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源自：澎湃新闻《《海国图志》在日本》2017.12】

1841年6月，林则徐因中英交涉之事被贬谪革职，与魏源在京口（今镇江）相逢。寒暄之余，林氏将其在广东编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等资料全数交予魏源，嘱托他编辑、补充与整理，以期尽早刊行，举开化国民之事功。

魏源不负林氏所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广泛收集外国文献和著述，编纂辑录，终经三修乃定成《海国图志》一书。此书于1842年12月编就，共50卷，计约50余万字；1843年5月正式在扬州公开发行；1847年5月重新增订为60卷本之后再行出版；1852年，魏源又将之增补为百卷，于次年刊行。《海国图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先进科学技术，是当时国内针对西方最精详的一部“百科全书”。

然而墙内开花墙外香，《海国图志》原生于中国而受益于日本，它对“幕末”日本的开国入欧诸事，可谓影响深远。

 

传入日本

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序言中开宗明义：“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但实际上，《海国图志》在当时清朝知识界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更遑论与政治运动结合了。

姚莹曾说魏源编撰出版《海国图志》后的遭遇：“举世讳言之，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谈《海国图志》几乎蔚为士林之禁忌。到了民国时期刘师培也认为，“世之饰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乐从魏、包之后乎”，无疑是一种单纯立足经学传承的评判。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界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颇有深意地指出：

“魏氏又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其书在今日，不过束阁复瓿之价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

由此可知，梁氏认为日本尊王攘夷、锐意维新的思想至少部分源自于《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传入日本的过程颇有几分传奇色彩。自江户时代始，由于天主教的传播威胁到了本土文化根基，1633年至1639年幕府连续发布了五道锁国令，日本正式进入了闭关锁国时代。同时实施严格的“禁教”政策，涉及基督教的书籍禁止传入和民间私藏，更不允许贸易。当时日本只保留长崎一口与外界联系，1692年幕府在长崎下设“书物改役”一职，专司调查境外传来的书籍中是否有基督教的内容，没有基督教内容的书籍方可输入。

大约在1851年，《海国图志》首次由中国商船亥二号带入日本港口，共计三册，是1847年出版的六十卷本暨魏源修订的第二版。负责检查进口书籍内容的长崎官员向井兼哲（书物改役）发觉书内有介绍基督教的文字后，以违禁品名义将其没收。在向井兼哲的货物底账中如此记录：“此项内有御禁制文句，向井外记为此向御役所报告，御所令全部交出。向井外记于子十一月十八日告知商人，并将信函附于账籍之上。”

然而正是这次意外地克扣促成了《海国图志》在日本的流传。被港口官役查禁的三册书，分别被“御文库御用”、“学问所御用”及幕府老中牧野忠雄取去。1852年中国商船子二号又带入一部，由于仍属违禁书籍之故，为长崎会所负责保管。

日本社会与西方世界交流的加快，一部分日本学人开始“留意夷情”，德川幕府亦开始重视对西方世界的探求。而《海国图志》对西方诸国政治、地理与民情等基本情况的介绍，认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满足了幕府及各藩了解西方的需求。特别是1853年黑船（くろふね）事件后，德川幕府改变了以往的方针，不再视《海国图志》为禁书，正式批准该书可以公开发售。到了1854年，中国船主陶梅和姚洪通过商船寅一号共带来《海国图志》十五部，被官方征去七部，剩下八部得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之后被批准进口。

除了知识阶层的推崇与传播，一些捕获到商机的书商对《海国图志》的翻刻、改译也提高了其影响力，仅仅1854-1856年，翻刻版本就达二十余种。1854年，日本学者盐谷宕阴和箕作阮甫在其出版的《翻刊海国图志》二卷二册训点版时说：“此书为客岁清商所舶载，左卫门尉川路君（即川路圣谟）获之，谓其有用之书也，命余翻刊。原刻不甚精，颇多讹字，使予校之。其土地品物名称，则津山箕作摩西（即箕作阮甫）注详音于行间。”这应是日本知识分子最早对《海国图志》进行的一次编改。

此后，各种版本的《海国图志》纷纷面世，有《海国图志夷情备采》、《海国图志国地总论》、《海国图志筹海篇译解》、《翻刻海国图志英吉利国》、《翻刻海国图志普鲁士国》、《海国图志佛兰西总记》、《海国图志俄罗斯总记》、《美利哥总记和解》等名目。其中，加注假名、训读符和翻译简本，被称为“和解本”。鉴于此，甚至有人认为此时乃日本的“《海国图志》时代”。

