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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股4次著名“抱团”事件

    传统基建、消费升级、科技发展、金融扩张同时存在,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是并存的格局。因此,映射到A股,四大板块——周期、金融地产、消费、科技(主要是TMT)机会轮动。而金融地产、消费、科技是机构投资者愿意持股的主要板块。因此A股出现了抱团轮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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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31个省市区重点产业布局

    天津未来产业发展重点1、壮大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十大先进制造产业;2、建设一批智能制造试点;重庆重点招商引资产业:IT产业、汽车摩托车产业、高端设备、新材料、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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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尔街之狼2016年反向操作复盘

    比尔·阿克曼因手法激进,素有“华尔街之狼”之称。2020年开春,在桥水基金、文艺复兴科技等传奇基金可能面临亏损的时候,却在逆风而上。以2700万美元赢得26亿美元,收益率近百倍!2019年录得58%的收益,2020年累积取得年化70.2%。本文是他在2014-2018年间,反向操作而巨亏的一个复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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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进击的早餐馒头

    早餐消费习惯的差异会是横亘在前的一个障碍。44%的消费者会选择吐司/面包作为早餐,并且这个数据仍处于上涨的趋势中,但超过4成的西式早点消费者无疑将大幅削弱中式早点增长空间预期。中式早餐连锁还是面临着便利店的竞争:选择在便利店早餐人群比例高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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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业链的地理距离

    地理距离对于贸易和产业聚集的影响极大。欧洲、北美、东亚三大经济高地,都是跟临近地区贸易金额极高。不管是RCEP还是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实际上都是确保变成东亚市场+东亚产业链VS美国市场+产业链的形态,利用地理优势加大长期竞争的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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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AT移动生态战争2021

    2021年,移动互联网生态中,算法推荐可能会受到抑制,或有一些数据运用的规则出台。同时收购获得行业领导地位的行为,也会在政策监管之下变得谨慎。买水的(买流量),送水的(精准匹配需求),造水的(知识化是最大的看点)移动生态之间增速的差异会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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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础科研需要“讲实话”

    中国还远远没有到全球领先的科技地位。必须靠的是比人家优越,优越在哪里?优越在你的科技发展能力。科技发展能力靠的是什么?学术界。学术界靠的是什么?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投资。这些投资必须要用在刀口上,你不用在刀口上,后果之严重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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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迷失的日本文创战略

    “酷日本”本身沦为依靠品牌驱动、缺乏核心内容的空泛概念——从影视、动漫、游戏、出版、时尚、餐饮旅游乃至工业制品,几乎无所不包,凡是可以盈利的行业似乎都纳入其中,其自身只是成了一个毫无灵魂的容器而已。这正是“酷日本”创新发展战略当下最尴尬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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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

    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未来,交通网络、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目的是不断降低西部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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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顶尖高手是如何研究基本面的?

    研究商业模式的意义在于:1.是不是个好生意?2.这样的生意能够持续多久?3.如何阻止其他进入者?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商业模式、核心竞争力和商业壁垒。三位一体则构成公司未来投资价值:盈利模式、实现前者的能力,壁垒是通过努力构筑的阻止其他公司进入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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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学仪器,被拉大差距

    过去400年的历史一再证明:谁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仪器,谁就掌握了科技发展的主动权。中国1000多家科学仪器厂,大部分产值低于1000万元。2018年数据:全球科学仪器行业TOP20,无中国企业。北京大学2009年一个调研结论是:过去20年,与发达国家相比,科学仪器差距逐步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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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斯拉秘密:软件收入

    特斯拉目前并未在其财报中单独披露最核心应用软件AutopilotFSD的收入:1、FSD在2020年7月1号,其价格已经上涨至8000美元/套(国内64000元/套)。2、OTA付费升级;3、车联网功能。根据可揭示FSD收入的核心变量——递延收入,预计FSD累计现金收入达到12.6亿美元,2019年现金5.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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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业气体,一国化工考场

    工业气体,是现代工业的基础原材料,被誉为“工业血液”。工业气体产业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化工底子。中国工业门类齐全,工业产量充足,这是事实;有很多工业产品无法量产、依赖进口,这也是事实。能制造许多高技术的产品,也有大量产品根本没办法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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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概览

    文化产业发展渐入佳境,除了一些老牌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从中央到各省市、区县级地区,各级文化产业政府投资基金遍地开花。文化产业政府投资基金在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其自身也在不断成长。本文梳理了2014年至今,全国各地部分文化产业政府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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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温铁军:​RCEP与中国农业

