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飞东京4个小时，即将着陆羽田机场时向窗外俯瞰，依稀可见被太平洋紧紧环抱的本州岛。夜幕里的东京湾灯火通明，一块是工业园区，一块是居民区，暗下去的一块是绿地，每块陆地连接如一个大拼盘，却整齐有序，作为京滨工业带的一部分，构成了东京湾区的轮廓。

地处日本中东部沿太平洋出海口的东京湾，原名为“江户湾”。“江户”为东京旧时的名称，位于京都以东，明治天皇时期改名为东京并迁都于此。因其与东京都接壤而得名。其西面是神奈川县的三浦半岛，以东是千叶县的房总半岛，南面则以浦贺水道与太平洋相连，总面积约1320平方千米。

在都市群概念上的东京湾区包括了东京都、北部的埼玉县、南部的千叶县以及隔湾相望的神奈川县，统称为“一都三县”，占地面积为13373平方公里，约占日本领土的3.54%。常住人口约3800万人，而整个湾区GDP总量约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长期研究大城市群发展战略，并曾供职于参与东京湾谋划的智库——日本开发构想研究所，现任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对中国以及日本都市群发展均有深入研究。在他看来，正是海洋的大物流、大交易和大交流成就了东京湾港口都市群的大发展时代。

日本对于东京湾的开发始于江户时代。17世纪初，日本政治中心开始从关西地区向关东转移，江户逐渐成为新的经济中心，至18世纪，江户成为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东京港作为物流中心，每天都有日本国内船只在此停泊。而东京湾的现代产业则在明治维新后，日本打开国门从欧洲引进了包括纺织、机械加工以及炼钢产业等在内的大量先进工业。

二战后，日本对东京湾的开发更有了飞跃发展，基于对湾区价值的准确判断，充分利用了世界能源与市场，逐渐围绕东京湾规划建成了两大工业地带，分别发展出向西（琦玉县和神奈川县）的京滨工业带（东京－横滨）以及向东（千叶县方向）与京滨工业带隔海相望的京叶工业带（东京－千叶）。

两大工业带集中了包括钢铁、冶金、炼油、石化、机械、电子、汽车、造船、现代物流等产业，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产业地带；后来又逐渐形成了金融、研发、文化、大型娱乐设施和大型商业设施等，成为世界有名的金融中心、研发中心、娱乐中心和消费中心。

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带的经济总量占日本经济总量的26%。而东京的中心城区则强化了高端服务功能，重点布局了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服务行业以及奢侈品生产和出版印刷业。

周牧之认为，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出口实力最强的新型工业地带。工业地带与东京的金融、总部、研发等功能紧密互动，使得日本在战后很快地成了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大国、出口工业大国，这正是东京湾区能够成为世界综合性湾区的一大成功经验。

每个地区对于工业布局的选择都各有差异，而日本为何选择将其工业地带布局于湾区？

从东京市区出发，乘东海道新干线开向横滨方向，出矶子站，便感受到浓浓的工业气息。连接站台的天桥沟通着工业园区与生活区，一车车拉载着零部件和动力煤的厢式卡车以及运送LNG、石油的灰色绿色的油罐车接连驶过双层的高架桥；上下桥体不断地被轰隆轰隆的声音淹过，不时有汽车滴滴的声音，走在人行天桥上还能感受到桥面的震动。中午2:30分，工业区的桥段十分繁忙，空气中散发着油气的味道。

抵达横滨之前，eo记者曾在东京拜访了日本燃气协会国际部副部长吉田聪先生。据他介绍，日本发展工业的能源及燃料大部分依靠国外输入。

以天然气为例，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口天然气，1969年第一艘LNG船来自美国阿拉斯加，此后为增加能源构成的多样性，开始扩大天然气的进口，因此进口天然气迎来飞跃式的增长。并且气源地的选择也十分多样，除了美国，目前日本大部分天然气来自中东，如卡塔尔、阿曼等地，但考虑到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也开拓了中东地区以外的进口渠道，因此日本进口的气源地还包括俄罗斯、印尼、马来西亚以及澳大利亚等近30—40个国家。而在福岛之后，日本对天然气的依赖进一步加深，仅2011年天然气进口量就增长了17.9%，而2015年进口的天然气较2005年增加了44.6个百分点，目前LNG进口量居世界第一位。

