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造一个使企业不断创新、不断研发，以增加有效供给的环境?政府最该做什么?在供给侧，首先要做的是强调法治，司法改革，包括更有效地保护私有产权；其次是对内开放，减少管制；其三是全面减税，减轻企业负担。

作者：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金融学教授;本文为作者在“体育•产业•城市研讨会”上的部分演讲内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是清理过剩产能、过多库存和银行坏账“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不清理，就无法轻装前进。清理了“三座大山”，才能谈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回到供给侧就是要放弃用政府来拉动内需，以驱动经济增长的旧常态，而是转向以企业为核心，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有短暂的好转，但这一短暂的好转，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在中央已经提出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一季度又依靠政府投资上项目，依靠中央银行发钞票、放贷款等，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一季度的政策出台后，尽管经济有好转迹象，但是，各方对这些政策也表达了不同看法。

　　5月份，《人民日报》刊发的《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中，权威人士的讲话表明了转型和改革的常识还在，认识到一季度的做法会使中国经济今后更加困难。制止一季度的做法，是今年以来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重大调整。特别是权威人士在讲话中，没有回避当前的问题，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今后的走势，既不是U型，也不是V型，而是L型。

而L型意味着经济增长会进入下降通道，下降通道在底部，L型走势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L型的尾部，或者说，困难的局面恐怕会持续三、五年。

　　L型的形成和走向

　　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这就需要对当前的经济情况作出判断——当前的经济情况是怎样产生的。过去我们常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使中国长时间保持GDP两位数的增长。

　　但是，为什么这个奇迹突然失灵?为什么L型跌下来后，长时间无法反弹?

　　其实，L型的形成由来已久。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很大的转变。增长模式的转变是指，从改革开放初期依靠民间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和市场力量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变为过去十几年间政府的干预愈加走向前台——经济的内部动力缺乏，只能依靠从外部采用一系列如财政、货币和信贷等方面的政策，采用外部输血的方法来维持经济的增长率。

　　对于何时出现了这一转变，存在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个转折大概出现在2000年初。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2004、2005年，这个转折已经出现。而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我们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也使得在过去十几年间的，以政府投资、银行发贷来推动投资，继而投资拉动内需，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模式更为突出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但是，不治经济体系内部的病，只依靠一次次的外部输血，靠兴奋剂维持，如果哪一天经济又突然掉下来，该何以应对?

　　供给侧改革要清理“三座大山”

　　要清理这个模式在过去十几年中造成的后果，需要花很长时间。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是清理过剩产能、过多库存和银行坏账“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不清理，就无法轻装前进。清理了“三座大山”，才能谈新的增长点在哪里。

　　权威人士的访谈让大家醒悟到，真正进入经济“新常态”，还需回到供给侧改革上来。对于回到供给侧，大家的理解莫衷一是。我的理解是，回到供给侧就是要放弃用政府来拉动内需，以驱动经济增长的旧常态，而是转向以企业为核心，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既是供给侧和新常态的含义，也是权威人士讲话的主旨所在。

　　L型形成的原因何在?就是过去长时间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造成在投资这边形成越来越多、超过了需求增长的产能的结果。当前，各行各业都面临了过剩产能的问题。在全国大多数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特别在钢铁、水泥、建材、工程机械等领域，出现全面的因为靠投资拉动而造成的产能过剩。全国钢铁行业过剩产能至少40%;水泥行业过剩产能至少50%。换句话说，全国50%的水泥产能现在都处于停工状态，因为生产出来的水泥没有需求;煤炭行业的过剩产能在30%-40%。然而，不是因为没有需求，而是供给太多。供给为什么这么多?因为过去靠投资拉动上产能上得过于厉害。