    RCEP谈判中,农产品关税一直是个敏感话题。最终的谈判结果,除了日韩和个别最不发达国家,大多数成员达到90%以上农产品零关税的高水平。我国和日本之间首次达成农产品关税减让安排,日本六成以上、我国八成以上的农产品将互相取消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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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另类投资现状

    全球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要3.6万亿美元;房地产投资在2010年-2016年快速增长,2016年后增速放缓;对冲基金里,过去十年收益最高的类别是全球股票策略,其次是相对价值策略,收益最低的是全球宏观策略。对冲基金和传统60/40的投资组合在衰退和市场极端情况下相关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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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疫苗玻璃瓶,造不出来

    中国人不光造不出疫苗用的玻璃瓶,还造不出圆珠笔上的钢珠,打火机上的垫片,很多“小”东西造不出来。有人据此骂中国制造不行,但其实不是的。中国制造只是缺少足够的时间,不能苛求每一步都走得无比扎实。不可否认的是,高速增长掩盖了发展中的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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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贝莱德CEO:创纪录资金正在流入中国

    “许多美国大公司在中国非常活跃,销售商品,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未如此之大,”“全球投资者都在奔向中国,而不是远离中国。”他欢迎与拜登政府讨论对华多边合作必要性。“有必要让全球第二大和第一大市场进行对话,有必要让多边主义构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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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谷歌技术发展

    2020年,随着世界被冠状病毒重塑,我们看到了技术可以帮助数十亿人更好地交流,理解世界和完成任务。GoogleResearch的目标是解决一系列长期而又重大的问题,从预测冠状病毒疾病的传播,到设计算法、自动翻译越来越多的语言,再到减少机器学习模型中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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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斯克新访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触及范围得到了扩展。我们真的能很好地使用先进的技术?这将成为一场考验。这个问题最后会成为许多文明的过滤器:能利用好这些技术,同时不让自己被毁灭吗?人类拥有这些先进的技术,是不是就和给一个小孩一把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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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30年,可能还是要回答三大疑问:第一,既然大浪潮是企业密集出现的关键驱动力,下一波大浪潮是什么?第二,中国下一波企业家的瓶颈又在哪里,如何超越前代?第三,原有的企业家又是否能顺利交接,不会面临台湾、香港的难题?

70后企业家少了些家国情怀,多数崇尚成功学,很多钱也更加符合市场框架,因此也会少了很多纠结;当然,在市场的初级和野蛮下,还有一批不那么显性的人,也会大肆利用资本市场、政商体制牟利,是这一代企业家相伴相生的另一面。

 

作者:刘燚

未来30年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

很少有企业能穿越几个时代

  最近两年,异常低调的任正非频频发声,不但主动接受海外媒体的访谈,还不吝时间多次与国内媒体恳谈,至于间或发布的内部信函,频次更是有明显的提升。所作所为,皆为立言乎?当然不是。如果你留心一点,会发现,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马上就要72岁了,接班人问题,企业文化的传承问题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

  这不仅仅是任正非的问题,还暗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到来。

 

一个时代的结束

  如果你再去对比一下,联想的柳传志也是1944年出生,十年前就筹备退出了;但是,在2008年历经PC危机的时候又不得不出来力挺联想;最近,联想手机遇到困境之后,他虽然也多有暗示,但是二次复出的可能性已然不大——终究是要放手的。

  与他们相比,1949年出生的张瑞敏还战斗在一线,希望重塑海尔,甚至“去公司化”;1954年出生的董明珠还在保持了几十年一贯的战斗精神,不断发声,和张瑞敏一样希望再推动企业新一次转型,但是作为有国企背景的企业掌门人,距离自己退休的年龄也不过是最后的时光;1951年出生的王石,除了在娱乐版出现,也不常谈论地产行业了。

  其实,还有更老的一批人:1942年出生的何亨健走得最为顺畅,纯民企背景的他早早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其实也是持有比较多股份的职业经理人;而同样是1942年出生的侯为贵,在把中兴带到全球前4之后距离交棒也为期不远了;而1940年出生的万隆,在双汇内部问题解决之后恐怕也没有恋战的必要了。

  换一个角度,看那些纯粹的国企,中移动原董事长的王建宙出生在1948年、招商银行原董事长马蔚华出生在1949年,早已退休;广受赞誉的中海地产原主席孔庆平出生在1957年,也已离开职场;1958年出生,先后主政华润、中粮的宁高宁可能是这一代人里比较年轻的一位了……

