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登苗；转自：历史与秩序；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第63-74页《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的来源、构成及原因初探》）

现当代最具创造性的华人科学家应是美籍华裔科学家。这当然是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美国，其浓厚的经济、发达的教育和良好的学术氛围所致。但是，如果我们仅把目光停留在美国而忽视了华人自身的因素，甚或根据一般的成材规律，人们就自然会产生这样的联想：既然华裔科学工作者能在美国如鱼得水，那么，土生土长的美籍华裔比外来华人移民不是更能成为著名的科学家吗？

可统计的结果却却相反——六十三位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既不是以土生土长的、具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为主体，更不是以其它国家赴美定居的华人占优势，而几乎是清一色的从中国(含港、台、澳，下同)去的知识移民及其后裔。

也可以说，迄今为止，仅靠在美国积累的、土生土长的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限本文统计的，下同）一个也没有出现。同样，从东南亚等世界各地赴美的华人移民及后代中，也没产生过这样的人物。即使由港、台赴美后成名的科学家，八成是1949年前随父母离开大陆的，在港、台土生土长的也很少。笔者拟从学者孕育需要代际积累的角度，对这些现象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来源及构成

 

1、统计对象。

由于目前尚无这方面的现成资料，故本文的研究对象由以下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世界顶尖的十一位美籍华裔科学家。他们分别是：

诺贝尔奖获得者：

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琨；

沃尔夫数学奖得主：

陈省身、丘成桐(也是菲尔兹奖得主)，以及素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的核物理学家吴健雄。

第二部分，是《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中国科学院主编，科学出版社1991～1994年版，以下该书简称《传记》）收录的三十位美籍华裔科学家。

第三部分，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的三十一位美籍华裔(见中国科学院网站)。

第四部分，是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中的十五位美籍华裔(见中国工程院网站)。

排除重复者，实际统计对象为六十三人。

由于《传记》所收的是1990年前成名的科学家，而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外籍院士(他们基本上也是美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以最近几十年做出重大科学成果者为主体，则本文讨论的对象基本上囊括了现当代最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

 

2、主要来源。

在六十三位美籍华裔科学家中，有六十人是中国去的知识移民(大都是留学生或访问学者转变)。

其中，

来自大陆的二十六人(全部是1949年前出去的，其中一人在南非读完本科后赴美)；

台湾的二十三人；

香港的八人(内有二人1950年由大陆来港)。

另由新西兰、加拿大转道的各一人，一人(张永山)何时何地赴美不详。

在美国出生的只有丁肇中、朱棣文、钱永健等三人。

其中，丁肇中是1934-1935年其母王隽英与父丁观海留学美国时怀孕的。丁父先期回国，其母1936年生下丁肇中，并于三个月后独自把他带回中国。此后至二十岁前，丁一直生活在中国。

真正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仅存朱棣文、钱永健俩人。

而朱棣文的父亲朱汝瑾、钱永健的父亲钱学榘(钱学森的堂兄弟)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留美，后在那里定居的科学家。

概言之，六十三位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几乎全部出自从中国去的知识移民及其后裔。

 

3、具体构成

出生地区。

在六十个非美国出生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中，他们的出生地分布如下：

中国大陆五十二人，占87%；

台湾五人；

香港、澳门、新加坡各一人。

这说明，他们的“根”主要在大陆。且他们的祖籍，多数属清代教育发达的州县，又几乎都出自书香门弟或有产者家庭。

出生时段。

根据相关特征，我们把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的出生时间划分四个时段，具体分布如下：

1897-1909年四人；

1910-1925年二十人；

1926-1940年二十七人；

1941-1952年十二人。

教育背景。

赴美前，大陆本科(含肄业或同等学历)毕业的二十二人，其中研究生八人；

台湾本科毕业的十九人，其中研究生二人；

香港本科毕业的四人，其中由本港和德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各一人。

在国内接受本科教育的合计四十五人，正好占六十人中的四分之三(这至少说明留学并非越早越好)，其中研究生十人、博士生一人。

本科教育由英国完成的二人、南非完成的一人。

其余的十五人(含丁肇中、朱棣文、钱永健)，在美国修完本科至博士的学业(其中钱永健的博士学位是在英国完成的)。

在十八位由国外取得本科学位的，又有十三人在国内完成高中学业(含自学)、一人接受了小学教育，一人(张永山)不详。

由此可见，若按接受教育的年份计，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绝大多数主要在中国接受教育。