本国能源、资源的匮乏显然难以负担国内庞大的经济体量，因此日本基本依靠进口能源维持其经济发展。然而岛国的地缘特性又导致不论从国外进口能源或材料，或者是出口产品，皆需要依赖海运。

周牧之对此作出分析，从港口海运进来的能源及原料直接运至临近的工厂生产，就地加工；制造出来的产品又直接从工场运抵港口，直接利用货轮销往世界各地。如此不仅能节省运输成本，又能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节省工业用地，因而能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从美国西海岸海运到东京湾的集装箱运输成本甚至要低于将集装箱从湾区港口用卡车运到几十公里半径的用户。依托湾区能够从全世界调配资源、销往全世界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工厂建在湾区的原因”，他解释道。

湾区带来的产业集聚效应使得东京湾工业带成为日本工业、城市和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因而也是国内工业品最大的消费地，使生产地接近消费地的经济原则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日本在实施重点发展工业园的过程中，在沿海地区大量投资修建公共设施，以及增设交通线路，从而为布局新厂提供了各种方便条件，再度吸引工厂聚集形成工业园区。

经济效益与政策的多重优势叠加令东京湾的工业产业园有着良好的相乘效应，总体生产效率与产业附加值非常高。加之日本海岸线绵长，太平洋沿岸水深港阔，潮差不大，又多为优良的天然港湾，适合兴建深水码头，方便巨型货轮停泊，日本各项自然资源条件等综合因素令这一类产业必须依托于港口，建成临港工业，东京湾作为天然良港的优势使其工业布局发挥到最佳。

除横滨港外，东京湾其他五大港口分别为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横须贺港和木更津港（其中横须贺港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基地）。与羽田、成田两大国际机场和6条新干线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东京湾与日本和全球主要城市之间海陆空立体交通网。同时，每天从六大港口向全球进口从能源、矿产到食物等等的消费物资，支撑着东京首都圈3800万人高质量的消费。东京湾区内港口的货物吞吐量约占日本的四成，原油进口量占三成，液化天然气占五成，成为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经济发展的同时，其环境治理又是否缺席？

乘车前往矶子工业园，沿路是海，一路开去，陆续可见东京燃气、东京电力、东芝、日产汽车、松下等日本能源与制造企业，被誉为世界级超清洁低排放的矶子火力发电厂也坐落于此。巨大的logo印在一座座正在作业的船体和脚手架上，连成一片的厂区被包裹在巨大的海湾内，站在海边近看东京湾洁净的海水，两旁有不少正在海钓的老者；停在港口的全自动运煤船只也格外引人注目，向远眺甚至能看见露出些许白色尖顶的富士山。一望无际的美景与发达的工业产生强烈反差，却真实地呈现在眼前。

眼前的景色令人难以想到曾经的东京湾也深受污染之苦。东京的清洁空气质量以富士山的可见性为标志。今天可以看到130多天的山峰，在上世纪60年代每年却只有20天。那时的日本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期，与此同时，空气中烟尘、尘埃和硫氧化物（SOx）也快速增长。起初政府对严重的空气污染并没有作为，但公民团体很快要求加强行动。“再次看到富士山”成为东京居民的呼声。1970年，京都以南的一个大型石化综合企业附近的居民爆发了严重慢性肺病、肺气肿和哮喘，被称为“四日市哮喘”事件（YokkaichiAsthma）。

一系列的环境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压力，日本政府最终被迫在“节制污染”（PollutionDiet）的特别立法会议上颁布了一系列环境规定，要求工厂报告其活动，严格管理工业排放；随着交通排放取代制造业成为最主要污染源，政府对车辆造成的污染也实施严格的规定，使空气污染在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迅速下降。之后10年中，日本进入油气时代，用更清洁的天然气来替代煤炭，他们才得到了更清洁的天空。2011年，关西天文台的数据显示富士山可见记录达131天。