  正因为1980年代是一个草莽时代,是一个纠葛时代,也是一个囤积了几代人共同从体制内发轫创业的时代,所以,这也是中国优秀企业的一个密集创办期。以1949年为主轴,这前后的十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企业家,几乎创办了中国八成以上的全球500强和准500强企业,也是中国得以工业化的主力军,主宰了8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整整30年。如果更准确地说,他们很多都发端于1984-1986年的中国城市商品化改革时期,到2014-2016年或将成为他们的密集退出期。

  这一代人,张扬也好、低调也好,传统也好、西化也好,多多少少身上都有一些英雄情结、家国情怀。加上几乎所有这些企业都是体制内的、或者脱胎于体制内的,其中就包含着各种纠葛,都是充满故事的人——尽管,这故事也不再那么受到新一代人的膜拜和关注。

  当我们来到2015年,国家在面临大转型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下一个时代谁可以承担转型的重任,谁才是未来的王者?他们的接班人又如何?

 

中国是否会面临企业家的断层?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港、台的华人企业家,甚至是欧美的华人,从中会有新的发现。

  以香港为例,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四大家族也好,还是更宽泛的十大家族也好,除了祖宗基业之外,又出现过几个年轻的企业家?闻名者寥寥。不仅如此,四大家族创办的产业也无外乎地产、基建、零售,在新产业面前,其实香港也并无太大建树。

  台湾可能好一点,但是,也存在着巨大的断层:1931年出生的张仲谋依然是台积电的灵魂人物,1950年出生的郭台铭算是其中年轻的一位了,加上联发科的创办人蔡明介,在部分领域还算得上“后继有人”,加上康师傅、统一企业和旺旺三家企业,因为很早在大陆生根还可一战。

  但是,更大的背景下,1917年出生已经仙逝的台塑经营之神王永庆之后,女儿王雪红已经乏力驾驭HTC1944年出生的宏碁创始人施振荣、1952年出生的华硕领军人施崇棠即使亲自出马、也难以完全扭转公司的前途了,因为PC产业的大势不再;至于张荣发所创办的船运行业、蔡万才所开创的金融事业,由于台湾市场本身比较狭小,很难有更大的发展了……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企业家终究是大时代、大市场的产物,时势造英雄。

  与之相比,大陆的企业家们要幸福得多:改革开放是一个大时代,因此造就了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一大批企业、一大批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也与时代相得益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第一波长达30年的发展浪潮;而在此之后,出生于文革前、成长于文革中的企业家本来有一个断层。

  自1994年市场化改革之后,加之信息产业的大发展,又出现了新一波的浪潮,也密集造就了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1964年出生的马云,1968年出生的李彦宏,1971年出生的马化腾,三个人创办的BAT共同主宰了中国的互联网时代,他们与1971年出生的丁磊、1974年出生的刘强东、1978年出生的傅盛……都可以算做同一批人,共同成就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繁荣。

  70后企业家少了些家国情怀,多数崇尚成功学,很多钱也更加符合市场框架,因此也会少了很多纠结;当然,在市场的初级和野蛮下,还有一批不那么显性的人,也会大肆利用资本市场、政商体制牟利,是这一代企业家相伴相生的另一面。

  但是,我们面向未来的30年,可能还是要回答三大疑问:第一,既然大浪潮是企业密集出现的关键驱动力,下一波大浪潮是什么?第二,中国下一波企业家的瓶颈又在哪里,如何超越前代?第三,原有的企业家又是否能顺利交接,不会面临台湾、香港的难题?

 

未来中国企业家的“三条道路”

  如果我们说到传承,很少有企业能穿越几个时代,你是时代的骄子、也往往被时代所淘汰,IBM这样的百年老店毕竟是少数。那么,那些得以传承的企业精神,就是可学习的对象,也是少数可借鉴的样本:

未来中国企业家有“三条道路”可借鉴

  第一种是所谓日韩德模式。日本人拥有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三菱、三井的大财团更是源远流长,这是不是一种成功的模式?至少对于大型集团企业是这样。

  它们的特点是:家族企业控制企业方向,但是股权更为分散,这样能避免企业失去固有的文化、关注长期利益,避免被职业经理人的急功近利所主导,也能避免股权过于在家族之内、失去了开放性和活力的问题,核心是文化和股权设置。你仔细去对比,香港、台湾的家族企业,甚至是马来、印尼等华人企业,家族往往控制权过大,一代创始人之后多数就会衰落,二代之后依然能处于引领地位的更少。