同时，有十人是国内以教授身份去美国发展、定居的。六十三位科学家，除了二位（林同炎、贝律铭）获硕士学位外，其余都是博士出身。

这表明，高学历是华人在美国科学界立足的必备条件。

同时，他们修完各级学业时，都明显地比同时代的学子要来得年轻。如至少有十六人在二十岁及以前本科毕业。这也显示，天赋或少年得志并保证学习的连续性，是他们成为自然科学家的一个特征。

 

二、成因分析

 

两战后，华人在美国科学界的崛起，大大提升了华人在美国乃至世界上的形象。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对邓xp说过：“华裔人数之少，与其对这个国家贡献之大，不成比例”。就此，我们只要对在美华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与美籍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数及美国公民的获奖总数做一比较，再附以公认的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概率最高的美国犹太人的相关数据，就能体会到卡特的“不成比例”之含义。

1926-1980年的半个多世纪里(成材与获奖都有时间差)，在美华人大概占美国总人口的0.2%，美国犹太人约占全美人口的3%，是华人的15倍。

1926-2011年，美国公民共有二百四十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出生或生活在1926-1980年的美国华人至今共有7.5人(高锟是英/美双重国籍，计0.5人)获奖，占总数的3.1%；同一时段，美国犹太人获奖人数在70-80人之间，约是华人的十倍。

由此推知，美籍华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概率不仅远远高于美国人的平均数，在特定条件下比较，甚至还超过了犹太人。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同样出乎意料的是，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几乎全部出自从中国去的知识移民及其后裔！

何以如此？

这就得从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和科学家们自身的人文背景两方面进行考察。

1、华人在美国的简单回顾。

华人规模性地移民美国，始自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之后。根据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和华人在美的实际境遇，学术界一般把华人移民美国划分为四个阶段：

1849-1881年的自由移民时期；

1882-1943年的排华时期；

1944-1965年的限制移民时期；

1966年至今的平等移民时期。

在自由移民时期，华人在美的人口增长较快，从最初的年移民数百人，到高峰期的数万人，扣除回流部分，到1880年，在美华人已超过了十万。正当华人以更多的数量进入美国时，受经济危机和种族主义等影响，美国欣起了排华浪潮，并于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其主要内容是：十年之内禁止华人劳工进入美国；不允许华人入籍为美国公民。此后，美国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排华法律，执行至1940年代初。

六十余年的排华法令与制约性的移民政策，对中国移民及华裔产生了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地理分布和居住模式孤立局限、就业与教育备受歧视等后果。但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移民数量的不断下降，华人人口(主要靠自然繁衍)徘徊不前，甚至减少。

二战时，包括居美华人在内的中华民族全民族的积极抗战，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更是改变了在美华人的命运。

1943年，中国政府向美国及时提出废除1882年以来的《排华法案》，第一FR宋美龄的访美又促进了事态的进展。出于战略结盟和打击法西斯的需要，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0月11日向国会呼吁废除《排华法案》，于同年底获得通过并生效。该法律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废除了1882年以来的所有排华法令和相关的排华条款；

第二，每年给中国一百零五名的移民配额(后又增加到二百零五名)；

第三，允许合法进入美国的华人入籍美国。

废除《排华法案》和同意在美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标志着美利坚的国门再次为华人开启。但区区一二百人的名额，毕竟仅是象征性的，当时的美国政府也并不打算在移民问题上让中国人分享欧裔白人所享有的待遇。故在1943-1965年，真正按配额移民美国的华人也仅数千人而已。但此期有两批特殊移民的人数及其作用不可小觑。

