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根兄：

你的来信推荐我读《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发表的一篇好文章“除了那些核心技术，我们还缺什么?”。我也收到多位朋友转给我这一文章，有的打上括号“深度好文”。我已经阅读。我理解大家称“好”，大概在于两点：

1.对我国科技现状说了真话;2.指出我国科技落后的三个原因。

我先说说刘亚东的第一点：

关于科技现状，刘亚东说了真话。他说，“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本来是常识，不是问题。”这句话，他说得对。他还说，“国内偏偏有一些人，一会儿说‘新四大发明’，一会儿说‘全面赶超’、‘主体超越’，‘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算得有整有零，说得有鼻子有眼儿。舆论无疑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那些把中国建设成就夸大其词的與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是误国害民。”

刘亚东进一步谈到，“只有认识到差距，才有可能弥补差距，否则我们的中国梦将永远是中国梦。……中兴事件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好就好在它让更多的国人正视了中美科技实力的巨大差距，惊醒梦中人!”

关于科技现状，我还想补充说一些我所了解的当前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的令人着急的现状。

今天的中国科学院与三十年前相比，第一，物质条件大为改善，表现在两个方面：国家投入逐年增加，科研装备比较先进;第二，论文多。可是，大部分经费集中在军工技术项目，少部分才是基础研究和国民经济急需课题。科研人员人自为战，忙于多多发表论文，找关系，跑项目，年轻骨干为买不起房子、为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而苦恼。

今天的高校，教授不愿意到课堂讲课;所做的研究和中科院类似，但求数量而不讲质量。著名大学居然创建和开办六七十个“各类”学院，把知识碎片化了，让学生无所适从，学不到应有的系统知识，打不好基本功。学校不再提倡“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而提倡与领导保持一致，“听话，出活”。

我再说说刘亚东的第二点：

刘亚东提出问题说：“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核心技术亟待攻克?是否有一些共性原因阻碍了我们攻克这些核心技术?”

他的答案是三点：“第一，缺乏科学武装;第二，缺乏工匠精神;第三，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

我认为，他说的三点也的确是阻碍科技发展的原因，但是他说的是技术层面上的因素，还不是主要的共性原因。

要找根本的原因，必须分析现状背后的“所以然”，必须追踪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

请允许我先简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科院的科技发展的历史：

 

一

1956年，中央政府为了系统地引导科学研究为国家建设服务,开始着手制定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坊间称“十二年规划”)。集中了几百名专家学者参加规划编制工作。最后阶段，周恩来总理邀请钱学森负责规划的综合组，综合各方面的建议，最终形成《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综合提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喷气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等12个重点任务;并对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等8个基础学科做出了系统的规划。规划还提出了1956年的4项紧急措施。

钱学森1955年回国以后，联手钱伟长创建了力学研究所，接着钱学森等按“十二年规划”，在中科院内部倡议建立了其他几个新技术研究所，即：原子能所、计算机所、半导体所、电子所和自动化所等。

 

二

但好景不长，紧接着在1957年，展开了整风反右运动。力学所的副所长钱伟长就因为提倡“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分子。当年协助钱学森创建力学所的得力助手朱兆祥也因为去探望副所长钱伟长而被打成“反党分子”。力学所从此，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等历次政治运动中，科学家人人自危。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名存实亡，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也没有为实现规划要求的发展高新技术和基础学科而开展扎实的研究。

 

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0年的结果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科学的命，文革中中科院131位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被打倒，229人遭害致死(据《学习时报》2009年9月29日第3版)，其中就有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先生。

 

四

在文革中，周培源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5000多字的阐述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文章，同时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提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三点建议。周总理在这封信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基础理论研究很重要，并告诫人们对于基础理论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不要像浮云一样，一吹就过去了。后来的事实说明，基础研究就像云一样，一吹就过去了。

 

五

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制定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表彰先进人物，奖励优秀研究成果，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全国上下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常轨道上来，改革开放开始起步。

