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坦率地讲，这场争论中，二人的观点可以说都没有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没有精准总结中国经济的成长经验，也没有充分考虑双方上次争论之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最新进展。同门师弟批林毅夫：中国市场化不是过了而是十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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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PK林毅夫张维迎：产业政策之争 你俩的争论有三个缺陷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林毅夫和张维迎教授爆发了一场争论，聚焦于政府的产业政策这个沉寂多年的重大问题。双方各执一词，观点完全对立。

坦率地讲，这场争论中，二人的观点可以说都没有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没有精准总结中国经济的成长经验，也没有充分考虑双方上次争论之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最新进展。

中国经济过去的快速成长，并不在于实施了重大产业政策。事实上，从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光伏、VCR等领域来看，这些产业政策都可以说是不成功的。今天的海尔、格力都不是政府当年一开始就扶持的对象，深圳的华为也是如此。今天取得成功的众多成长型企业，无论华为还是海尔，往往是在崭露头角之后才受到政府的关注，并在成长的中后期才获得当地政府的重点扶持。因此，中国经济成长的经验，不能归结为产业政策的实施，而应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寻找解释。

过去，我们对斯密的著作有不少片面的误读，认为他单纯鼓励自由化，其实在《国富论》第四和第五篇里大量谈到政府应该如何帮助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经济过去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也印证了亚当•斯密的观点。过去30年，中国经济成长的基本经验，也可以称为“中国经济系统”1.0版本的经验，是政府协助企业开疆拓土，帮助企业培育、做大了市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迄今以来最根本的特征。

但是，当前这个经济系统的运行碰到了困难，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显著的下滑。不可否认，导致经济下滑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产能过剩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低迷等，但“中国经济系统”正处在转型升级期是更重要的原因。1.0版的“中国经济系统”如今也处于更新的“低能运行状态”，要想走出经济困境，必须完成“中国经济系统”从1.0版本向2.0版本的顺利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点至为关键，即政企关系的顺利升级，政府监管质量和水平的顺利升级。

在“中国经济系统”1.0版本里，政企密切合作，政府帮助企业开疆拓土，比如招商引资、提供工业园区、帮助企业招工、防止劳工闹事等。然而，旧版本的政企关系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腐败问题，需要及时升级更新。

政企关系的改变并非易事，在当前反腐形势的威慑下，一些领导干部工作起来瞻前顾后，经济自然受影响。所以，推进“中国经济系统”升级的第一个关键点，在于探寻构建“亲”、“清”的新型政企关系之道。如何建立“亲”、“清”政商关系？目前谈得比较多的是政治信仰和理想。不可否认，这是基础性工作，即便在西方国家，政治理念也是政府决策者时时要谈的。

建立“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需要制度保障。本质上讲，必须建立起一套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同时需要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激励机制过去是靠跨地区GDP增速竞赛，即谁主政的地方GDP增速高，谁提拔的可能性就高。现在看，这套机制太单一、太单薄。太单一是因为GDP增速竞争导致地方官员过分关注短期GDP增速，不顾长期后果，从而导致地方负债过重等后遗症。太单薄，是因为提拔的机会太少，越往上越难，因此，往往会有官员不惜拿政治前途冒险去受贿，追求短期个人经济利益。所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大幅提升官员的业绩工资，对每一类岗位提出综合业绩指标，定期考核。更重要的是，各级官员执掌经济、社会重要决策，必须要有高度的职业荣誉感，因此，他们的平均工资待遇不应该低于同样工作资历的民营经济部门的经理人。

仅有激励是不够的，监督也极其重要。纪委、审计的监督应该是制度化、长期化的。如果是疾风暴雨式，被监督者的理性反应一定是躲到屋檐下，什么也不干，暂时躲躲风头。风头一过，一切照旧。因此，更加合理的办法是建立长效机制。特别重要的是，由于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是制度不断变迁，许多今天看来不合规不合法的行为，几年前处于模糊区间。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去追究以往的行为，必然会加强上述屋檐下躲雨的行为，直接引发全面的官员不作为，从而导致经济系统在升级过程处于半死机的状态。

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当前的市场经济形态极其复杂，必须对市场进行合理的监管。比如网购平台采用竞价排名的方式，给了假货可乘之机，综合排名高的商品并不都是正品；再比如搜索引擎，竞价排名不但不能及时给用户提供最有效的信息，甚至可能有误导，酿成“魏则西事件”之类的悲剧；医药监管也不能听信企业的一面之词，临床试验信息的造假也不是没有先例。这给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如果面对愈加复杂的市场环境，政府的监管能力没有及时升级提高，就会出现问题。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猫的能力不如耗子”，政府监管能力赶不上金融市场的创新。因此，2.0版的“中国经济系统”要汲取前车之鉴，及时升级政府精准调控、精确监管的能力，其中关键在于培养一支高素质、高水平、有事业心的市场监管团队，给予这些市场监管人员与市场完全接轨的工资水平，并提升其社会地位，激励其实现对市场的精确、精准监管。