1945年底，美国国会通过“战时新娘法案”，使六千多名华人妇女以美国军人妻子的资格入美，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华人在美的性别结构，男女比例渐趋正常，从而加速了核心家庭与士生华人的增长，也使华人在美更能安居乐业。

此外，在1940年代末的中国新旧政权更替之际，曾有较多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和外交工作人员滞留美国，同一时段和50年代初期还有更多的避至美国的所谓“政治难民”。

美国在1952年通过的麦加伦——华而特难民与国籍法案，使得三万多名上述华人及其家属获准定居美国。“这些人中，大约有五千多人是当时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其他则是原中国社会的上层人士，包括高级军方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外交人员、大资本家和企业家以及其他上流社会成员。

这一批移民大多是非广东省籍，凭着强大的经济和人际资本实力，克服初到美国语言文化上的障碍，在美国中产阶级的郊区落户”，使得华人第一次群体性地置身于美国主流社会。

此外，从1954年开始，台湾地区每年有两三千人到美国留学，直至1980年前，这批留学生的多数在美国定居了，这进一步改变了华人在美的社会结构和地位。

1965年，在民权运动的推动和美、苏人才竞争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国会通过了《移民法修订案》，消除了过去移民法中种族、国籍歧视的传统立场，确立了以家庭团聚和技术移民优先的两大方针，这使华人双重获利。

正是该法案，华人才得以大量进入美国。如1960年美国华人才23.7万，可至1980年就达到81.2万。此后，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华人移民美国的势头更猛。不过，由于本文重点比较的是1965年前出生在美国的华裔，或1980年前来美的华人，故最近三十年来华人移民美国的情况不再赘述。

2、土生华人与知识移民代际积累的比较。

在自由移民时期，来美的华人男性人口占到90%，为数不多的妇女又大多以卖笑为生。排华时期进入美国的华人妇女更少，而美国的社会与法律又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故早期这种单身的、“寄居性”的华人移民，在美国缺乏组建家庭的条件。所以，在第一代(1850-1875)和第二代(1876-1900)中前期的移民中，几乎没有土生的华人，那也就谈不上华人子女的教育。“这意味着，华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融入美国文化的时间被耽误了”。

不过，即使排华时期，华人中的外交官、商人、访问学者、留学生及旅游者仍可来美。故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上述人员及华工中的幸运者在内，华人家庭逐渐出现，土生华人也开始增多。

同时，由于入美移民的减少，使土生华人在美国华人中的比例稳步上升。如土生华人比例，1890年仅占0.7%，到1900年上升至9.3%。此后每十年约递增10%，到1940年土生华人首次过半。

可是，尽管按照美国法律，土生华人可享有一切公民权利。但与其父母一样，他们在接受教育等方面仍受到歧视。始而不能入公立学校读书，继而也只能接受隔离的公共教育。种族隔离下的少数民族教育，客观条件差，教育质量低。当时华人接受教育的年限也普遍少于美国人。

1940年，在二十五岁以上的华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到2%(此后的二十年里，几乎增加了二十倍)。这种排斥与种族隔离政策持续到1940年代。在此期间，华人的就业也备受歧视。他们先期大多干的是采矿、筑路等繁重的体力活儿；排华后则集中在洗衣、餐饮等两大服务行业。即使受过较多教育的，也很难在主流社会谋取与学历相当的职业，乃至出现在美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回到国内谋生的情景。

也就是说，前三代约1850-1925年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几乎不具备成为著名学者的条件；他们与祖国来的留美学生或知识移民不存在可比性。

随着1943年《排华法案》的废除，特别是1947年种族隔离教育政策的终止，华人在美的教育环境和工作条件也相应地改善。一般地说，每个人求学路上最重要的阶段是大学本科教育。那么，我们由1947年上溯，把比较的土生华人的出生上限设定在1926年，亦即第四代在美华人的开端。因为从法律或理论上说，1926年后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在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上已无种族上的障碍。

