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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汽车零部件首秀历史

    他们看似小小的发明却大大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1916年,凯迪拉克在Type 53上第一次引入了点火钥匙;1967年倒闭的美国汽车制造商史蒂倍克发明了油表和雨刷器;1954年,通用汽车公司安装了汽车空调;第一个LED大灯诞生是在2008年的奥迪R8 V10上。在2014年,奥迪发明了激光大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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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亿销售额的国内购物中心

    2019年国内购物中心的总销售额约为3.5万亿元。占当年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5%,这与成都购物中心占零售总额的比例相当。上海这个占比约为14%,全国最高。国内能够超过6.8亿元的购物中心总数不会超过2000个。2019年上海超过10亿元的购物中心总数不超过7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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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揭秘家族办公室ICONIQ

    它目前共有225位高净值客户,管理资产规模620亿美元。提供服务含金融投资、税务规划、地产投资等业务。2020年,它抓住新冠疫情机会,在年初推出一个十亿级别的投资项目“战术机会”:寻找由于疫情而产生的各种投资机会,例如优先贷款、结构性股权以及救济性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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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经科学商用案例

    过去几年内发表的一些学术研究表明,应用神经科学的方法有助于预测销售环节的购买决策以及广告的投放效能,甚至还能预测音乐的文化契合/流行度,这些都是通过直接粗放的问卷调查无法实现的。谷歌、微软、戴姆勒等已将神经科学研究手段纳入业务中,并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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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互联网本质是新房东

    互联网所有的进化全部基于一个前提和原理:网络效应。网络上信息越多,就会吸引更多网民,会制造和生产更多的信息,又会吸引其他网民和增加上网时长。在网络效应下,即使没有智能手机的产生,只要时间够长,信息仍然会越来越多。媒体本身,就是最大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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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逼良为劣”的国内商业模式

    国内稍具规模的线下零售商超基本上是“上游盈利模式”,就是商家向上游生产供应商要利润。此模式将线下零售商超变成“出租婆”:看似商家从上游供应商那确保了自己的盈利,实为“饮鸩止渴”,最终所有成本由“零售价格”承担,降低了商家自己的商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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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掌握香奈儿的神秘家族

    掌控香奈儿品牌的韦特海默家族,曾历经普法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百年之大变局。二战中涉险、与香奈儿女士的争产与诉讼后,韦特海默家族表现出了惊人的复原力,并通过与高价值社会资本的互动融合,实现家族企业的百年长青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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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ST全球投资战略:地缘套利

    2010年DST刚露头角,《经济学人》将其与南非的Naspers、中国的腾讯归为一个群体,称为新兴市场三巨头。DST在全球的投资战略就是四个字:地缘套利。 “世界从来以及未来都不可能达到所谓的‘扁平’状态,而所谓成功的商人,比的就是谁能够率先利用信息落差而某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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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洁空气30年

    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化石燃料消费,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解决经济增长与污染改善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发展生态文明的关键。我国一直致力于将大气污染、碳强度与经济增长脱钩,建立具有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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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跛脚”的粤港澳大湾区

    区位优势支持了大湾区东岸和北岸城市的大发展,巨大的产业聚集和虹吸效应使各种生产要素都向深圳、广州等核心城市聚集,而西岸城市却发展缓慢。经过四十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条件已经大为改观,周边产业和要素聚集情况开始逆转,西岸城市的新区位优势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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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拯救花旗总部大厦事件

    纽约花旗总部大楼危机整个事件中,它产生了英雄,却没有恶棍;从花旗集团到该市建筑部门的官员,与事件有关的每个人都表现得堪称楷模。LeMessurier不仅毫发无损,反而因此扩大了他的声望。一个做了正确选择的工程师涉及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专业人士应该如何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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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莱坞烂片流水线

    好莱坞百花齐放的电影公司被并购成了六大电影公司,并被要求每年产出稳定的收益。压力之下,制片方根本不敢冒险去拍摄任何新的题材。对编剧的压榨也越来越严重,谁还玩命搞创作?垄断北美80%市场后,六大只肯拍自己的独家IP,大片越来越无趣就很容易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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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轮胎40年

    回头看中国轮胎业发展史,它几乎走过了大多数中国企业可能经历的每一个阶段:从粗制滥造靠低价抢占市场、到购买国际先进设备、让产品行销海外。再自主研发挑战世界头部品牌。最后把工厂开到全世界。经过这样一轮残酷的洗礼,资源将更多地向头部企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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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演变