《海国图志》在日本社会的受欢迎程度也可以从其价格变动体现出来。在1851年和1852年，其售价是130目；到了1854年该书已经涨价至180目；1859年的价格更是惊人，提高至436目，可见日本对这部书的欢迎程度以及供求之反差。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记载，《海国图志》“到了江户则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日本学者大谷敏夫指出《海国图志》乃“成为幕末日本了解列强实力的必备文献，供作随手翻查之用”。

 

《海国图志》与“幕末”思想界革命

《海国图志》为何在日本如此受欢迎？这与日本“幕末”思想界革命有关。

《海国图志》传入日本时，传统的儒家学者在朱子学、阳明学的思维框架下，亦建立起类似于中国“天下”、“华夷”的世界认识体系。在鸦片战争中，清朝被英国打败，其实是出乎日本意料的，同时亦催生了日本的危机意识。

1841年，幕府老中水野忠邦去信给经世官僚川路圣谟，认为中英开战“虽属外国之事,亦即我国之鉴”，并多次谈到“唇亡齿寒，我国虽全盛，亦非晏然自佚之时”。时任水户藩藩主的德川奇昭对清廷之速败极为震惊，实际上许多日本人都以为“清国无论如何乃以重要之大国，夷狄不敢轻易问津”，德川奇昭认为，“最近谣传清国战争，人心浮动，如果确有其事，则任何事情，均可置诸不问，唯有全心全意致力武备耳。鉴于清国战争情况，急应公布天下，拖延日光参拜，以日光参拜经费为武备之用”。日本各藩领主这种远见无疑促使他们加快了对域外探求的脚步。

1853年美国佩里叩关事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催化因素。1854年《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签订后，西欧强国接踵而至，企图通过武力将日本纳入自己的殖民体系内。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各藩及思想界急切需要了解西方知识，而魏源的《海国图志》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经世学家广獭旭庄在其评论集《九桂草堂随笔》中称赞：“《圣武记》、《海国图志》，均为有用之书，无可伦比。”当时在日本的金泽、福井、出石、田边、神户、延冈、武雄、伊势、度会等地的学馆私塾，《海国图志》曾被选作为课本进行教学。诗人梁川星岩曾描述自己读了《海国图志》以后的情况：“忽然摩眼起快读，落手邵阳筹海篇。”

魏源《海国图志》的传入，对日本了解“夷形夷情”、加强海防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大槻祯评价《海国图志》时说，“其叙海外各国之夷情，未有如此书之详悉者也”。杉木达在《美理哥总计和解》跋中不吝赞美之词：“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无所知之幕末人士，其功实不可没也。”当时的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为了增加对英国的了解，购《海国图志》备用。后不久萨英之战爆发，《海国图志》便成了萨摩藩的必读之书。

《海国图志》在日本“幕末”时期的传播，影响了幕末许多政治家的学说，有力地促进日本思想界的革命。井上清在其《日本现代史》第1卷中，对于《海国图志》一书在日本传播世界知识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幕府末期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经由中国输入的文献所学到的西洋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并不比经过荷兰所学到的有何逊色”；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也认为：“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读之而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则源有以发其机也”。甚至，横井小楠等人的思想起了革命，摒弃陈说，倾向于“开国主义”，亦是读了《海国图志》后所催动的。

日本著名开国论者吉田松阴在1854年11月22日写给其兄衫梅太郎的信中称赞：“林则徐同魏源二人皆为有志之士，特别精通‘蟹行书’（介绍西洋之书因横行书写文字，故被称为蟹行书）。”1855年，学者赖醇在《海国图志训译》序中也说：“清魏默深《海国图志》六十卷，纂述赅博，择取而用之，其于海卫边备，必有裨益者矣。”他期望《海国图志》能够全部译出刊行，务必“使海内尽得观之，庶乎其为我边备之一助矣”。此书在知识阶层中流播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1856年，吉田松阴在长州藩正式开办了“松下村塾”，培养了大批有志门生。他读过《海国图志》以后，高度评价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学说，并加以改造，教授给其门生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在吉田的引导与影响下，日本走上了以“开国”应对西方冲击的道路，正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脉相承、相得益彰。鉴于此，安井息轩甚至推崇《海国图志》是“虽圣人复起，其必有所取焉”的不二之作。