在接下来的发展阶段，要想完成“中国经济系统”从1.0版本向2.0版本的升级，就要围绕如何建立“亲”、“清”的政企关系、如何实现精准调控精确监管下功夫。

（经济学家圈节选自《新财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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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门师弟怒批林毅夫：中国市场化不是过了而是十分不足

作者：文贯中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上海财大特聘教授

(第一财经日报《同门师弟怒批林毅夫：中国市场化不是过了而是十分不足》)

[中国的主要智慧体现在渐进主义，避免社会大的动荡。由于尚未抵达改革目标，改革的进展近十几年来十分缓慢，累积了越来越多的隐患，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导向的改革，特别是通过尽快建立要素市场来化解]

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目标错了吗

正当中国成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和最新旗手的时候，国内外出现了一股反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逆流。一些人更无端猜测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倡导者的动机，认为他们不怀好意，目的是要搞垮发展中国家。这种思潮如果不及时阻止，不但有害中国自身改革的深化，以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为旗帜的中国要走出亚洲、走向世界，也将面临极大的阻力。

然而，曾在芝加哥大学深造的林毅夫教授，在题为《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一文（下称“林文”)中，却在强调要用“适合自己的理论解释和指导实践”的同时，指出“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在于，它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制度及其发展模式为圭臬，认为后进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起飞和现代化，在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必须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看齐，实施全面的、彻底的甚至是过度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过度的自由化导致东欧和拉美国家民族经济凋敝，国内经济和金融大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过度的私有化导致拉美国家储蓄率大幅下降，进而导致其经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过度的市场化导致多数拉美、中东和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得不到有效改善，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这就在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上文表面上剑指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下称“共识”），其实，在这些容易令人发生联想的可疑标签后面，林文又通过“甚至”两字，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悄悄改换为“‘过度’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下文以“三化”称之）。树了这样的假想敌之后，林文自然可以对“三化”大肆抨击而进退有据。我十分担心林文在官、学两界是否会引起巨大困惑，似乎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当前的要务是反对已经过度的“三化”，全面清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不然各国经济将无法发展。为此，不揣冒昧，提出下面的看法，与林毅夫商榷。

对新自由主义来说，华盛顿共识是其浓缩，“三化”是其提倡的部分内容。为行文简洁，下面先重点讨论共识。共识提炼出了决定发达市场经济的10条共同的规律性特征，因而对深化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单独讨论其中的每一条，包括林毅夫在内的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确认无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虽然有人鼓吹一步到位，但世界上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不经朝野的同意、强使该国一夜之间施行共识的全部10条。

中国一路走来，大胆采用了共识的某些部分，推迟了其他部分，既取得了部分良好效果，也因迟迟未落实其他部分而酿成了较严重的后果。例如，关于私有化，中国将几十万家国企私有化了，允许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合法经营了，将所有民居私有化了，并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了宪法。这些算是私有化过头了呢，还是私有化不够？还是恰到好处呢？又如，允许地权民有、自由买卖、自由迁徙和定居是东亚模式成功的前提，中国至今未能实现，因此带来的负面影响，诸如由农民工构成的“堰塞湖”的水位已高达2.7亿，留守儿童已达数千万，丧失比较优势，地价和房价日益泡沫化，以及债务和汇率的潜在风险等，这些显然是要素市场的发育严重延迟的反映。林文对此未置一词。

认同共识的每一条目标，但对共识没有提出如何抵达目标的路径和速度表示批评，本来十分正常。提出类似批评的大有人在，包括本文作者。林文的奇特之处，在于将发展中国家经济上遇到的问题一股脑儿怪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头上，并据此下断论：“这就在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这种说法令人十分不解。这犹如说，美声唱法学通的人固然达到余音袅绕、美不胜收的境界，但是，既然有那么多人学了很久，仍然五音不全、鬼哭狼嚎，那么美声唱法就显然破产了。常识要求我们问一声，是学的人自身方法和技巧有问题，还是美声唱法本身有问题？