　　在供给侧到底需要做什么?提出供给侧改革，首要原因是要清理供给的过剩。河北今年下达硬性指标，要减掉上亿吨的钢铁产能。减谁呢?河北的民营钢铁企业现在都在发愁，因为关闭钢铁厂很可能会先关它们。民营企业由于成本控制得较好，没有乱上项目，虽然钢铁行业惨淡，但是有的民营企业还在赚钱。但是，如果关闭工厂的任务下来，恐怕会首先关闭它们。因此，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是对的，但是，用政府行政手段来淘汰过剩产能的方法欠妥。当然，也不能按照所有制划分来主导淘汰，而应该用市场的手段：谁效率低，谁亏损，谁就关门。

　　供给侧首先需要清理过剩产能的另一原因是，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变成库存，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不仅把银行拖垮，到后面甚至会把银行体系拖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尚在眼前，一旦银行体系出问题就是大事。然而，清除十几年时间里形成的过剩产能，非一时半会可以完成。所以，L型的尾巴会很长。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层含义：淘汰供给侧的无效产能，并且需要很长时间。

　　清理供给侧的过剩，一方面是产能，另一方面则是银行贷款。关闭工厂不仅意味着下岗工人需要安置，一旦企业关门，也意味着企业欠银行的贷款需要处理。银行的资产质量已经有恶化的趋势，关闭一家工厂就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的贷款收不回来。天津关闭渤海钢铁厂，涉及债务2000亿元，涉及银行100家。但是这一步不走，下一次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无法到来。因此，不难想象改革难度之大。

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快速推进的背后，很可能出现其收益不足以偿还银行利息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出现偿债困难，甚至无法偿还的情况。

　　转向有效供给：创新与成本优势

　　新的增长的希望在于企业，而不在政府身上。现在政府手里的资源已经有限。让政府再拿钱去投资，已没有那么大的能力。银行再去贷款也面临着问题——银行现有的资产质量产生了问题，必须先把自己手里的坏账清理完，才能发放新的贷款。

　　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增长在哪里?增加有效的供给。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二个含义。过剩的产能在市场上没有相对应的需求，是无效的供给。我们所讲的供给侧改革，是增加有效的供给。

什么是有效的供给?一是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可以在市场上立即找到需求。比如，虽然全世界的手机生产能力过剩，但是，iPhone只要一推新款，市场立即出现抢购潮。而过剩只存在于旧型号手机的生产能力过剩。

这就是有效供给，是在市场上能立刻创造出需求的供给。经济学上，到底是需求创造供给，还是供给创造需求?我坚定认为，是供给创造需求。

　　清理无效供给的同时，需增加有效供给。找得到市场，或者找不到市场就去创造出市场的有效供给靠谁实现?要靠企业，而不是靠政府。

　　乔布斯做智能手机的时候，一个市场营销部的下属问他，是否需要先做市场调查，为今后的销售做预测?乔布斯回答，根本不用做调查。因为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市场需求。这个市场需求等着苹果公司靠新的产品创造出来。而基于市场上现有手机的调查并不能反映未来市场对智能手机的需求。另一个创造需求的例子是腾讯的微信。微信刚开发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今天有几亿人在使用它。虽然微信不收费，但是微信后边的服务全是收费的。微信在前开路，后边跟着的支付、理财产品等通过微信推向客户。

　　所以，二流企业满足市场需求，一流企业创造市场需求。这就要求企业去创新。要求企业的产品、服务和技术充满想象力，超前于市场，并且有很高的效率。而“提供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和服务”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含义。如果供给是有效的，因为可以创造需求，也就不用发愁需求。而我们现在的供给侧，无效供给太多而有效供给太少。所以，供给侧改革的两个含义：一是清理“三座大山”，清理无效供给;二是激发企业活力，创造有效供给。

　　而有效供给的具体内容：一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通过差异化的竞争创造有效供给;另一个是虽然不是新产品，但是成本更低，并且是可持续的低成本。低到没钱可赚，不可持续的低成本并不是有效供给。

　　同质化的竞争使得企业只能依靠价格竞争，而打价格战的结果必然是利润越打越薄，企业没钱可赚。而且，消费者也未必满意，因为企业做出来的都是同质化的产品，让消费者没有选择。事实上，消费者愿意多花钱购买差异化的产品。