“幕末”时期日本思想界的变动相当激烈。总体来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打破了日本思想界原有的华夷观，为之后日本大规模学习西方奠定了一定基础，也成为明治维新“开国论”、“尊王攘夷”思想的渊源。有日本学者将《海国图志》比作“幕末决定日本前进道路的指南针”，虽有谬赞夸大之处，但绝非无中生有。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日本在近代的强势崛起，绝不仅仅是因为一本《海国图志》那么简单。曾有论者谓：说日本崛起是因为一本《海国图志》，则无疑是“小儿之言”，明显的“以夏变夷”之论了。东亚国家的近代化是一个系统性过程，内因是动力，而外力仅仅是条件而已。我们切不可拿着所谓民族自尊心，而不顾历史事实，随意附会。尤其令人唏嘘的是，《海国图志》一书在清（中）日两国的浮沉流传，也侧面昭示着两国不久后迥异的走向与民族命运。

 

第二篇

《海国图志》的力量

 

【源自：百度-记忆中的往事《震撼！你知道《海国图志》的力量有多强大？》2018-03】

 

一：传说中的中国法宝

自从鸦片战争后一声炮响，号称天朝的大清王朝，对外战争的主旋律就成了一个词：挨揍！

但虽说挨揍的是大清，但经常感到疼的，却只有清政府。

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杀到哪里，好奇围观群众就常跟到哪里。

二次鸦片战争的情况更雷，英法联军刚杀进北京，京郊群众都热情高涨的抢了圆明园。

这座万园之园与其说是被烧光，不如说是被老百姓捡洋捞似的拆光。

如此奇特景象，也无怪英国政府会这样为侵略行为辩解：我们只是替他们的老百姓去教训一下清政府。

为啥会这样奇特，归根结底还是教科书里那句大实话：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得人心。但饶是如此，却真有一场战败，结结实实到了举国沉痛的地步：甲午中日战争。

这场战争败的有多沉痛？不但朝野一片愤怒，民间更满满哀鸿。赔上老脸跑去马关屈辱求和的李鸿章，刚回到天津就被沿街老秀才扔烂苹果。李鸿章的老部下，退休在家欢度晚年的原台湾巡抚刘铭传，更是气得呕血数升，含恨离世。

《马关条约》

是年京城科举大考，上千爱国学子更拼上功名不要，集体罢考请愿，只求大清变法自强，演出了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热血澎湃的“公车上书”事件。就连那年月“下九流”的梨园艺人们，也都各种悲愤。

昆曲名丑杨鸣玉的一幅绝命对联尤其名流千古：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比起一二次鸦片战争丧权辱国后，清廷举国上下依旧不可救药的自大麻木，甲午战败，却真真正正令举国各行业阶层集体悲痛。不但因为被打的惨，赔的钱多（两万万白银），割的地盘太多（台湾澎湖列岛），被生生狠斩了一刀。

可比这肉痛更不甘的，却是心痛：为什么我们会败给日本？

自从一二次鸦片战争耻辱战败后，虽说举国麻木依旧，但知耻的清政府，其实也很勇：三十年洋务运动，一群洋务名臣自强求富的口号震天响，卖力建工厂造洋炮练新兵。

像号称亚洲第一的汉阳铁厂和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全是账面上的辉煌成果。

谁知甲午开战，所谓辉煌成果，从海战到陆战，齐刷刷败得干脆。这就好比一个曾被流氓欺负的苦孩子，三十年里卧薪尝胆，苦修武功，总算练出一身漂亮肌肉。

刚刚自我感觉良好，却还没等到一雪前耻，就被邻家昔日看不上眼的小弟黑虎掏心打翻，没愈合的伤口上，活活给补上深深一刀。才知道先前的漂亮功夫，全是虚胖。

如此痛彻心扉，以至于大清当时，着实举国追问：为什么？

相关的原因，从中国到日本的专家，都总结了很多。以至于直到今天的课堂上，还是中学历史考试的重点。

但有一个日本人总结的离奇原因，却一直说的不多。

早在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前，日本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就坚定认为日本一定会赢：因为捡到了一件来自中国的绝世法宝。