因此，本文择取1926年后出生的两拨人——土生的美国华裔与外来（一般指中国来的，含台、港、澳）的华人移民进行比较。

由于成材与出成果的周期，他们的出生下限都划到1965年；外来华人移美的时间截止到1980年。

大家知道，不同阶段华人在美国的土生比例分别是：

1920年30.1%、1930年41.2%、1940年51.9%、1950年53.0%、1960年60.5%、1970年53.1%，1980年36.7%[14]。

我们由此设定1926-1980年在美华人土生比例平均为50%。

但应该注意的是，外来华人的平均年龄要比土生的大，则同一时期移民接受教育的年限自然要比土生的来得长，他们成功的机会（时间）也多；又由于1965年后土生的华人至今成为著名科学家的时间还不充分，而1966-1980年来美华人中的知识移民，却具备了这个条件。

不过，外来的华人移民人口中，也包括了大量的从东南亚等世界各地赴美的华人。如上世纪70年代末，仅从越南涌入美国的华人难民就达10余万，这些移民的经济、文化等层次，都不会太高。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假设，1926-1965年间土生的美国华人与1926年后出生、并从1980年前来美的华人移民相比，他们出著名科学家的概率为4：6，即十分之四为土生华人，十分之六为外来华人[15]。

数据表明，1926年后出生的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有三十九人，如果根据以上的概率换算，土生与移民的比例应为16：23。可统计的结果是3：36，与预设的大相径庭。而由前所揭，土生三人內的丁肇中，虽属土生，但不是“土长”；而朱棣文、钱永健俩人，都系第四代来美的知识移民的后人。

换句话说，迄今为止，仅靠在美国积累的、土生土长的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一个也没有出现，简直是匪夷所思！

同样，从东南亚等世界各地赴美的华人移民及后代中，也没有产生过这样的人物。而其他领域，如实业界、政界、艺术界、体育界等，完全在美土生土长的重量级美籍华裔，早已涌现[16]。

通常看来，在美国生存与发展，举凡政治、社会、文化、法律、语言、地理、社区、生活、风俗、同化、交际、适应等方方面面，土生的美国华人要比外来的移民占优势。

当然，从经济上评估，1940-1960年代(主要是这一阶段)的知识、经济、政治移民，总体上要比土生的华裔占优势，因为他们大都出于旧中国的上层家庭。

然而，直至70年代后期，外国出生的华人尽管“和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有相同的学历和优越条件，但前者的工资收入仍比后者要低1/4”[17]，也即土生华裔个人收入上的优势(也应是职业优势)，在相当程度上可抵消他们的父辈在经济上的劣势。

我们认为，从外层扫描，知识移民与土生华裔比较，唯一绝对的优势可能是他们接受过良好的中小学教育(特别是1940-1960年段)，因为，知识移民在当时国内(包括大陆、台湾、香港)上的几乎都是优质的中小学，而土生华人那时在美国大都还没有这个福份。

此外，知识移民作为原统治阶级和社会名流的子女，在美国还有较广的人脉。但在异域他乡，知识移民的这些优势不足以能在整体上改变比较的权重。故我们认为，按一般的成功轨迹去判断，在科学事业上的博奕，土生华裔应占据优势或与外来华人旗鼓相当，至少不该被后者甩在老远。

那么，何以诠释土生华裔几乎“全军覆灭”这一客观事实呢？我们认为，如果从世界人才史特别是中国人才史的角度去探究，这一疑团并不难揭开。

据笔者对我国宋以降，尤其是明清的专家学者研究中发现了两个规律性的东西。

一是明清的专家学者集中产生在教育发达的地区。一个县级以上教育发达地区的形成，一般需要上百年以上的积累；一个地区在文化上升过程中，出的人才类型先后常常是科举人才→仕宦人物→学者；一个地区从教育勃兴到著名学者的产生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另是学者一般产生在前人已为他创造了条件的书香、富贵或破落之家，几乎没有其他家庭。无数的案例表明，一个学者需要一个家庭或家族数代人、上百年的接力，且多数人需要父系、母系双方的接力。这种接力，既是经济的积累，更是文化的薪传；既是先天、遗传的，更是后天营造的，包括人脉的构建。