    分析2000—2018年间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发展和演变发现,美国制造业经历了“空心化”再到回流,高端先进制造业不断优化升级,传统基础产业长期保持优势,顶层设计、科技创新、创新生态有重要驱动作用。化工产品、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和交通装备制造业属优势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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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土地金融到土地财政

    过去40年,根本没有土地“财政”,带给国家城市乃至整个经济巨变的是土地“金融”;未来要转向的,是土地财政,即进入运营阶段。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有没有创造收入、有没有创造足够的税收。所以从获取金融一次性的收入为主,变成获取财政可持续的现金流收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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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视听价值链:“元宇宙”

    当物理空间去中心化之后会发生什么?多个行业对火遍欧美的元宇宙的投入将达到数万亿美元。它不光包括3D主机、VR头戴设备游戏、以及提供更多如沉浸式剧场的活动,像旅行、教育和现场表演这样的传统行业将以游戏思维和虚拟经济被重塑;同时还有内容社区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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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米其林看中国产业弱点

    中国的缺点是即使能够设计出来富有独创性的半导体和发动机,但缺乏能够实际制造这种高科技产品的工厂。中国要想成为制造业强国,首先试着挑战米其林三星怎么样?按照设计图,不论何时何地都能均质制造产品。代价恐怕就是变成死脑筋、不知变通、缺乏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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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its的历程

    由于中国的直接融资占比低于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没有发达国家成熟,股票市场规模占GDP的比重要低于发达国家。因此使用REITs与股市规模之比来估算REITs市场规模并不合理。参考全球主要REITs市场REITs规模占GDP的比重的范围,可以计算得到中国REITs市场的规模大致在3-8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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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谷歌的人类大脑“地图”

    谷歌与哈佛大学的Lichtman实验室合作,发布了最新的「H01」数据集,这是一个1.4 PB 的人类脑组织小样本渲染图。H01 样本通过连续切片电子显微镜以 4nm 分辨率成像,再通过自动计算技术重建和注释,最后可以看到初步的人类大脑皮层结构。但H01只有整个人类大脑容量的百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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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小龙:微信这个产品

    很多人可能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社会变迁等角度去考虑它,我从产品的角度来考虑,做了一些什么,我们做的事情可能很多,如果非要我把它归结为非常简单一两个词来表示的话,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它,一个是'连接',一个是'简单',这就是微信最核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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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30年,可能还是要回答三大疑问:第一,既然大浪潮是企业密集出现的关键驱动力,下一波大浪潮是什么?第二,中国下一波企业家的瓶颈又在哪里,如何超越前代?第三,原有的企业家又是否能顺利交接,不会面临台湾、香港的难题?

70后企业家少了些家国情怀,多数崇尚成功学,很多钱也更加符合市场框架,因此也会少了很多纠结;当然,在市场的初级和野蛮下,还有一批不那么显性的人,也会大肆利用资本市场、政商体制牟利,是这一代企业家相伴相生的另一面。

 

作者:刘燚

未来30年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

很少有企业能穿越几个时代

  最近两年,异常低调的任正非频频发声,不但主动接受海外媒体的访谈,还不吝时间多次与国内媒体恳谈,至于间或发布的内部信函,频次更是有明显的提升。所作所为,皆为立言乎?当然不是。如果你留心一点,会发现,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马上就要72岁了,接班人问题,企业文化的传承问题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

  这不仅仅是任正非的问题,还暗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到来。

 

一个时代的结束

  如果你再去对比一下,联想的柳传志也是1944年出生,十年前就筹备退出了;但是,在2008年历经PC危机的时候又不得不出来力挺联想;最近,联想手机遇到困境之后,他虽然也多有暗示,但是二次复出的可能性已然不大——终究是要放手的。

  与他们相比,1949年出生的张瑞敏还战斗在一线,希望重塑海尔,甚至“去公司化”;1954年出生的董明珠还在保持了几十年一贯的战斗精神,不断发声,和张瑞敏一样希望再推动企业新一次转型,但是作为有国企背景的企业掌门人,距离自己退休的年龄也不过是最后的时光;1951年出生的王石,除了在娱乐版出现,也不常谈论地产行业了。

  其实,还有更老的一批人:1942年出生的何亨健走得最为顺畅,纯民企背景的他早早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其实也是持有比较多股份的职业经理人;而同样是1942年出生的侯为贵,在把中兴带到全球前4之后距离交棒也为期不远了;而1940年出生的万隆,在双汇内部问题解决之后恐怕也没有恋战的必要了。

