在65%左右。培训中心出来的学生更容易对企业产生认同,双元制企业间也组成联盟,不会互相挖角。

现在双元制在太仓也开始拓展更高层次,既与当地政府合作本科的双元制,也在推广培养企业的管理人才,比如克恩-里伯斯有德国大师证的培训,培养生产主管、领班等企业一线管理人才。

“不是工作的年头长,就自然而然能做管理人员。”葛敬东对我说,“如果把工人比作军队里的士兵,把研发人员比作统帅,我们也培养政委。”

 

中流砥柱

 

“以前选拔人才的比例能达到1∶4,也就是说20个名额,有100个学生可以挑。大约从2015年开始,报名的人数越来越少,后来基本就是报一个收一个了。尤其2017年那届,学生实在调皮,宣讲时家长也对我们说,‘别让孩子太累就行’。即使如此也不得不招,否则名额都满不了。”

学校与企业的交流总是随着用工的需求此消彼长。有时学校联系企业多些,有时企业有更多主动权。葛敬东看到,供需局面主要受经济形势的影响,现在很多企业面临的招工难问题,他们也一样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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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6日,江苏省财经服务业2020届高职毕业生秋季招聘会在江苏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视觉中国供图)

 

与葛敬东在企业里的观感类似,周新源记得,直到本世纪初,税务、邮电、海关类的中专学校还是报考的热门,那时学生能到德企接受培训,更是受人尊敬。但2010至2015年之间,招生有明显的变化,学生升学的选择越来越多,60%的学生能考高中,高中考本科也变得容易。中专录取的分数线越来越低,中专生也希望继续升学,双元制想找到素质高的学生,变得更加困难。

在坐高铁半小时能到达上海市中心、全年GDP上千亿的太仓,企业缺乏高级技术人员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如今在太仓投资的德企以智能制造、汽车零部件、新材料领域为主,又在发展制药产业,其中50余家德企是各自领域的“隐形冠军”。

对人才的需求越发多元,韩树明曾经统计过,德国目前一共有326个工种,目前健雄学院正在对接其中的26个,经管类也开始招生。而在DAWT里,葛敬东也能很直观地看到技术的更迭,从2017年开始,培训中心陆续出现机器人、数字化系统等最前沿的设备,学生的每一次动作、成绩都能实时显示在走廊的电子设备里。

“一共只有不到30名学徒,老师肯定管得过来。一些新的课程,比如机器人设备,主要是让学生体验日后的工作环境,跟AHK考试并不相关。这些设备很可能在生产上还不完善,但就是这些最前沿、有缺陷的设备,才更应该让学徒先用。因为他们作为企业的未来,只有了解这些设备的局限,进到车间里才能不断改进设备。”

葛敬东告诉我,机器替代人工的往往是分拣类这些容易被淘汰的工作,不是双元制学校要发展的部分。随着技术不断革新,掌握先进技术的双元制学徒就显得越发重要。“大学的机械类专业里不会有弹簧专业,企业却需要这方面有顶尖的水平,企业的更新是一步步改装自己原有的机器,这些得依靠自己在一线的工人。”

但太仓本地的年轻人早早工作的意愿并不强烈。在机器人设备旁指导学徒的施慧对此感触良多,她是DAWT的第四批学徒,回来做培训师。她记得自己当时报考克恩-里伯斯,是由村里其他在德企打工的年轻人推荐的。那时她问初中班主任的意见,被劝说这种需要选拔的面试“竞争太大,想也不要想”。上学后她发现,班里几乎没有学生在市里有房子,只有两个学生走读。毕业时,社会上的工作底薪是每月400元,双元制学徒一个月能拿到1200元。

而近些年来,学徒毕业后的平均工资达到七八千元,当地已德企林立,却对当地农村孩子再无过多吸引力。学徒的家里基本有房有车,全是走读生,一些学徒的家长是公务员,或者自己也开厂,不指望孩子挣钱。但德企在太仓发展20年,有些员工家里出现两代人在企业工作的情况。施慧在她的学生里发现,“培训中心里除了兄弟俩,有的叔叔在克恩-里伯斯做工,侄子也来培训中心做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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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慧在DAWT课堂给学徒讲课(蔡小川摄)

 

只是年轻人的需求不一样了,高工资并不总是吸引他们。“我们以前特别听话,老师说什么就做什么。现在有些学员更像小孩子,吵吵闹闹的,得哄着他们,生怕话说重了。”由于自己的年龄与学生相差不多,施慧想尽办法与学徒拉近距离,平时带着他们露营、烧烤。

而企业面对现在的中专生源普遍心智不太成熟的情况,从2017年开始,DAWT提高招生的年龄。比如在健雄学院加入中德班,在太仓中专招五年一贯制的学生,让学生到三年级再进入培训中心,“年龄大的孩子领悟得快,就教一些机器人的操作课程”。

学校为了提高自己的实力,也在不断加大投入。比如太仓中专从2017年开始,花费400多万元,连续三年请德国老师来校,培训了太仓中专的80名老师。健雄学院的做法是更多引进机器人设备,兴建机器人教学车间。

岳向阳记得当时的艰辛。以前的职业教育课程,除了文化课之外,每个专业只有三门课——专业理论、专业计算和专业制图。材料学就是一本单独的书,与中学的物理教材无异,有关材料的知识都在这本书里。但一个项目需要许多门课程的知识,一个工种就有十多门课,于是学校专门请德国专家与老师一起移植德国课程。理论课上教的参数,实训时可能会出偏差,理论和实践的老师需要课后加班加点,对接彼此的教材,他们终于把一摞摞书拆散后形成新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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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校的教学管理中,班主任要负责管理好学生,及时与他们沟通和交流(刘有志摄)

 

“培训中心也会增强学生互动,给他们布置更复杂的任务,任他们发展。”葛敬东说,现在更需要让学徒有参与企业的感觉,让工作给他们带来更多个人价值,把岗位的天花板拉高。

DAWT的日常管理工作直接交给学徒,他们给学徒布置minifarm的项目,在培训中心创造一个小微公司,学生们要考虑成本,购买的材料要入库、记账,之后还要发货、要账,完全模拟企业的运转。这些都是为了使学生进入企业时能够更加成熟,快速跟上企业的发展。

 

2021-11-21
自2013年开始,太仓的民企也加入双元制,如今当地的双元制项目60%是非德企参与,其中民企约占30%。民企希望得到这些项目的好处,但是很少有企业愿意像德国企业那样去重视培训师这样的岗位,于是一些民企项目办不下去。双元制的专职培训师是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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