天然气靠着竞争迅速推动了市场，取代了它的对手。

据吉田聪介绍，自70年代进口LNG开始，燃气发电所占比重就持续增加，天然气一直以来作为日本的主体能源，尤其在福岛核灾难后，化石能源发电的占比大幅提升，2015年占比84%，燃气发电占比39.2%，居发电能源占比的首位，这一方面是出于保证能源安全，增加能源多样性的战略需求，同时亦是环保的需要，目前在东京湾区，除矶子电厂为燃煤机组外，其他均为天然气机组。

运行这家电厂的J-Power公司为使该厂维持燃煤发电与横滨市政府签署《横滨市21世纪计划》(Yokohama21stCenturyPlan)，被要求其污染物排放接近天然气。

走近矶子火电厂，你很难相信这会是一个以煤炭作为原料的火力发电厂。

整个工厂建在横滨边上，三面环海，高达200m的烟囱边上还有飞鸟盘旋，工厂内部树木、草地到处可见，有着很好的绿化环境。电厂的锅炉和汽轮机采用超超临界技术，热效率可达45%，在排污方面，采用了电除尘、SCR脱硝等烟气净化装置外，还有再生活性炭技术ReACT（RegenerativeActivatedCokeTechnology）等多污染物排放控制装置，使其脱硫效率超过98%，脱汞效率超过90%，氮氧化物排放量低于20毫克/立方米，由于距离市中心非常近，矶子火电厂所执行的排放标准严苛程度远远高于日本国标。

而另一被视为清洁能源的核电，在福岛事故之前曾在日本发电结构中占比约30%，因其清洁且能提高本国能源自给率的特性一度得到政策的青睐。日本2010年的《能源基本计划》中就提出要进一步大力发展核电，并在核能战略中增加了对环境的考虑，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突如其来的地震、海啸与福岛事故打乱了节奏，日本核电产业受到严重打击，2012年5月关停所有核电机组，至2015年8月11日，日本重启了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才结束了零核状态，但面临的阻力依旧很大，至今也只重启了5座核电站。

在采访中，日本电力中央研究所的副所长秋田调（AkitaShirabe）亦谈到了日本核电重启之艰难，地震之后，日本政府重新成立了原子能规制委员会NuclearRegulationAuthority(NRA)直接负责核电站的安全性，关于核电站的审核非常严格而且过程漫长，NRA是日本政府的一部分，隶属于环境省，虽然日本产业经济省也在推动重启，但是比起地震带来的阴影，他们的力量明显不足；加之日本政府仍然更倾向核电安全而不是宣传，因此核电重启的过程依旧漫长。

对此，吉田聪也认为日本核电重启的关键在于赢得民心，但现在日本许多民众，尤其是受事故影响地区的居民反对强烈，“这会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能否解决则取决于拥有核电站的电力公司如何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他说。

对于核电的争议虽然不绝于耳，现实的电力短缺问题却已迫在眉睫。

为了解决因核电站停机造成的电力短缺，只能依靠火电补充，在周牧之看来，福岛事故令东京湾区的重要性更加显现，“原来发电量的30%是核能，随着核电站关停，这部分电力由火电填补，而这些火电厂以及输送来的油、气、煤资源都集中在湾区，日本内陆或者岛内其他地区都没有这些优势”，他解释道。

回首福岛核灾之后，日本能源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能源供应一度出现危机，其国内进行的能源品市场化改革又令这一区域的能源发展突增变数，令日本福岛后时代的能源“不可能三角”困难重重。

 

1）煤电VS温室气体

2016年2月，日本环境署批准了未来12年日本预计将建设43座燃煤发电厂的计划，其中有6座大型燃煤电厂计划建在东京湾区距离东京不到100公里的地方。目前，日本有总计90座燃煤设施，总容量达40.5吉瓦。到2028年将再增加50座，总容量有望达61吉瓦。

福岛后由于核电的缺位，缺失的发电容量在较大程度上由经济成本更低的煤电替代。日本产业经济省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煤炭是第二大电力来源，仅次于天然气，在发电总量中占比34%，燃煤发电相比2010年增长了约占2010年发电总量的27%。根据政府目前提出的“2030年能源战略计划”，煤炭在日本能源结构中还将持续作为基础，并在2030年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6%。