  换一个角度,看那些纯粹的国企,中移动原董事长的王建宙出生在1948年、招商银行原董事长马蔚华出生在1949年,早已退休;广受赞誉的中海地产原主席孔庆平出生在1957年,也已离开职场;1958年出生,先后主政华润、中粮的宁高宁可能是这一代人里比较年轻的一位了……

  正因为1980年代是一个草莽时代,是一个纠葛时代,也是一个囤积了几代人共同从体制内发轫创业的时代,所以,这也是中国优秀企业的一个密集创办期。以1949年为主轴,这前后的十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企业家,几乎创办了中国八成以上的全球500强和准500强企业,也是中国得以工业化的主力军,主宰了8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整整30年。如果更准确地说,他们很多都发端于1984-1986年的中国城市商品化改革时期,到2014-2016年或将成为他们的密集退出期。

  这一代人,张扬也好、低调也好,传统也好、西化也好,多多少少身上都有一些英雄情结、家国情怀。加上几乎所有这些企业都是体制内的、或者脱胎于体制内的,其中就包含着各种纠葛,都是充满故事的人——尽管,这故事也不再那么受到新一代人的膜拜和关注。

  当我们来到2015年,国家在面临大转型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下一个时代谁可以承担转型的重任,谁才是未来的王者?他们的接班人又如何?

 

中国是否会面临企业家的断层?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港、台的华人企业家,甚至是欧美的华人,从中会有新的发现。

  以香港为例,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四大家族也好,还是更宽泛的十大家族也好,除了祖宗基业之外,又出现过几个年轻的企业家?闻名者寥寥。不仅如此,四大家族创办的产业也无外乎地产、基建、零售,在新产业面前,其实香港也并无太大建树。

  台湾可能好一点,但是,也存在着巨大的断层:1931年出生的张仲谋依然是台积电的灵魂人物,1950年出生的郭台铭算是其中年轻的一位了,加上联发科的创办人蔡明介,在部分领域还算得上“后继有人”,加上康师傅、统一企业和旺旺三家企业,因为很早在大陆生根还可一战。

  但是,更大的背景下,1917年出生已经仙逝的台塑经营之神王永庆之后,女儿王雪红已经乏力驾驭HTC1944年出生的宏碁创始人施振荣、1952年出生的华硕领军人施崇棠即使亲自出马、也难以完全扭转公司的前途了,因为PC产业的大势不再;至于张荣发所创办的船运行业、蔡万才所开创的金融事业,由于台湾市场本身比较狭小,很难有更大的发展了……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企业家终究是大时代、大市场的产物,时势造英雄。

  与之相比,大陆的企业家们要幸福得多:改革开放是一个大时代,因此造就了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一大批企业、一大批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也与时代相得益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第一波长达30年的发展浪潮;而在此之后,出生于文革前、成长于文革中的企业家本来有一个断层。

  自1994年市场化改革之后,加之信息产业的大发展,又出现了新一波的浪潮,也密集造就了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1964年出生的马云,1968年出生的李彦宏,1971年出生的马化腾,三个人创办的BAT共同主宰了中国的互联网时代,他们与1971年出生的丁磊、1974年出生的刘强东、1978年出生的傅盛……都可以算做同一批人,共同成就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繁荣。

  70后企业家少了些家国情怀,多数崇尚成功学,很多钱也更加符合市场框架,因此也会少了很多纠结;当然,在市场的初级和野蛮下,还有一批不那么显性的人,也会大肆利用资本市场、政商体制牟利,是这一代企业家相伴相生的另一面。

  但是,我们面向未来的30年,可能还是要回答三大疑问:第一,既然大浪潮是企业密集出现的关键驱动力,下一波大浪潮是什么?第二,中国下一波企业家的瓶颈又在哪里,如何超越前代?第三,原有的企业家又是否能顺利交接,不会面临台湾、香港的难题?