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个赤贫之家的男孩，通过他本人的努力可以致富，也有可能成为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甚或谋求霸业，唯独很难成为学者尤其是著名的学者。

“一代难以成为学者”是本人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学者(包括六百多位中国现代科学家)三十年观察的结论[18]。

事实上，数百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出生地区与家庭类型也基本如此。若没有这两个“百年”条件，学者难以产生。

现在，我们来探寻早期赴美华人的出生地及其他们的经济文化背景。

至少是前三代(1850-1925)去美的华工，绝大多数来自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其中，60%来自广州府的台山县(1914年前为新宁县)。宋以降，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不断南移，到清后期，珠江三角洲业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

然而，珠江三角洲乃至广东省，只是广州府一枝独秀，即使辖14个县的广州府内部，发展也极不平衡。如作为府治的南海、番禺及附近的顺德，已堪比苏杭；可相对边缘的丛化、龙门、新宁、增城、清远、新安、花县等县还属于比较落后甚至很落后的地区。

若以最能体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进士的多寡来衡量，有清一代新宁县只出了六个进士(南海、番禺、顺德、清远、丛化、龙门的人数分别是137、120、129、3、2、2)，约是全国平均水平(16人)的三分之一、广东省平均水平(11.2人)的二分之一、广州府平均水平的(41.4人)七分之一[19]。

史料显示，清末的台山是一个人口众多(1853年就有人口68万)、土地贫瘠、全年生产的粮食只能养活三分之一人口的贫困县[20]。为了生存和发展，台山人不得不另谋生计。可他们若去广州、香港等地经商，都不占优势。于是，位处南海的台山人，当他们较早地获悉加州发现金矿的消息后，就大批地跨洋去碰运气了。

关于早期赴美打工者的社会阶层和地位，笔者同意近几年的不是“最底层”的说法[21]。因为，若去的是“最底层”，谁为他们提供或担保不菲的川资？相反，较高的阶层也用不着去冒这个险，更不愿来美活受罪。我认为，最初来美的华工是一群身体健康、比较聪明、性格外向、有人缘、能吃苦、受过一点教育，又不满足于现状的社会下层。

由此可见，早期华人大多来自沿海比较落后的地区和比较贫穷、受教育不多的家庭。假设历史给他们机会，如在美国能享有欧洲白人移民那样的待遇，部分人有可能在一代内成功。

但是，来自这样的地区和家庭的群体，即使成功，前二代一般也只能是经济和政治上的，想在学术上有较大的作为，通常要等到三代及以后。

更何况他们遭到了美国历史上任何移民都未曾遇到的最严重的歧视和暴力，使第一代华人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在美发财致富；第二、三代也生活在社会最低层。与美国白人或其他族裔通婚的，对方一般也不会是上层子女。

所以，二战后，虽然在第四代土生华人中有数以万计的青年人进入美国高校，但他们只是家庭、家族中的第一代大学生，考进名牌大学的不会太多，撑握的是谋生的技能而不是治学的基础，一般不会对学术感兴趣，也没有多少人会把科学当作献身的职业。

严格地说，包括商人子弟在内的第四代土生华人，鲜有人出生在书香家庭的，至于父、母系都是门第的，更是寥若晨星。

相反，1940-1970年代来的新移民，也许平生第一次踏上北美大陆，众多的恐怕是他们家庭、家族中的第一代移民。

但是，与早期华工大多来源于台山为主的相对落后的粤地和贫穷、缺少文化的家庭不同，40年代的移民，不仅大多来自全国教育发的地区或新兴的港口城市，而且基本上出生于旧中国的精英家庭；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前的移民，他们虽然从台湾，香港启航，但背景与前者大同小异。

以本文统计的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来说，绝大多数出生在书香之家。如1948年赴美的杰出的光化学家杨念祖(1928-2008)，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前清进士。许多家庭还是父母双方都是书香之家，如吴健雄、李政道，丁肇中、高琨、田长霖等家庭。