一方面，日本的煤炭政策重点是推广高效燃煤电厂，因此不只是在矶子电厂，其整个国家煤炭利用效率也是世界最高的，约为864gCO2/kWh（全球平均值为958gCO2/kWh）。2016年4月政府推出措施要求新建的超超临界燃煤电厂的效率达到至少42%，这意味着效率较低的电厂将进一步被淘汰。

但另一方面，即使未来提高效率，日本也面临着继续依赖煤炭方面的重大挑战，煤炭使用量的大幅增长也与其政府到2050年减排80%的长期目标不相符合。2012年，日本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迅速增长，较核电机组正常运行时上升了40%。这让日本电力行业远远超出了其“气候指标”，每年增加了1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使全国碳排量增长了8%。

对此，日本电力中央研究所副所长秋田调认为，从电力公司的角度看，在核电重启缓慢的前提下，他们想拥有基荷，因此需要火电，而对比燃气电站，煤电站成本很低，因此选择将煤电站作为基荷。但同时，日本政府尤其是环保部门想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所以总是对新建的燃煤电厂颇有微词，即使如此，他们现在也无法阻止新的燃煤电厂建设。

“日本的电力公司已经作为整体设定了2030年的碳排目标，即每千瓦时减排0.37kg二氧化碳。现在煤电站的数量增长了很多，但是随着核电站的渐渐重启，一些燃煤电厂也会淘汰，那么就有可能实现0.37kg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秋田调回应。

除超超临界电厂，日本还考虑应用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IGCC）系统的清洁燃煤电厂。这套系统是先将煤在煤气化炉中变成合成气，与天然气不同，其热值要比天然气低很多，之后再用合成气燃烧推动燃气轮机发电，而这项技术的核心就在于低热值气的燃气轮机技术。现在已有商业运行是位于福岛县装机25万千瓦的勿来（Nakoso）电站，而在今年4月，日本又宣布即将在福岛新建两所IGCC电站，但一直以来，业界因为这项技术的高成本而有争议，且与超超临界相比，热效率优势不明显，那么日本这两所电站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日本电力中央研究所也是项目参与方之一，在东京期间，eo记者拜访了研究所并采访了包括副所长秋田调在内的多位能源专家，从他们这里了解到项目的进展情况。

据研究所的长野正裕（MasahiroNagano）博士介绍，目前在日本运行的IGCC热效率已非常高，约48%，对于两个新的再建项目，预计第一个项目将在2020年9月投运，第二个项目将于2021年9月试运行，两个电站均为示范项目，目前还不确定何时能商业运行，但预计将在运行10年之后。当问及项目造价时，长野表示由于新建电站位于福岛，地理位置特殊，政府提供了部分支持。秋田调所长亦称三菱重工也视示范电厂为其技术展示平台，所以很难说真实的成本。

燃煤发电造成的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令日本减排压力倍增，而作为主体能源且碳排放相对较低的天然气，似乎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2）高电价&天然气贸易枢纽

“过去几年，尤其在福岛地震之后日本曾经历了天然气价格的大幅浮动。那时日本需要更多LNG来供给能源，而天然气价格却大幅上涨，从过去10到12美元增长至20美元每百万英热（mmbtu）”，吉田聪如此感叹。

发电能源价格的上涨对电价的影响颇为直接。日本作为通货膨胀难得一见的国度，福岛之后其工业与居民用户如今却面对着超过20%的电价上涨，这让日本的工业竞争力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近两年来全球LNG市场正处于过剩态势，而日本产业经济省预计与2015年相比，到2030年日本会减少30%的能源需求，这是否意味着天然气进口面临过剩？日本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对此吉田聪回应称，以2015年的基数看目前LNG进口存在一些过剩；但与2010年相比，日本天然气进口是增长的，当时日本进口6100万吨LNG，而2030年预计LNG进口量将达到6600吨。据他了解，大多数能源公司，包括一些燃气公司还在试图进口LNG以保证所需。

事实上，天然气市场已经开始出现日本长约LNG供大于求，长约货主需要去现货市场寻找消化路径。但同时，现货贸易的激增也对价格工具提出了要求，拥有反映亚洲市场供需的LNG价格的平台变得格外重要。