 

未来中国企业家的“三条道路”

  如果我们说到传承,很少有企业能穿越几个时代,你是时代的骄子、也往往被时代所淘汰,IBM这样的百年老店毕竟是少数。那么,那些得以传承的企业精神,就是可学习的对象,也是少数可借鉴的样本:

未来中国企业家有“三条道路”可借鉴

  第一种是所谓日韩德模式。日本人拥有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三菱、三井的大财团更是源远流长,这是不是一种成功的模式?至少对于大型集团企业是这样。

  它们的特点是:家族企业控制企业方向,但是股权更为分散,这样能避免企业失去固有的文化、关注长期利益,避免被职业经理人的急功近利所主导,也能避免股权过于在家族之内、失去了开放性和活力的问题,核心是文化和股权设置。你仔细去对比,香港、台湾的家族企业,甚至是马来、印尼等华人企业,家族往往控制权过大,一代创始人之后多数就会衰落,二代之后依然能处于引领地位的更少。

第二种模式是所谓美国模式。

美国的模式是高度关注创新的,兼顾家族企业的股权分散化,其中更值得一提的是创新。近100年来,美国人在全球的主要产业里都是引领者地位,只要有大的产业浪潮,总有新的一批企业冒出——与守成相比,这也往往意味着更好的进化、迭代。在技术更迭迅速的产业,美国模式优势无疑更加明显,因为在这里颠覆重于打磨,创新重于管理。

  与之相匹配的是更加彻底的市场化,而不是伪市场化。什么是伪市场化?很多A股上市公司,已经彻底成为创始人家族的圈钱机器,没有制衡、也没有必要的股东回报,具有皇帝一样的封建性地位。如果中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在宏观制度上营造一个企业必须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制度,不对知识产权负责的态度,那么,中国不太会出现美国式的长期创新环境,中国将会有很多的“富豪”,很少的“企业家”。

  有没有第三种模式?或者说未来中国所需要的模式、未来世界所需要的模式?应该会有,因为未来的企业规模会越来越大,占有的资本会越来越多,全世界的寡头趋势不可逆转,企业正在变成“超级社会化大生产”,也就是说具备了社会主义的部分经济条件。但是,资本所有者却往往集中在个体手中,资本的权力已经大到了可以左右政治、舆论、文化的程度,成为一种超级资本主义。

  这种财富创造、运营层面的社会主义客体与财富分配、所有层面的资本主义主体是构成当代全球经济的核心矛盾之一,内在的矛盾所产生的张力正在撕裂这个社会,旧模式很难继续驾驭如此大的张力。

  最近,扎克伯格给我们创造了一种可能,把个人财富捐出去,重新纳入经济大循环;但是,它也造就了另两种可能,即,这种分配方式可能更低效、或者更黑箱,暂时没有答案。抑或像张瑞敏自问的,企业这种经济组织方式注定在未来30年消亡?这是待解的谜题。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国建国之后的第330年,我们正在面临一个转型的巨大当口,什么才是大浪潮?大浪潮下会有什么新的企业、新的企业家来推动经济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否能普惠于民、是否公平而不损害增量,将最终决定它的可持续性,也最终决定我们的经济未来。

未来将来,但关于未来的一切,仍然充满未知。

 

2、企业家为什么重要

成功预测未来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企业家

作者:张维迎2015/03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信息化让经济学理论的问题凸显

  经济学理论有很多问题,而且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但是这些问题究竟是本身存在的问题,还是由于有了“信息”一物之后存在的问题,我觉得不是非常清楚。在我们看来,本身存在的问题,并非是信息化带来的问题,而可能是信息化本身让这些问题暴露得更明显一些。

  例如地心说和日心说。地心说本来是错的,不是到十六世纪才开始变成错误的。十六世纪之前,在非常传统的农业社会,地球围绕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绕地球转,对于大部分人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进入航海时代后,我们认为“地球围绕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绕地球转”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

  任何科学都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解释,一个是预测。经济学在解释方面还相对比较成功,在预测方面则一塌糊涂。为什么预测会变得一塌糊涂?过去所有的经济学预测,无论多么复杂,都有一定的假设,就是理性选择模型。

  理性选择模型意味着每个人的行动都是由利益所驱动的。其实一百多年前的英国经济学家就非常清楚这一点,经济学每个行为人都是由利益驱动的。他也假定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每个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所有人的行为可以从他的利益最大化角度来解释,整个社会也可以理解为利益的博弈,甚至也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

  

利益、理念与理性

  如果假定人的行为全是由利益支配,经济学则变得毫无用处,即:无论经济学家怎么说,跟人是没有关系的,人该怎么行为就怎么行为,整个经济学是没有用的。

  但是从古至今,人类所有的思想家都深深地相信,人的行为是受到人的观念的指引。引一段话,在两百多年前讲的——“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也就是所有事物都是由观念支配的。”

  米塞斯讲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没有那么复杂,自由主义就是自由主义,我们也不用责怪简单化,简单化并不是错,只是现实世界太复杂,如果太简单那就不需要科学,也就不需要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有流派,所有流派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理念是重要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每天是不是喝红酒,是不是抽烟,都和认知有关,包括我们常讲的改革,所有历史的改革都很难用利益观念来解释它。

  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理念和观念是重要的?因为很简单——我们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理性动物。这个理性意味着是什么?意味着我们会思考,我们会分析,干事有目的,我们在行动之前会思考“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每一件我们人类做的事情,我们都需要证明它的正当性——为什么要这么做?