同样，那两个硕果仅存的土生土长的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朱棣文、钱永健，不仅是第四代来美的知识移民的后人，他们的父亲都是有影响的科学家，而且他们的母亲也都出自精英家庭和名牌大学。而有如此文化背景的家庭，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完全土生土长的华裔中，能找出几例？

概而言之，拥有书香家庭的多少和层次，是土生华人和华人新移民中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分布极端悬殊的根本原因。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长期的排华政策对华人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的最形象的反映吧？

从本质上讲，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的人并无优劣之分，人人生而平等。但任何民族都各有特点是客观存在的，各地区、各阶层接受教育的时间与条件也是有差异的，这些特点和差异自然会反映在出人才前后、类型与层次上。

事实上，即使在美国，类似华人内部人才分布不平衡的情况也绝非个别。例如，目前美国黑人的学历和文化水平远低于白人，美国(也是全世界)至今尚无黑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同样是黑人，大学教授、科学家、学者、工程师，又被少量的内战前的“自由的有色人”后裔和有“黑人犹太人”之称的——西印度群岛人所垄断。

这些都与美国黑人规模性地接受教育迟——到了内战以后，此后又长期饱尝所谓的“隔离但平等”的教育政策之苦，以及黑人内部获得自由和涉及独立生产的迟早，并主要由此带来的接受教育的先后与条件不同所致[22]。这不是与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的来源、构成及原因有很大的相似性吗？

 

三、余论

 

百年树人。本文的研究表明，尖端人才的培养是内因与外因、个人与环境、家庭与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长期以来，我们对此缺乏了解，甚至与规律对着干。

如千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常识告诉我们：专家和学者基本上产自有经济、有文化积累的家庭。可曾几何时，“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逻辑左右了我们的思维，热衷于一切推倒重来，什么传统、累积、师承、薪传、条件，统统都不要了。

更无知、倒退的是，在人的代际关系上，搞株连九族，恨不得都叫原精英阶层都“断子绝孙”。可殊不知，新中国鲜有学术大师，正是这“断子”与“绝孙”的理论和实践所付出的代价！

同时，我们在人才研究中，也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如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对美国的教育不屑一顾，连留美归国的学生也受到冷落。可当华人科学家在美国取得非常成功后，鲜有人去洞察华人科学家自身的因素，忽略了我们民族长期的积累、整体的努力和作用。因为，既然华裔科学工作者能在美国如鱼得水，那么，为何直到现在，仅靠在美国积累的、土生土长的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一个也没有产生呢？这也提示我们，对美国华人从“难以同化的民族”到“模范族裔”的中国背景，还需更深的挖掘，对海外华人中的重要的人才现象的回顾与总结都有待提高，乃至前瞻。

1965年美国“新移民政策”的推行，尤其是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华人如潮水般涌入美国。截止今天，在美华人已超过四百万，赴美华人的来源、年龄、职业、身份、目的，极为广泛、庞杂与花样。美籍华人的人才类型、层次较为齐全，科学家队伍颇为壮宽，华人已成为美国学历最高的群体之一。

然而，似乎扬眉吐气、欣欣向荣之际，我们不安地看到，美国华裔学人中的一流人才不仅没有与整体同步增长，而且，绝对数似乎也在减少，抑或存在着断裂的隐患。我们担心，当代中国大陆顶尖科学人才断层的现象，很可能会在美国华人中“复制”。

美国华裔人才史，实则也是千年中华、特别是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和变迁的一个折射。我们从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出现的轨迹和趋势中，就可领略中华民族的历史沧桑。

根据出生时间、接受教育及出国前后等情况，我们把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划分成三批来透析、比较。

第一批是1949年前大学毕业(主要在国内接受教育)后赴美的，包括陈省身、吴健雄、杨振宁、李政道等二十六人。

其中1897-1909年出生的四人，1910-1925年出生的十九人，1926-1928年出生的三人。

第二批是1925-1940年出生，主要由台港赴美的，包括高琨、丁肇中、李远哲、崔琦等二十五人。

第三批是1941-1965(实则1941-1952)年出生，也主要由台港赴美的，包括朱棣文、丘成桐、钱永健等十二人。

第二批与第三批实则是一代人的事，之所以区分，是为了分析他们分布的趋势。

若剔除1897-1909年出生的4人，那么，我们会发现三批的人数是两头少中间多；十一个科学巨匠的分布是4：4：3，比较均匀。

但这仅是从纯美籍华裔来展示的，如果充分考虑到1949年前的留美学生和访问学者中，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学人（他们大都在1925年前出生）在建国前后回国，其中又不乏钱学森，华罗庚、邓稼先等大师和名家，那么，我们看到的将是这样的景象：