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了讲话，热烈地欢呼说，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他说，科学是讲求实际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才能发展科学……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他祝愿老一代科学工作者老当益壮，为我国科学事业建新功，为造就新的科学人才做出贡献。

 

六

全国科学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同时还制定了《科学研究主要任务》、《基础科学规划》和《技术科学

规划》。

 

七

赵卢之争

1981年5月，卢嘉锡在学部委员大会上当选为中科院院长。这是迄今中科院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民选院长”。卢院长为中科院的改革和建设倾注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推动科学院从行政领导为主向学术领导为主过渡，实行所长负责制;对科研工作实行分类管理，创立了开放研究实验室制度;同时多方开展横向合作等。尽管他努力组织科技人员到生产实践中寻找科学研究课题，但是还是遭到赵紫阳总理的严厉批评，说中国科学院没有进入国民经济主战场。卢嘉锡不畏强权，据理力争地辩说，我们进了主战场，但是，不是你说的主战场。中科院的主要任务是科学研究，寻求科学规律，撰写科学论文;我们不是产业部门，不生产产品。在卢嘉锡的心目中，完成《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基础科学规划》和《技术科学

规划》是中国科学院的主要任务。反观此前三十年的历史，中科院一直在上级“急功近利”的主导下，帮助产业部门解决一些零碎的技术问题。《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都不了了之。

 

八

既然中科院院长不听总理的指挥，那换院长是简单的办法。接下来的三任院长努力寻求中国科学院的出路。

 

九

80年代晚期，中科院领导考虑到中央的财政困难，说要学习中央推出的“一国两制”，中科院实施“一院两制”——“以开发养科研”，发动和鼓励各个研究所兴办了许多公司。同时，把全院的“技术系统”也解散了。

有两个典型案例来说明“以开发养科研”对中科院造成了大破坏：

一个是力学研究所。1990年的一天，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领导宣布改制，不再采用研究室编制，而采用面向技术开发的联队编制，联队内设立开发公司，研究工作要结合开发;同时宣布解散力学所最活跃的三个研究室：钱学森创建的“物理力学研究室”，郭永怀创建的“电磁流体力学和等离子体力学力学研究室”，以及郑哲敏创建的“爆炸力学研究室”。

另一个是中国当代科技改革史上所谓“著名的儿子管老子”事件，即1994年，中科院委托联想公司对计算所实施企业化管理，由柳传志兼任计算所所长。计算所大部分员工认为，联想对计算所的企业化管理不仅无助于所里的科研，反而造成负面影响。计算所的科技形势每况愈下，几乎垮台。仅仅半年后，联想“抛弃”了计算所。1999年10月，中科院重新作出决定，回复从事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的国家研究所——计算所，可是人员大部分已经流失，损失惨重。夏培肃院士当时表示，计算所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直系属于中科院的国立研究机构，而绝非市场行为。2009年院领导坦承，当年“联想管计算所”是错误的。

 

十

90年代晚期，中科院领导提出改革口号“知识创新工程”，主要内容有：中关村住宅大拆迁，改建为商用楼，争取把世界“500强”总部尽可能吸引到中关村来，以求“市场换技术”;让2/3资深研究员下岗，为年轻人让位和增加报酬;实施定量化的绩效考核制度(论文篇数创收金额)。尤其是，这样的绩效考核制度还祸害了全国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从此，追求数量放弃质量，科研质量急剧下降，抄袭伪作盛行。2001年，《Nature》发表社论“China’sHopesandHypes”,提醒中国防止假冒伪劣。

 

十一

新世纪以来，中科院领导依然跳不出功利主义旋涡怪圈，以论文篇数创收金额的绩效考核标准，使整个中科院泥菩萨过河，朝不保夕。

 

十二

不久前，郑哲敏在《学习时报2017.12.27》上发表了“从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谈起”，阐明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呼吁研究技术科学(工程科学)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队，应主要承担研究和发展技术科学的任务。研究重点应当是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服务的研究项目，如生命科学和(家园)环境科学，而不只是军工技术。

纵观以上历史事实，阻碍科技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清楚的。

自从1949年起，直到现在，我们国家从上到下，始终不懂什么是科学，特别是不懂什么是工程科学(国内习惯称为“技术科学”);始终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科学家。一系列政治运动是打击科学家的，扼杀了科学家的(个性化)的创造性。不能认为钱学森、郭永怀和郑哲敏缺乏科学武装、工匠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情怀。如果再不从源头上彻底整改，刘亚东所说的三个缺乏还会继续下去，“核心技术”也不会凭空产生。试想：没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创新何来!