新自由主义一无是处吗

林文中提到，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所谓结构主义经济学主张进口替代，结果使很多发展中国家延缓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林文没有指出的是，这种结构主义的理论带头人普莱维希（R.Prebisch）正是一位和主流经济学也就是基于比较优势学说之上的自由贸易理论对着干的阿根廷经济学家。他凭着在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达国家忙于战争，拉美国家被迫自己生产、满足各种需求，获得了有限成功的经验，对二次大战后重新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潮流逆向而动，刻舟求剑地鼓吹继续推行违反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战略，结果使得拉美国家的道路越走越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破除进口替代神话的，正是提倡“三化”的新自由主义。

其实，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林文讲的如此之坏。拉美国家早在1810年至1826年间取得独立，由于继承的是葡萄牙、西班牙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传统，长出资本主义萌芽极为艰难。它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归咎于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而应归咎于长期推行违背主流经济学的进口替代理论（林文中的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倡“三化”，并非无的放矢，其针对的正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代替市场、主导经济的错误，发达国家的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过度干预经济的错误，以及一些国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错误，提倡的正是东亚的出口鼓励模式，因而对丰富现代经济学有着十分正面的贡献。即使在结构主义重灾区的拉美，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先有智利，后有墨西哥和巴西，在新自由主义的启迪下，抛弃进口替代，一度有着辉煌的表现。其中巴西更成为金砖五国之一。智利表现最好，已稳定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按下别人的成就不提，或抹黑别人，以突出中国的成就。巴西近来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将责任怪到新自由主义，是否意味着巴西应该拒绝改革、开放，继续奉行进口替代政策？

从历史经验看，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被证明失败；以德、日、意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由于必然走上对抗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在头破血流之后，也宣告失败；现在剩下的是通过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达到全民共享的现代化的途径。中国不但是个发展中国家，还必须彻底告别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面临的任务及所走的路径和一般发展中国家有着极大不同。中国经验很难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对此，中国必须有自知之明。东欧和前苏联走了休克疗法的道路，它们的经济一度萎缩，被中国引为教训。我个人也不赞成休克疗法。但是，包括俄罗斯在内，它们中的大部分国家已经将一度滑落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中国之上，更有一般中国人难以相比的各种福利和便宜的住房。俄罗斯农业在推行土地全面私有化后，从粮食进口大国变成了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大国。希望国人对它们的成就不要置若罔闻。

中国市场化过了，还是不足

中国的主要智慧体现在渐进主义，避免社会大的动荡。由于尚未抵达改革目标，改革的进展近十几年来十分缓慢，累积了越来越多的隐患，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导向的改革，特别是通过尽快建立要素市场来化解。林文的最后部分讨论禀赋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关系，在我看来，为了避免空洞无物，任何理论必须不回避讨论要素市场的发育问题。否则，一国禀赋中各种要素的相对比例的变化，由此引起的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又如何被充分揭示出来呢？又如何正确引导经济结构、人口的空间分布结构、城乡收入结构、公共服务的空间结构等的动态演变呢？所以，当务之急，是促成要素市场的发育和成长，让要素市场产生的价格调节经济结构，使每一个部门，包括农业在内，都成为有效的部门，使所有的要素都能充分就业。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细水长流地消化城乡的人口结构和劳动结构的变化。

如此看来，不是中国的市场化太过，而是还十分不足。而且因为不足，已经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例如，农业产值占GDP不到10%，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仍高达30%多。如此，如何能缩小城乡的收入差呢？又如，由于没有自由竞争的土地市场，地价和房价严重扭曲，无法自动纠错，导致中国的地产市场和房产市场的泡沫化，又怎能有足够的价格信息和激励使制造业和服务业兴旺发达呢？

由要素市场而不是政府配置要素，正是东亚模式成功的前提。在土地和劳动市场没有良好发育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就难以充分发展，因为工资和地租会迅速走高，阻碍充分就业。如果在农村还有差不多一半人口的时候，急着要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进军，就必然重犯拉美国家当年弃农村人口、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错误。即使是新自由主义，也不会鼓吹这种违反要素禀赋的产业政策。

中国最近35年来成绩巨大，有目共睹。但根据世行的观点，所谓经济奇迹，必须同时做到高速增长加上收入平等，所谓growthwithequity。用这种标准衡量，中国模式的光环会褪色不少。这是中国梦必须解决的分享性和包容性问题。

东亚经济被称为真正的奇迹，在于快速发展的同时能维持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它们在人口密度远超中国内地的情况下，能做到兼顾各阶层，实现充分就业，农村人口比重大大下降，隐性失业消失，在刘易斯拐点真正到来之后，再升级换代。这种发展战略使得全民一起前进，减少了城乡收入差距，做到了真正富有包容性、分享性的经济发展。它们没有学南美，早早地搞过度的福利，而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东亚经验近在眼前，和东亚模式相比，中国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是过了，还是不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