　　所以，有效供给的另一个内容是成本更低。需要强调的是，为促销而进行的降价并不是有效供给。有效供给是在成本降低的前提下的降价，并且这个成本降低是可持续的。这种情况下的供给也叫有效供给。而成本更低的方法是要有比平均水平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和生产技术。

　　比如华为P9的售价比iPhone便宜，性能却和iPhone各有千秋。P9的价格比iPhone低一些，并不是纯粹的价格战，因为P9的利润率其实很高。换句话说，低价可以，但是必须是在低成本基础上的低价，且低成本可持续。低成本可持续体现在即便低价依然能赚钱。

　　所以，判断是否是有效供给，就两个标准：一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到市场上就立刻有需求相对应;二是可持续的低成本基础之上的低价格。

增强企业活力的三点建议

　　如何增加有效供给?还要靠激发企业活力来实现。怎样激发企业活力?可以看到，在供给侧改革的侧重点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已经从政府转向企业。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府可以无所作为。政府的作为应是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使企业可以增加有效供给。

　　如何创造一个使企业不断创新、不断研发，以增加有效供给的环境?政府最该做什么?在供给侧，首先要做的是强调法治，司法改革，包括更有效地保护私有产权。

　　特别是当前经济增长转弱、民间投资不振，更需要企业家安下心在国内投资，在国内好好做企业，做研发和创新。只有有了制度保障，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才能够安心做好企业。供给侧要搞活，就要了解企业在考虑什么问题。而激发企业的活力，首先是强调法治、产权保护，重建信心。

　　其次是对内开放，减少管制。目前，很多领域仍然管得太严，比如电信、石油、天然气等领域，民营资本无法进入。国有企业拿到很多优惠政策和优质资源，但是，市场的空间却是有限的。

　　供给侧改革直接影响的是生产者。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民营企业的权利如果无法得到保障，如果政府过度管制、随意干预，就可能会倒退回计划经济。如果因为所有制不同而受到差别对待，就可能导致对市场经济的否定，改革会走弯路。因此，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管理，应通过市场，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去直接实现。

　　其三是全面减税，减轻企业负担。若税负过重，供给侧也无法活跃起来。

　　一个例子是，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竞选时承诺，通过增加富人的税收，使百姓的福利不仅一项不减，且还要增加。奥朗德上台后，把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的税率提高至75%。赚100万欧元，75万欧元要交税，企业家怎么办?有材料显示，去年，一万多名百万美元以上收入的法国人移居海外，居全球第一。

　　高收入人群的税率可以高一点，但是，如果高到75%，就没有人有积极性经营企业，他们就会离开。建议给企业减税，并不是说不关心低收入阶层，一个国家只有经济搞好了，低收入阶层才有希望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法国收重税，导致企业搬家，法国失业率现在达到10%以上，成为欧洲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所以，首先要让经济搞活，要把企业搞活，然后才是财富如何分配。财富的创造是第一位的，财富的分配居第二位。只有保持不断“开源”，财富被不断创造，经济发展才会进入正常轨道。

　　只要在L型的“尾巴”里待的时间长了，让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暴露得充分了，我们相信终会回归到理性的经济政策上来。我们现在是碰到了困难，但是经济“新常态”的提法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把改革从需求侧转到供给侧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接下来怎么走?并非政策方向一改变，经济就会恢复，后边还需有措施跟上。如果措施跟不上，L型走势的“尾巴”还会很长。

在L型“尾巴”中，企业该怎么办?如果如何创造有效供给的观点能被接受，答案也就有了，即企业目前不能靠扩规模以求生存、求发展，而需转向创新和研发。(来源：金融界)