在美国接受教育或工作后成功的华人（含回国的），无论是大师还是著名科学家都呈下降趋势，且隐现了断裂的迹象。

因为1952年后，也即近一个甲子内出生的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还没有。当然，这里有成果被社会承认需要一个过程、统计对象的标准还不尽人意[23]，以及科学家出成果的周期在推迟已成世界性的现象等因素，但这都不是主要原因。

因为，在自然科学领域，至五十岁基本上过了出成果的高峰期。如当代十三个（含钱学森、陶哲轩）顶尖华人科学家，有十人功成名就时的年龄为三十一至五十岁。

那么，如何诠释这一看似反常的现象呢？在这篇短文里，笔者仅从教育和代际的角度，做一简单的讨论。

1949年前出去，确切地说，1935-1949年的留美学生(包括回国的)，为何至今仍代表着当代华人科学界的最高水平呢？

我们初步认为，这首先要肯定民国的教育，尤其是民国的高等教育是相当成功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与水平是和国际接轨的，否则，华人科学家怎能仅仅在一代人(约1940-1970)的时间内，在强手如林的美国崛起呢？

其次，是全民族的力量。

民国时代，虽然留美的学生不到2万人，但他们是以全中国四万万同胞为基石的，是从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挑选的精英，是举国之力。

第三，说明那个时代留学生选拔的科学与公正，断不会因阶层或家庭的出身受牵连[24]，真正做到了唯才是举。

还有，“改朝换代”后，“遗民”在学术上发愤图強是我国的一个传统。如(明末)清初、(清末)民初，都在遗民群体中出现过一批大师。

对1949年前出走的原上流社会，特别是对那些厌倦了政治的世家子弟来说，在学术上出人头地往往成为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追求。而杨振宁、李政道的成功，尤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遗撼的是，这些因素，尤其是“举国之力”之原委，是以往所忽视的，无意之中，白白给美国拣了便宜——人们几乎都归功于美国的教育与用人体制，这对我国我族是不公平的。

客观地说，就培养学者而言，短暂的民国是中国人才史上的一坐高峰。

当然，此高峰并不是仅靠一代人砌成的，她是千年中华经百代的传承而堆积的，这样的高峰一旦形成一般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可十分遗憾的是，中国大陆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1949年后的前十七年，以及“问革”中都对“书香家庭”的垄断者——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问革”中也包括了新贵）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

可另一方面，解放前夕，原民国时代的达官贵人，包括中高级的军方、政界、外交人员，较大的资本家、企业家、地主，部分中高级知识分子和白领，以及其他上流社会成员，即凡可以出走而想出走者并走的了的，基本上都携家眷到了台湾、香港及美国等海外，使千年累积的精英阶层、家庭如漏网之鱼——得到了一定的延续。

第二、三批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绝大都数就是这些出走的原中国上层人物的后代。如毛河光、何毓琦等乃将门之子[25]；而吴瑞、钱煦、萨支唐、张立纲等的家父，皆为大学校长或著名学者。

所以，我们认为，第二、三批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是民国形成的人才高峰的自然延续。他们的成功，可谓是举“半国之力”。不过，到了第三批，发展的势头已不那么强盛了。

笔者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理论，坚信横向流动是正常社会人才流动的“主旋律”，但这并不等于说代际积累的越久越好，否则，学者就局限于几个家族、地区，不存在人才的社会流动，科学也难有进步了。

中国历史上虽有“钱氏”这样人才辈出的家族，但这毕竟是个案。绝大多数成功家庭、家族，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26]。