第二种模式是所谓美国模式。

美国的模式是高度关注创新的,兼顾家族企业的股权分散化,其中更值得一提的是创新。近100年来,美国人在全球的主要产业里都是引领者地位,只要有大的产业浪潮,总有新的一批企业冒出——与守成相比,这也往往意味着更好的进化、迭代。在技术更迭迅速的产业,美国模式优势无疑更加明显,因为在这里颠覆重于打磨,创新重于管理。

  与之相匹配的是更加彻底的市场化,而不是伪市场化。什么是伪市场化?很多A股上市公司,已经彻底成为创始人家族的圈钱机器,没有制衡、也没有必要的股东回报,具有皇帝一样的封建性地位。如果中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在宏观制度上营造一个企业必须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制度,不对知识产权负责的态度,那么,中国不太会出现美国式的长期创新环境,中国将会有很多的“富豪”,很少的“企业家”。

  有没有第三种模式?或者说未来中国所需要的模式、未来世界所需要的模式?应该会有,因为未来的企业规模会越来越大,占有的资本会越来越多,全世界的寡头趋势不可逆转,企业正在变成“超级社会化大生产”,也就是说具备了社会主义的部分经济条件。但是,资本所有者却往往集中在个体手中,资本的权力已经大到了可以左右政治、舆论、文化的程度,成为一种超级资本主义。

  这种财富创造、运营层面的社会主义客体与财富分配、所有层面的资本主义主体是构成当代全球经济的核心矛盾之一,内在的矛盾所产生的张力正在撕裂这个社会,旧模式很难继续驾驭如此大的张力。

  最近,扎克伯格给我们创造了一种可能,把个人财富捐出去,重新纳入经济大循环;但是,它也造就了另两种可能,即,这种分配方式可能更低效、或者更黑箱,暂时没有答案。抑或像张瑞敏自问的,企业这种经济组织方式注定在未来30年消亡?这是待解的谜题。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国建国之后的第330年,我们正在面临一个转型的巨大当口,什么才是大浪潮?大浪潮下会有什么新的企业、新的企业家来推动经济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否能普惠于民、是否公平而不损害增量,将最终决定它的可持续性,也最终决定我们的经济未来。

未来将来,但关于未来的一切,仍然充满未知。

 

2、企业家为什么重要

成功预测未来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企业家

作者:张维迎2015/03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信息化让经济学理论的问题凸显

  经济学理论有很多问题,而且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但是这些问题究竟是本身存在的问题,还是由于有了“信息”一物之后存在的问题,我觉得不是非常清楚。在我们看来,本身存在的问题,并非是信息化带来的问题,而可能是信息化本身让这些问题暴露得更明显一些。

  例如地心说和日心说。地心说本来是错的,不是到十六世纪才开始变成错误的。十六世纪之前,在非常传统的农业社会,地球围绕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绕地球转,对于大部分人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进入航海时代后,我们认为“地球围绕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绕地球转”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

  任何科学都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解释,一个是预测。经济学在解释方面还相对比较成功,在预测方面则一塌糊涂。为什么预测会变得一塌糊涂?过去所有的经济学预测,无论多么复杂,都有一定的假设,就是理性选择模型。

  理性选择模型意味着每个人的行动都是由利益所驱动的。其实一百多年前的英国经济学家就非常清楚这一点,经济学每个行为人都是由利益驱动的。他也假定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每个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所有人的行为可以从他的利益最大化角度来解释,整个社会也可以理解为利益的博弈,甚至也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

  

利益、理念与理性

  如果假定人的行为全是由利益支配,经济学则变得毫无用处,即:无论经济学家怎么说,跟人是没有关系的,人该怎么行为就怎么行为,整个经济学是没有用的。

  但是从古至今,人类所有的思想家都深深地相信,人的行为是受到人的观念的指引。引一段话,在两百多年前讲的——“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也就是所有事物都是由观念支配的。”

  米塞斯讲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没有那么复杂,自由主义就是自由主义,我们也不用责怪简单化,简单化并不是错,只是现实世界太复杂,如果太简单那就不需要科学,也就不需要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有流派,所有流派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理念是重要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每天是不是喝红酒,是不是抽烟,都和认知有关,包括我们常讲的改革,所有历史的改革都很难用利益观念来解释它。

  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理念和观念是重要的?因为很简单——我们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理性动物。这个理性意味着是什么?意味着我们会思考,我们会分析,干事有目的,我们在行动之前会思考“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每一件我们人类做的事情,我们都需要证明它的正当性——为什么要这么做?