目前，亚洲各国都在竞相开发能反映亚洲市场供需的LNG价格，争夺区域定价中心的地位。曾深受天然气溢价影响的日本意识到国际天然气贸易中定价权的重要性，正意欲打造基于湾区的全球性天然气贸易枢纽。2016年5月，日本产业经济省将建立LNG贸易枢纽的计划纳入发展战略，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着手建立。

“由于目前日本仍然进口世界能源贸易中大约1/3的天然气，因此拥有一定的参与度与控制权很重要，为了避免福岛后溢价情况的再次发生，我们希望有基于日本的天然气枢纽来获得更多、更透明的LNG交易，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操控市场”，吉田聪表示。

他同时指出，目前亚洲还没有天然气的贸易枢纽，新加坡一直被看好并正渐渐成为LNG贸易枢纽之一，但日本也在试图成为其中一个枢纽。目前关于LNG贸易枢纽的工作主要由政府着手创建，燃气协会作为支持方协助建立。

 

3）可再生能源VS高电价

对日本来说，同样高价的不只是天然气，还有可再生能源。

福岛地震之后，由于发展核电越来越困难，日本将发展可再生能源定位为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资源条件的约束，可再生能源如光伏在日本主要分布于南部的九州和四国地区，而日本多山地丘陵，风力资源则集中在东北部的北海道区域，资源分布并不均衡。

为了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日本从2012年7月开始正式实施上网电价补贴制度（Feed-inTariff）。实施后，日本的可再生能源取得了一定成效，非水可再生能源占电力的比重从2012年的1.6%上升至2015年的8.5%。其中以光伏发电发展最快。

对于光伏发展迅速的原因，日本电力中央研究所的永田丰解释称，与其他的可再生能源相比，光伏安装起来非常容易，并且上网电价的补贴力度最高。此外，当地政府还提供如安装补贴类的额外补贴。但他同时表示，风电的发展并不如人意，2015年风电在发电结构中仅占比0.5%，由于风电场的建立需要经过环境评估，因此投建起来相当困难。

好景不长，自2014年8月初以来，日本的冲绳电力、九州电力、东北电力、北海道电力和四国电力五大电力公司陆续宣布停止收购可再生能源电力，经济产业省也发出了“冻结可再生能源”的通知，日本发展新能源的战略再添瓶颈。

五大电力公司决定背后的原因正是由于光伏电站发展太快，超出了原来的想象。永田丰表示，由于太阳能发电在夜晚和阴天都不能发电，极不稳定，过多收购极不稳定的光伏电力，电厂需要调峰机组，而一些电厂的调峰条件达不到。

另一问题发生在输电过程中，日本的电压是100V，输电电压应该保持在这个等级，通常情况在95—107V浮动，当大量光伏涌入电网时，偏远地区的电力公司不能将电压保持在那个范围，还要安装额外的变压设备，而这笔花费也比较高，因此电力公司对太阳能的收购并不积极。

为解决这些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也对此进行了研究，2016年5月提出了“可再生能源政策修正案”，于今年执行，其中主要措施包括：下调光伏发电的收购价格，重新设定不偏重太阳能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以及对购买可再生能源所造成的国民负担设定上限等措施。

在技术方面，日本电力中央研究所也正在研究光伏发电量的预测，目前研究所正在利用卫星云图，捕捉到非常小的云，再根据云的移动，在光伏发电之后10或20分钟进行预测发电功率；另有一个研究项目是发展H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燃机，为晚上的高峰用电做准备，希冀能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不稳定造成的问题。

然而，昂贵的可再生能源仍无法填补核电缺失带来的碳排量差距，高度城市化的人口和大量的工业用电需求，要求稳定的电力供应基荷。面对着核电重启艰难，占发电比重最高的化石燃料依赖进口，高企的电价与持续增长的碳排放，成为东京湾区经济与环境发展乃至日本难以平衡的困境。

“这当然很难，日本政府在201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首脑会议（COP20）提出，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要在2013年的基础上降低26%，而长期的目标则要2050年较现有基础减排80%的温室气体，这一目标实在很高，能源专家们计算了这些数据，实现这个目标的成本非常昂贵，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花费几乎是最多的”，永田丰评价道。

秋田调也坦言，“即使是实现2030年的目标，对我们来说也很困难，核电重启进程很慢，很难确定在2030年是否有20%的电力来自核电，如果22%的电力来自可再生以及水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应用上网电价的光伏、风电、生物质能的比重大幅增长，电力成本也高了很多。”

