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召开“事实与智库为何重要”研讨会。与会专家表示，当前一些国家政府呈现“向内转”趋势，退出国际合作。在这一关键时刻，各国科研界更应承担起维系知识分享和政策合作纽带的责任，为应对当今世界的共同挑战作出贡献。

　　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詹姆斯·G. 麦甘（James G. McGann）表示，目前，一个全球性的“智库共同体”正在形成，各机构正深入参与当地的政策议程。智库在针对具体问题向政府和公众提供信息、协助政策制定等方面表现出色，但对智库的价值及“智库共同体”的思考还不足。麦甘认为，智库仍需要做出巨大的适应、创新、转变，尤其是克服数字鸿沟，这将是未来决定智库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肯尼斯·R.韦恩斯坦（Kenneth R. Weinstein）表示，美国许多智库的工作中存在着“回声室效应”，即人们倾向于寻找能够验证自己已有想法的信息，从而导致相似的观念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被反复传播和加强；与此同时，精英阶层公信力衰退，民粹主义上升，这种对比在欧洲国家同样明显。政策界现处于一个与以往都不同的、极不稳定的时刻，这更凸显了智库的重要性，也为智库带来巨大的机遇。就美国而言，自由贸易、税收制度、盟友关系等问题都是智库参与研究的重大政策议题。另外，国际化元素在智库“产业”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我在工作早餐或午餐时会见的外国官员远多于本国智库同僚，有时比我在华盛顿特区会见的任何其他人都多。”韦恩斯坦说。

　　法国智库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主席托马斯·戈马特（Thomas Gomart）说，在西方国家，智库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产业”，例如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16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成立于1921年、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成立于1910年；这个“产业”正经历着内外部的转变。一方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智库近些年发展迅速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它们的自我定义和运作模式与欧美智库未必相同。在这样的背景差异下双方如何互动？另一方面，思想产业（idea industry，包括智库、企业研究院、以促进创意传播与交流为宗旨的媒体平台或活动项目等）蓬勃发展，传统智库在某些方面却有倒退趋势。同时，思想产业内部存在极化现象，特别是在美国，“旋转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人员双向流动）的活跃或使极化政治观点得到加强，影响公共政策和社会思潮。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R.艾伦（John R. Allen）也认为增强国际化意识和能力有助于智库在21世纪更好地发挥作用，与其他国家智库建立密切关系对本国外交政策制定尤其有益。新兴经济体智库的兴起对欧美国家来讲不是威胁，而是智库“产业”的新力量，值得西方关注和了解。艾伦告诉本报记者，提升国际化水平是布鲁金斯学会接下来的一个发展重点，布鲁金斯学会已与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中国机构展开了较密切的交流合作，双方都期待未来取得更多成果。戈马特对本报记者说，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在积极推进与中国智库的合作，例如2014年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签署了双方机构合作备忘录。

　　意大利智库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执行副主席兼主任保罗·马格利（Paolo Magri）谈到，在意大利等非“第一梯队”发达国家，智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有被边缘化之势。好消息是，在政策出台之前，智库仍拥有建言献策的一席之地，但有两个情况令人不安。第一，决策人是谁？有时，新上任的领导者是智库和公众都不熟悉的，例如意大利的新政府或两年前就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第二，决策是如何作出的？短期民意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在增加，在民粹主义抬头的当下，民意显得格外重要。因此，智库需要向民众“主动出击”，特别是要思考如何触及新受众。现今，与智库竞争影响力的是政治激进分子、利益团体、民间“意见领袖”，甚至是在网络上分享吸睛内容的普通人。马格利举了一个例子：他和同事精心制作的一个关于移民的视频在网上发布后得到了8万个“赞”，当他高兴地向亲戚家的孩子展示时，十几岁的少年指给他另一个视频，“我的朋友用个人电脑制作的，收到250万个‘赞’”。智库还需走出自己的“小天地”，了解民众的真实想法和状态。

　　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主席保罗·塞伦（Paul Salem）提出，在研究成果宣传方面，智库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公众，即使是那些了解背景情况、经常获取相关信息的人，都陷在自己的“叙事”理念中，事实乃至许多关于事实的理论像掉进黑洞一样沉入这些“叙事”里。很多时候，主要事实是人尽皆知的，只是细节上有差异，争论的根源并非事实而是“叙事”，人们几乎可以将任何事实整合进自己已经形成的“叙事”里。因此，智库若想更广泛地传播研究成果、提高影响力，需要做的远不止是拍视频、发“推特”、熟练运用新媒体，而是改变人们的“叙事”，更好地“讲故事”，这是极为艰难的工作。塞伦表示，他在华盛顿特区生活了五年，即使在这个信息发达、汇聚了多家智库的城市，依然有许多人“巧妙”地将事实融入自己已有的观念体系之中，很难撼动他们的任何立场。

　　美国智库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主席莎拉·罗森·沃泰尔（Sarah Rosen Wartell）说，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事实”愈发重要，我们需要通过事实来理解自己的处境和面对的问题，设计解决方案，了解外部世界，衡量和评估政策措施的效果，向公共行为主体问责。智库的职责是基于事实证据推动变革，但今日的“变化制造者”更加多样化。在美国，“变化制造者”过去以联邦政府或大型全国性机构为主，现在“变化”很多时候产生于政府其他层级（县、州或特定地区）且超出了公共部门的范围。例如，股东利益不再是企业的唯一关注点，商业人士日益成为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需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商业模式下解决社会问题、履行社会使命。对于智库而言，“变化制造者”不仅是“观众”“听众”，更是加速变革的合作伙伴，智库工作者不能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向这些伙伴讲述事实是什么、应该怎么做，而应去主动了解对方想要开展怎样的变革、问题是什么，据此提供咨询建议，进而形成一个持续性的学习圈（learning cycle）。在沃泰尔看来，智库工作的难度或许增大了，但发挥影响力的机遇也更多了，如果囿于旧有的运作模式，就很难抓住这些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