  

经济学: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我们讲理念、观念,其实就是人类证明他自己所作所为的一个原因,一个定理。究竟什么叫理性?经济学的假设就是工具理性,理性只是人们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理性只是一群欲望的奴隶,我有一个目的,理性告诉你吃什么东西是最好的。

  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康德,他们讲的理性都是一个目的——人类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一个人用理性统治欲望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理性的人,这是很难的,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人经常会处于一种激情,处于一种冲动行为的状态之中,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所以说他是不理性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经济学可能要改变我们所谓的“工具理性”的假设,走向价值理性或者目标理性,这非常重要。

  

后工业社会,非物质利益将更为重要

  人的利益是通过理念、观念来认识的,什么符合我们的利益,什么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取决于有什么样的观念。利益本身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经济学家解释物质利益,是因为人类长期时间内物质利益是最重要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物质利益,易于量化。

  我们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非物质利益将变得更为重要。物质利益达到一定程度,稀缺性已经解决了;所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非物质利益变得更为重要。

  非物质利益更依赖于个人——你希望有荣誉、有好的名声,这都是给你的。有没有好的名声,在于你的行为正当不正当,如果正当就有好的名声。那么你认为的正当、公益、公平是什么?穷人把富人的东西拿出来是正当的吗?现在认为不是正当的,现在讲产权。还有什么东西可供我们选择?你脑子里可行性的空间,意味着你有什么样的观念,包括我们处理金融危机等等,都与这个有关。

  

对未来世界的理解,并非基于过去的数据即可获得

  进一步讲,之所以观念更为重要,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非常有限,非常不完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对未来的理解,并非基于过去的数据即可得到,世界太复杂了。我们对世界的观念有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是错的。如果是对的,不需要任何理念,按照本来行为就可以了。

  经济学家大萧条没有预测到,拉美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没有预测到,墨西哥金融危机没有预测到,亚洲金融危机没有预测到,苏联垮台没有预测到。革命本身没有预测到,如果预测到了就不可能发生革命。

  原因是什么?这种稳定性和变化,依赖于有什么样的观念,这些观念的本身,又是我们人发展用来对付不确定性的。

  

企业家有能力应对不确定性

  成功预测未来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企业家,为什么呢?企业家有能力应对不确定性。所有最伟大的成功企业家,不是根据过去的数据做出未来的判断,如比尔•盖茨、乔布斯,马化腾的微信,五年前没有任何数据可以预测微信的。大家很热衷大数据,大数据改变我们的工作,改革我们的工作,改革我们的思考,这对经济学家是很好的一点。但是,大数据信息不可能完全,不确定性永远在那儿。

  任何人在大数据方面的努力,不会让他变成比尔•盖茨,也不会变成乔布斯,当然不是说这些没有用,这些东西非常有用。但企业家还面临没有人看到的东西,30年前没有预测到今天的手机,今天的互联网。30年之后什么是最伟大的产业,没有人能够预测到。

有些事情可以发生,但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

 

3、当前的中国缺乏尊重企业家的文化氛围

一流人才到底应该是官员还是企业家?

作者:卞华舵;201505

 当前的中国缺乏尊重企业家的文化氛围,美国是一流的人才当企业家,而中国是一流人才当官,二流人才做学问,三流人才才做企业家。

  电商在中国火爆异常,马云提出到2020年电商会占到整个国家GDP50%。它的成功正是基于我们对互联网的充分利用。互联网正在解决传统制造业信息不对称的现实问题,让产业实现端对端的直接对接,颠覆传统的自动化制造模式。

  基于互联网的发展,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概念越来越热闹。它们也的确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其影响力边界在哪里?企业该如何应对这股热潮?我认为还是得先解决几个根源问题,否则就只是在凑热闹,而无法真正实现中国制造2025愿景。  

 

不同逻辑的赶超

  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是:中国制造业处于什么阶段,接下来的历史阶段里中国制造应该怎么走,是否可能跟过去30年一样发展迅速?