目前日本政府的基础能源政策中是3e＋s，即能源安全（energysecurity）、经济效率（economicefficiency）、环境保护（environmentalconservation）以及2011年后加入的安全（safety）。吉田聪说：“这是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就像想要赢得百米赛跑的金牌一样艰难。我们试图在平衡这些能源问题，政府发起提议，许多能源公司、普通民众也在协作实现这个平衡目标。”

能源“不可能三角”在福岛后的矛盾逐渐显现，与此同时，日本的电力以及天然气行业接连在零售端市场化，能源行业的又一轮变革，又为这一地区带来哪些变数？

2015年3月，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电气事业法》等修正案，要求日本9家电力企业在2020年实施发供电业务分离。对于天然气市场，要求天然气零售价格对居民和商业用户全面放开，允许新进入者参与燃气产业链各环节，允许用户自由选择资源供应商。2016年4月1日起的电力零售全面自由化，今年4月，天然气零售亦全面自由化，标志着日本由大型电力公司、大型燃气公司垄断区域零售的时代结束。

正在开放的能源市场中，一改往常燃气公司仅提供天然气，电力公司仅提供电力的常规模式，他们的服务拓展到水、电、气、电视、通信等公用事业行业，市场自由化的大趋势使得主要的大型公用事业公司正在自我转型成综合能源服务公司。对此吉田聪分析道，“用户需要的是服务，他们考虑的是价格合理，服务稳定，具体由谁提供并不重要。因此在过去五年，燃气公司开始扩充其他的服务，比如为家庭居民供热、供电等服务，而电力公司也有相应转型，比如向大用户售卖城市燃气，未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综合能源公司出现。”

在秋田调看来，对已经拥有发电站的燃气公司例如东京燃气、大阪燃气，如果他们能得到很多电力用户，就能消耗更多的天然气，对于这类公司来说是一个优势。而作为电力企业，也可将发电剩余的LNG卖给燃气用户，从而消费剩余供应的天然气。与此同时，用户也获得更多选择。

另一方面，从电价、气价的角度来看，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期间，居民电力零售价下降了5%，燃气价格变化并不明显，吉田聪解释称，与选择手机运营商的套餐一样，价格也取决于用户使用情况。但对电力、燃气的大用户来说，由于这部分市场在90年代中期已经开放，他们已经享受到改革的红利。

目前，日本政府每个月会公布日本十大电力区域的售电转换率，6.7%的电力居民用户即超过400万的用户，已申请更换他们的电力零售商，其中东京地区的供电商更换比率最高，北海道地区次之；而在天然气市场，根据日本燃气协会的调查，约有2%的天然气家庭用户从城市燃气公司转向其他公司。

 

 

即使是在福岛事故后，缺乏自给能源资源的日本并未令能源问题成为影响其经济发展的障碍。他们分析国际国内的经济、能源形势，适时调整能源战略，尤其能源多元化战略、油气储备战略以及利用湾区优势充分调动能源资源的策略更值得中国湾区发展所借鉴。

对比东京湾区，粤港澳湾区的区域面积与常住人口均高于东京湾，但在经济体量与人均GDP等方面还落后于东京湾，有较大提升空间。

但在周牧之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潜力巨大，城市多样性也更丰富，这些都是粤港澳湾区的发展优势。这一区域有香港和广州两个中心城市；同时有平均人口非常年轻、产业活力高的创新城市深圳，以及娱乐产业发达的澳门，其他城市如佛山、东莞、中山、惠州、江门、珠海都各有千秋。“这么大的体量，这么丰富的产业，粤港澳湾区手里有很多好牌，粤港澳湾区的提出可以说是一个迟到的惊喜”，他说。

他补充说道，“关键在于怎么用好这些优势，如何把湾区优势用到极致。二战后日本准确地判断到能利用世界的资源与市场，依托湾区兴建了大工业带，把在湾区发展高现代工业的优势用到了极致，现在产品供应、流通到全世界。1980年代以后，推进国际化、全球化的大都市经济建设，使东京大湾区的知识经济、服务经济、旅游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就了交流交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