  

经济学: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我们讲理念、观念,其实就是人类证明他自己所作所为的一个原因,一个定理。究竟什么叫理性?经济学的假设就是工具理性,理性只是人们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理性只是一群欲望的奴隶,我有一个目的,理性告诉你吃什么东西是最好的。

  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康德,他们讲的理性都是一个目的——人类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一个人用理性统治欲望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理性的人,这是很难的,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人经常会处于一种激情,处于一种冲动行为的状态之中,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所以说他是不理性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经济学可能要改变我们所谓的“工具理性”的假设,走向价值理性或者目标理性,这非常重要。

  

后工业社会,非物质利益将更为重要

  人的利益是通过理念、观念来认识的,什么符合我们的利益,什么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取决于有什么样的观念。利益本身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经济学家解释物质利益,是因为人类长期时间内物质利益是最重要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物质利益,易于量化。

  我们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非物质利益将变得更为重要。物质利益达到一定程度,稀缺性已经解决了;所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非物质利益变得更为重要。

  非物质利益更依赖于个人——你希望有荣誉、有好的名声,这都是给你的。有没有好的名声,在于你的行为正当不正当,如果正当就有好的名声。那么你认为的正当、公益、公平是什么?穷人把富人的东西拿出来是正当的吗?现在认为不是正当的,现在讲产权。还有什么东西可供我们选择?你脑子里可行性的空间,意味着你有什么样的观念,包括我们处理金融危机等等,都与这个有关。

  

对未来世界的理解,并非基于过去的数据即可获得

  进一步讲,之所以观念更为重要,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非常有限,非常不完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对未来的理解,并非基于过去的数据即可得到,世界太复杂了。我们对世界的观念有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是错的。如果是对的,不需要任何理念,按照本来行为就可以了。

  经济学家大萧条没有预测到,拉美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没有预测到,墨西哥金融危机没有预测到,亚洲金融危机没有预测到,苏联垮台没有预测到。革命本身没有预测到,如果预测到了就不可能发生革命。

  原因是什么?这种稳定性和变化,依赖于有什么样的观念,这些观念的本身,又是我们人发展用来对付不确定性的。

  

企业家有能力应对不确定性

  成功预测未来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企业家,为什么呢?企业家有能力应对不确定性。所有最伟大的成功企业家,不是根据过去的数据做出未来的判断,如比尔•盖茨、乔布斯,马化腾的微信,五年前没有任何数据可以预测微信的。大家很热衷大数据,大数据改变我们的工作,改革我们的工作,改革我们的思考,这对经济学家是很好的一点。但是,大数据信息不可能完全,不确定性永远在那儿。

  任何人在大数据方面的努力,不会让他变成比尔•盖茨,也不会变成乔布斯,当然不是说这些没有用,这些东西非常有用。但企业家还面临没有人看到的东西,30年前没有预测到今天的手机,今天的互联网。30年之后什么是最伟大的产业,没有人能够预测到。

有些事情可以发生,但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

 

3、当前的中国缺乏尊重企业家的文化氛围

一流人才到底应该是官员还是企业家?

作者:卞华舵;201505

 当前的中国缺乏尊重企业家的文化氛围,美国是一流的人才当企业家,而中国是一流人才当官,二流人才做学问,三流人才才做企业家。

  电商在中国火爆异常,马云提出到2020年电商会占到整个国家GDP50%。它的成功正是基于我们对互联网的充分利用。互联网正在解决传统制造业信息不对称的现实问题,让产业实现端对端的直接对接,颠覆传统的自动化制造模式。

  基于互联网的发展,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概念越来越热闹。它们也的确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其影响力边界在哪里?企业该如何应对这股热潮?我认为还是得先解决几个根源问题,否则就只是在凑热闹,而无法真正实现中国制造2025愿景。  

 

不同逻辑的赶超

  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是:中国制造业处于什么阶段,接下来的历史阶段里中国制造应该怎么走,是否可能跟过去30年一样发展迅速?