限于资料，我们很难得出积累几代出学者概率最高的结论。但印象中，多数著名的学者产生在有二、三代积累的家庭、家族，也即家庭、家族上升至第三、四代时出学者的概率较高。

又由于一个国家、地区、族裔的人才一般是呈金字塔结构的，其塔尘的高度取决于底边的宽度。就一个跨国的移民、特别是较大的移民族裔来说，若要在他国保持人才优势，除了先期的移民继续努力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GUO、母族输送的移民的数量和质量。

民国时代上层人物的多数家庭是从清季开始上升的，至今已积累了数代，作为个体，许多家庭、家族他们今后在美国还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民族智力的某种象征，她的巅峰时代已经结束。

当然，如果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后，移民和留学政策不变，优质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在美华裔的学术人才理应一代胜过一代。但问题是，1949年后的近三十年内，大陆几乎停止了向美国移民和派遣留学生，这如同流入大海中的江河，当上流或干流枯渴时，仅靠支流水源的补充，其下流的径流量就可想而知。

如果说，第一批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是“举国之力”而得，第二、三批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是“举半国之力”乃成，那么，1949年后的近三十年内，虽然美籍华人的总数一直在增加，但1950年代初以后，挑选优秀的学术“苗子”的余地反而在逐步减少，到了第六代(1976-2000)在美华人伊始时，中国去的移民腹地恐怕只有一个“省”的范围了，那么，出尖端人才的概率就会下降。这些分析与推理，我们都可在本文的相关研究中得到实证。

第一，如上所揭，在美华裔无论是大师还是著名科学家，他们的人数都出现了下降趋势。

第二，第一批美籍华裔科学家，没有一人出生在台、港；尽管第二、三批三十七个华裔科学家中，除了两个在美国土生土长，其余几乎都从台湾、香港赴美的，但这批人八成来自大陆，台湾出生的只有五人，香港、澳门出生的各一人，台、港、澳合计七人，仅占总数的二成。

这说明，1949年前大陆来台湾、香港的原上流人物的子女中，“读书种子”明显多于本地人。

可当民国精英阶层及后人作为整体，其文化高潮过去时，主要靠台湾、香港输送的移民，是很难同“举国之力”、“举半国之力”而成的那几代美籍华裔科学家比肩的。

第三，顶尖华人科学家离中华主体渐行渐远。

在十三个顶尖华人科学家中，有九人出生在1940年前，他们除丁肇中外，其余8人都出生在大陆和台湾，并基本上在中国接受教育。可在1940年后出生的四人中，除了丘成桐在大陆出生几个月后来到香港，并在那里接受教育，其他三人(朱文棣、钱永健、陶哲轩)，无论出生地还是所受教育，都与大陆和台湾无关了。

这一方面说明，一流华裔科学家的人数似乎在减少，另一方面，也隐现了一流美籍华裔科学家会发生断裂的迹象，因为，钱永健后，六十年来类似人物还未现身，而此前四十年(1911-1951)内出生的，这样的人物有过十人。前面说过，这里的主要原因是不能用时间差来解释的。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认为，在美华人留学生和美籍华裔科学家群体，若要取得民国那代学人的辉煌，有待中华民族的大本营——大陆“问革”结束后的新移民的到来。

但由于“双重断裂”，在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1978-1984)留美学生中，出大师的可能性已很小，也即在大陆1940-1960年出生的一代身上，将出现一次中华文明的“断裂”；无论海内还是海外——这代人将处于现、当代中国人才史上的一个低谷。

可令人欣慰的是，大陆1960年代后出生、受过系统的教育并于1985年后赴美的留学生中，已出现了一批跻身于美国科学院院士群的华裔科学家，这似乎预示着百废待新后华人（民族主体）科学大师的提前到来。

但要形成规模，扬出威力，达到并超越民国那代，恐怕还要积累数代；如果乐观地预测，这一盛况会在2050年前后再现。时离上一次政权的隆替，将整整一百年！真乃百年树人也！

本文得到了杨玉圣教授、周尧雲先生、王清毅研究员的指正，在此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