参考延伸——

许小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企业转型

（源自：南方日报谭冰梅《许小年深圳开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企业转型 》）

　　许小年在深圳一个论坛中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点是从原来强调政府拉动需求转向强调企业提高效率。“只有企业提高了效率，才有利润，有了源源不断的利润，企业才能投资，这样的投资才是可持续的。”

许小年说，有两种增长模式，第一种叫数量型增长，另一种叫效率型增长。前者单纯依靠增加投入，企业采购更多的设备，建更多的工厂，雇更多的工人就能够增加产出和销售额；后者不用增加资本，也不用增加劳动，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同样的资源投入可以得到更多的产出。

　　“这两种增长模式的根本性区别就是增长的可持续性。”许小年分析说，数量型增长没有可持续性，原因是资源再多也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企业单纯依靠增加资本、土地、劳动力，其规模扩张最终会受到它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制，“对于国家也一样，资本数量、劳动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增加”。

　　数量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第二个原因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越多，产能越大，产品的价格越低，单位投资的收益就越低，等到新增投资的收益等于零时，再拉动投资，经济也不增长了”。

　　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后果除了产生大量的过剩产能，还有不断上升的债务风险。投资的资金从哪来？主要是银行贷款。“从银行借钱不能永远借下去，借多了还不了，会出现债务危机。”许小年说。

　　单纯依靠拉动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行不通了，这是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大背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许小年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强调企业提高效率，“只有企业提高了效率，才有利润，有利润才能投资。企业效率高了，才能给员工加工资，收入提高才有消费需求”。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说，供给决定需求，道理就在这里。

　　萨伊认为，拉动需求的政策在供给侧积累了越来越高的风险，过剩产能、库存和杠杆像三座大山，压在经济和企业的头上，实施供给侧政策的第一件事就是化解风险，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搬掉三座大山；第二要促进企业转型，鼓励企业创新，提高企业效率。

　　如何提高企业的效率？许小年开出了三副药：第一是减税。减税的意义不仅在于减轻企业的负担，帮助它们渡过当下的难关，更重要的还在于把更多的资源交给企业和市场来配置而不是政府来配置。第二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推进市场化改革，放松和解除管制，开放行政垄断行业，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政府可以考虑出售部分非关键性资产，降低政府负债，或者用来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第三是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推进司法改革，加强对产权的保护，稳定预期，鼓励长期投资，特别是对创新极为重要的研发投资。

企业应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许小年指出，宏观经济越困难，其实投资机会反而越多。“经济下行压力越大，改革的可能性越大，机会也就越多，经济倒有可能恢复得越快。”如果企业抓住这些机会尽快转型，那么在下一轮经济高潮到来的时候，就会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

　　在实地调研中，许小年发现企业正在两极分化，优秀的企业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市场份额反而增加了，而落后的企业则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以零售业为例，中国每年的消费品零售总额20万亿元，最大的传统零售商一年销售额1000亿元，市场份额才0.5%，而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的市场份额是百分之十几。“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中国零售业整合潜力巨大。中小型零售商撑不住了，处于不赚钱甚至是亏损的状态，如果有优秀企业借着这个机会进行并购，扩大市场份额，发挥出规模经济效应，这里会有多少商机？”

　　许小年指出，事实上中国几乎所有的传统行业都过于分散，而过于分散的状态在经济上行期是很难进行整合的，因为在上行期，不管效率如何，大家都能过下去。现在经济下行，效率低的企业撑不住了，这就给优秀的、领先的企业带来极好的行业整合机会。

　　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很多企业开始思考转型，以实际行动开始创新，这是中国经济的希望所在。“穷则思变，企业意识到过去的商业模式不灵了，今后要通过技术上的创新，用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产品突破困境，这就有希望，所以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一点都不悲观。”

　　许小年谈到他年初到德国的斯图加特访问，在周边的山沟里看到中国公司的标志，“这说明中国企业正在国际上进行收购，以德国企业为购并目标，显然是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工艺水平。海外购并是个路子。只要大家思考转型，只要大家花时间改进自己的产品和技术，中国的企业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