森根兄，上面说的只是基于我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子的经历和经验，可能是片面的，还望得到你的指教。

庆明2018.7.5

 

 

 

今年4月中兴事件爆发后，《科技日报》刊发了“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的系列文章，反响很大，观察者网也曾转载。

6月21日下午，《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的科学传播沙龙上做了主题演讲。他解释该报做这一系列报道的意义是，他认为公众有必要了解更多的东西，尤其应该知道，我国还有很多地方还“受制于人”。

他还详细分析了阻碍我国攻克这些核心技术的共性原因：缺乏科学武装、工匠精神以及持之以恒的情怀。他指出，中国要建成现代化强国，仍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目前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全文如下：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同事，下午好！

2018年4月16日，中兴事件的新闻在网上爆棚。三天以后，4月19日，《科技日报》一版头条强势推出新专栏“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开篇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为引题，报道了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所需要的顶级光刻机方面的落后状况。

我在新媒体上推介了这个栏目和这篇报道，很多朋友和新闻同行都评论说，《科技日报》这组报道策划得很及时。我很“谦虚”地回复人家：不是很及时，是很超前！

事实上，今年三月“两会”一过，《科技日报》就开始策划和组织这组报道，当时的舆论氛围还是“厉害了我的国”。《科技日报》认为，公众有必要了解更多的东西，尤其应该知道，“我的国”也有不“厉害”的地方，甚至还受制于人！

由于想把开栏篇打造成“样板间”，我们毙了好几篇稿子，有些稿子还在反复修改和打磨，以至于这个栏目迟迟没有推出，直到中兴事件爆发。到今天为止，这个栏目已经推出29期。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对各个行业的29项卡脖子技术做了报道。社会反响之强烈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作为《科技日报》总编辑，我感到很自豪。因为《科技日报》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以个性化声音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正确引导了社会舆论，体现了《科技日报》的使命和担当。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举世瞩目的成绩当然值得肯定，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差距和不足。我们今天一些喜大普奔的科技成就，比如大飞机，人家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了。我们今天一些正在苦苦攻关的重大项目，比如载人登月，美国1969年就已大功告成，明年整整50年。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差距。

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本来是常识，不是问题。

可是，国内偏偏有一些人，一会儿说“新四大发明”，一会儿说“全面赶超”、“主体超越”，“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还算得有整有零，说得有鼻子有眼儿。明明是在别人的地基上盖了房子，非说自己有完全、永久产权。如果只是鼓舞士气也就罢了，可麻烦的是，发出这些论调的人忽悠了领导，忽悠了公众，甚至忽悠了自己，这就成了问题。

上周我访问日本，和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签了一个合作协议。我在JST见到了一个人，叫冲村宪树，他是前文部省次官，现任JST首席研究员。

冲村对中国非常友好。他说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很快就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美国，所以日本应该和中国搞好关系。

我说，你的结论正确，但前面说得不符合实际。我告诉他，中国要建成现代化强国，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冲村不同意我这个说法。由于他不会说英语，我们的交流是通过日语翻译，效率比较低，所以到最后我也没能说服他。

冲村的观点在日本很有代表性。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都是这样看待中国的。我们的舆论无疑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否认，这些为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那些把中国建设成就夸大其词的與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是误国害民。

只有认识到差距，才有可能弥补差距，否则我们的中国梦将永远是中国梦。就像《礼记·中庸》所说，闻过而终礼，知耻而后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兴事件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好就好在它让更多的国人正视了中美科技实力的巨大差距，惊醒梦中人！