  中国制造业在过去30年中走完了欧美国家100年甚至是150年的“路程”,可以说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接下来的新高峰会在什么时候?2025年还是下一个世纪的中叶?这还难以预测。

  这就好比一个成绩不太好的学生,从50分追赶到80分,可能只需要一个月的努力就能实现,但是从80分到90分则可能需要两年时间,再从90分追赶到100分则可能需要十年时间,因为越到高分阶段难度越大。

  中国制造业亦是如此。过去的30多年从最后一批国家一下赶超成为了世界一流制造业国家,这是一种逻辑;但在接下来的历史阶段,中国制造业要真正领航全球,或者成为站在世界制高点上的制造业强国,就是另外一个逻辑了。因为在过去的30年中,大部分中国制造业只需要模仿和消化吸收,而现在一切都已改变。

  举个例子,中国高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却又相差很远,其背后的逻辑值得思考。另外,为什么在当年非常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却制造出了“两弹一星”,解决了很多世界性难题?这些都是需要当下中国制造2025政策制定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创新环境缺失

  其次就是创新环境问题。总理多次提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中国却是最缺乏创新环境的。

  作为投资者,我对此深有感触。现在小微企业很受关注,但实际上这类企业却恰恰缺乏真正创新的动力,因为他们一创新就死亡,不是创业者可能不清楚。

  不仅小微企业,大企业也是如此。比如国内一家大型电缆企业,早在上世纪末期就引进了美国的碳纤维技术,但是要想把它卖给中国的电网使用根本就不可能。因为电网公司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并没有错),要使用新产品需要先经过五年的实验时间,实验成功后还需要至少五年才能推广使用。一个新的电缆产品要想进入中国的电网,没有十年时间是无法开始批量生产的。十年磨合,一个企业家的锐气估计已经荡然无存。如何解决这种创新产品的运用机制问题值得深思,而中国高铁的成功恰恰是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产学研用体系。

  此外,限制创新的还有来自于鼓励创新的创新体制。不妨再举一例,国内有一位科学家,花了40年时间研究出一个新的玉米品种,经过种种考察和验证发现确实是全球最领先的。它属于杂交品种,玉米棒和玉米秆是一样的,秸秆含糖量也是一样的,但却由于申报体系的限制,遇到了问题。要把它申报成玉米,但它又不是传统的玉米,申报项目时找不到相应的品类。找到农业部,农业部说这个事情不好解决;再找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也答复解决不了。一个真正的创新,就因为这样的限制“难产”了。

  创新本身就是风险,一旦失败,就得不到各种支持了,但那些失败的创新者同样令人尊敬。中国缺乏尊敬创新失败者的文化,而这恰恰是创新最需要的氛围。没有这种文化就难以树立真正的创新精神,也就难以成为强国。中国在200多个细分品类中达到世界领先,但是要真正超越日本美国和德国,还必须要建立一种真正的社会机制鼓励创新,支持创新失败。  

 

人才氛围缺乏

  最后是人才问题,这是中国制造业永恒的痛。不仅是制造业存在这个问题,非制造业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研发人才,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因为我们缺乏培养优秀的职业工人和企业家的土壤。

  这与文化有关,因为中国的父母教育子女时都希望他们将来做高官,但制造业却需要一种追求精致的工匠精神,这正是德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出租车司机,如果开出租一辈子都没有出过一起交通事故,是不是可以享受非常高的社会荣誉?一个技术人员一辈子做技术,把所在的技术领域做到极致,是不是能够与总经理享受一样的地位和待遇?做面包做了40年做得很好,是不是也一样可以认为是成功人士?为什么非要当官,非要做教授呢?这是一种文化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

  人才的范畴也不单指技术人员,优秀的企业家(或者说职业经理人)同样缺乏。在即将发生的社会变革中,变革的主体不是政府,也不是科学家,而是企业家,因为企业家才是整合各种生产要素、推动商业变革的主导力量,而当前的中国却又恰恰缺乏尊重企业家的文化氛围。所以美国是一流的人才当企业家,而中国是一流人才当官,二流人才做学问,三流人才才做企业家。

  因此,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思想是中国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亟需打破的藩篱。

源自:新华网思客(仅代表作者观点)

 

2016-01-04
面向未来的30年,可能还是要回答三大疑问:第一,既然大浪潮是企业密集出现的关键驱动力,下一波大浪潮是什么?第二,中国下一波企业家的瓶颈又在哪里,如何超越前代?第三,原有的企业家又是否能顺利交接,不会面临台湾、香港的难题?

未来30年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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