  中国制造业在过去30年中走完了欧美国家100年甚至是150年的“路程”,可以说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接下来的新高峰会在什么时候?2025年还是下一个世纪的中叶?这还难以预测。

  这就好比一个成绩不太好的学生,从50分追赶到80分,可能只需要一个月的努力就能实现,但是从80分到90分则可能需要两年时间,再从90分追赶到100分则可能需要十年时间,因为越到高分阶段难度越大。

  中国制造业亦是如此。过去的30多年从最后一批国家一下赶超成为了世界一流制造业国家,这是一种逻辑;但在接下来的历史阶段,中国制造业要真正领航全球,或者成为站在世界制高点上的制造业强国,就是另外一个逻辑了。因为在过去的30年中,大部分中国制造业只需要模仿和消化吸收,而现在一切都已改变。

  举个例子,中国高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却又相差很远,其背后的逻辑值得思考。另外,为什么在当年非常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却制造出了“两弹一星”,解决了很多世界性难题?这些都是需要当下中国制造2025政策制定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创新环境缺失

  其次就是创新环境问题。总理多次提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中国却是最缺乏创新环境的。

  作为投资者,我对此深有感触。现在小微企业很受关注,但实际上这类企业却恰恰缺乏真正创新的动力,因为他们一创新就死亡,不是创业者可能不清楚。

  不仅小微企业,大企业也是如此。比如国内一家大型电缆企业,早在上世纪末期就引进了美国的碳纤维技术,但是要想把它卖给中国的电网使用根本就不可能。因为电网公司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并没有错),要使用新产品需要先经过五年的实验时间,实验成功后还需要至少五年才能推广使用。一个新的电缆产品要想进入中国的电网,没有十年时间是无法开始批量生产的。十年磨合,一个企业家的锐气估计已经荡然无存。如何解决这种创新产品的运用机制问题值得深思,而中国高铁的成功恰恰是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产学研用体系。

  此外,限制创新的还有来自于鼓励创新的创新体制。不妨再举一例,国内有一位科学家,花了40年时间研究出一个新的玉米品种,经过种种考察和验证发现确实是全球最领先的。它属于杂交品种,玉米棒和玉米秆是一样的,秸秆含糖量也是一样的,但却由于申报体系的限制,遇到了问题。要把它申报成玉米,但它又不是传统的玉米,申报项目时找不到相应的品类。找到农业部,农业部说这个事情不好解决;再找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也答复解决不了。一个真正的创新,就因为这样的限制“难产”了。

  创新本身就是风险,一旦失败,就得不到各种支持了,但那些失败的创新者同样令人尊敬。中国缺乏尊敬创新失败者的文化,而这恰恰是创新最需要的氛围。没有这种文化就难以树立真正的创新精神,也就难以成为强国。中国在200多个细分品类中达到世界领先,但是要真正超越日本美国和德国,还必须要建立一种真正的社会机制鼓励创新,支持创新失败。  

 

人才氛围缺乏

  最后是人才问题,这是中国制造业永恒的痛。不仅是制造业存在这个问题,非制造业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研发人才,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因为我们缺乏培养优秀的职业工人和企业家的土壤。

  这与文化有关,因为中国的父母教育子女时都希望他们将来做高官,但制造业却需要一种追求精致的工匠精神,这正是德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出租车司机,如果开出租一辈子都没有出过一起交通事故,是不是可以享受非常高的社会荣誉?一个技术人员一辈子做技术,把所在的技术领域做到极致,是不是能够与总经理享受一样的地位和待遇?做面包做了40年做得很好,是不是也一样可以认为是成功人士?为什么非要当官,非要做教授呢?这是一种文化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

  人才的范畴也不单指技术人员,优秀的企业家(或者说职业经理人)同样缺乏。在即将发生的社会变革中,变革的主体不是政府,也不是科学家,而是企业家,因为企业家才是整合各种生产要素、推动商业变革的主导力量,而当前的中国却又恰恰缺乏尊重企业家的文化氛围。所以美国是一流的人才当企业家,而中国是一流人才当官,二流人才做学问,三流人才才做企业家。

  因此,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思想是中国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亟需打破的藩篱。

源自:新华网思客(仅代表作者观点)

 

2016-01-04
面向未来的30年,可能还是要回答三大疑问:第一,既然大浪潮是企业密集出现的关键驱动力,下一波大浪潮是什么?第二,中国下一波企业家的瓶颈又在哪里,如何超越前代?第三,原有的企业家又是否能顺利交接,不会面临台湾、香港的难题?

未来30年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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