《科技日报》“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栏目要长期办下去，因为有太多的卡脖子技术让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不能扬眉吐气。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核心技术亟待攻克？是否有一些共性原因阻碍了我们攻克这些核心技术？我想是的。今天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缺乏科学武装。

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它们之间有联系。正是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引，才阻碍了我们的技术发展和进步。

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而没有科学传统。技术发明靠的是经验的积累，或许还有灵机一动；而科学发现则是建立在系统研究和专业训练的基础上。有人说我们有四大发明。我告诉你，四大发明属于技术范畴，它不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创新和突破，跟科学没有半毛钱关系。

比如指南针，我们的先人只知道它很有用，迷不了路，找得着家。没有去研究磁场、磁力线，也不懂得导体切割磁力线时会产生电流，更推导不出麦克斯韦方程。比如火药，我们的先人只满足于它能爆炸的事实，只知道一硝二磺三木炭，而没有深入探讨它的化学和物理机理，所以才止步于黑色火药，没能研发出黄色炸药。有人说，我们祖先发明了火药，所以才有了后来工业和军事上用的炸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黄色炸药和黑色火药没什么关系。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求甚解，这些倾向今天也在严重影响我们的技术发展和进步。离开科学的指引，技术的发展注定不会走得久远。

 

第二，缺乏工匠精神。

去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档节目《大国工匠》，我几乎每集都看了。拍得很好，下了功夫。问题是相对于我们13亿人口，这些大国工匠实在太少了，太稀缺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瞧不起匠人的。从我们对很多职业的称谓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什么剃头匠，泥瓦匠，小炉匠，很多教师自嘲，管自己叫教书匠……

轻视操作，轻视实践。孟子就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6月20日，科技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海洋调查一线难觅学科带头人身影”，讲的是海洋调查的某个航次上，16名科研人员中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只有一人。

学科带头人都说，学生去了，我就不去了。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

不久前我访问德国，在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参观了中德轨道交通联合研发中心的创新工厂。我在工厂里看到，很多人穿着工装在一丝不苟、非常专注地工作。我本来以为他们都是工人，后来一打听，原来都是工程师！我想，正是凭藉这种务实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德国人生产出了莱卡相机、奔驰汽车、克虏伯大炮等，创造了“德国制造”的品牌价值。

第三，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

浮躁和浮夸是中国科技界流行的瘟疫，而且至少已经持续了20年。我们很多科技工作者耐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总想走捷径，弯道超车。

我不喜欢“弯道超车”这个词儿。除非你车里有毒品，警察追你，要不干嘛弯道超车呢？总结别人的经验，吸取别人的教训，少走弯路，这是对的，也是应该做的。

但在更多情形下，“弯道超车”是个伪命题，往往成了投机取巧的代名词。弯道超车走直线，就意味着别人走曲线，别人都比你傻，这可能吗？很多实践已经证明，弯道超车行不通。

比如说研发航空发动机，要通过大量实验数据的积累，不断总结、完善、调整、提高，最终才能生产出一款好的产品。要弯道超车的话，我们可以搞到一台别人的不那么先进的航空发动机，照葫芦画瓢，山寨出“八九不离十”的产品。可今后要改进提高，增强性能，你还能做得到吗？

“三跑并存”的提法是对的，但它不是现在的事情。1965年，我们的科学家就实现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在当时绝对是世界领先。1964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1966年我们有了核导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半个世纪前，我们就“三跑并存”。

所以，不谈比例和构成，“三跑并存”的说法就失去了意义。最近在“三跑并存”后面又加了一句“跟跑为主”，这就实事求是了。

此外，目前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上个月我看到美国媒体的一篇报道，美国的F135型航空发动机经过改进，其推力竟然达到22吨。稍微有一点航空发动机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数字。听了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但着急也没有用。我们寄望于从事航空发动机研发的科技工作者能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尽快把高性能国产航空发动机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