而当代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同样也持这观点：日本能够成为近代亚洲唯一一个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首先要归功于这件法宝。

这个传说中的宝贝，正是中国清代思想家魏源写就的一本奇书：《海国图志》。

区区一本书，会有多大的杀伤力？日本人的回忆是：相当巨大。

 

二：机缘巧合的到来

日本人与《海国图志》的缘分，起自1851年长崎港的深夜。

这一天的具体日子，日本各种史料说法各异。但发生的事情，却堪称鸡毛蒜皮：一艘来自中国的商船，在长崎港被日本海关工作人员查出了违禁货物。虽经一番争吵交涉，却还是被严格执法，全数没收。

但是在相当多日本史学家甚至政治家眼里：这个时日不可考的小事，却是日本历史浴火重生的开始。因为那批被查禁的货物中，就有三本《海国图志》。

在日本海关工作人员眼里，这本书记录的内容，都是外国稀奇古怪的事，好些语句还十分大逆不道，连日本人当时像妖怪一样看的天主教都夸，简直非主流。作者魏源，虽说是个举人，可比起当时日本人熟悉的中国名家，真个也叫不入流。

这样一本毫无亮点的处理书，起初日本人也没在意，照规矩充公了事。

谁知奇特的事情，却接二连三的发生了。

从这一夜开始，这本看似普通的书，仿佛一块包藏神奇力量的魔法石般，开始源源不断的爆发强大的魅力。从政府工作人员，到上流社会的贵族，乃至是民间的武士学者，但凡识字的日本人，只要拿过来随便翻几眼，立刻就被深深的吸引住，然后疯狂的为之痴迷。

于是这本普通的书，起先只是在贵族圈里悄悄流传，后来竟火热传遍，各阶层的日本人更是奔走相告，人人都要先睹为快。但凡有点关系门路的，都是不惜千金托关系走门路，就为能借来看几眼。很快就有了手抄本，在民间静悄悄的流传。

更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劈波斩浪偷渡中国，只为求得一本正品原版。

等着三年以后，又一艘中国商船造访长崎港，又被海关人员一口气查出了二十多本。但比起上次的如狼似虎，这次日本海关的态度，却是格外恭敬温暖：开个价吧，政府收购了。

因为一直禁这书的日本幕府，此刻终于想开了：民间越传越热，怎么禁也禁不住。还不如政府直接引进翻译，总算也能大赚一笔。

于是，日本官方翻译的日语版《海国图志》，正式出版发行，果然一上市就引发火热抢购潮，没多久就被抢购一空。之后的五十年里，先后再版的十次，价格连年飙升，却依然怎么卖怎么活，轻轻松松就把钱挣。堪称整个十九世纪历史上，日本的天价畅销书。

而在当时一代日本精英心中，这本书更意味着珍贵的成长记忆。比如前面说到的佐久间象山，自从幸运买到一本，就终生捧读不辍，几年里陆续写了二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成为整个明治维新时代奉为至宝的珍贵资料。

而且一边学习，还不忘了深情表白，时常隔空对着千里之外的魏源发个感慨，说我就是你在日本的知音。

至于在日本大名鼎鼎的坂本龙马，当年知道这书时，还是个十来岁学剑道的毛孩子，就为了能抢先看一眼，竟就勇敢的和师兄相约决斗。后来日俄战争中把俄国舰队打得灰飞烟灭的东乡平八郞，年轻时就为排队抢购一本这书，回家路上悲催遇到大雨，当场淋成落汤鸡。

就连当年远赴欧美留学的第一代大清留学生们，对这事也都有惊讶的记忆：北洋水师的那批留学管带们，都清楚的记得那些同吃同住的日本同学们，几乎人手一本《海国图志》，吃饭时都会认真翻开。仔细一打听，竟然是个中国人写的。

以明治维新时代另一位日本牛人吉田松阴的说法，正是这本书，不但激励了一代日本人为国家奋斗的决心，更帮助日本人找到了一条奋斗的道路。

看看日本的历史大事，就知道此言不虚：从倒幕运动到明治维新，一群日本精英们卖力奋斗，他们的角色行业身份不同，但从横井小楠到伊藤博文，有一点却相同：《海国图志》的铁杆粉。

这本书在日本的火热程度，现代人看几部日剧就能熟悉：在各种反映日本近代生活和大事件的日本电视剧中，捧着一本《海国图志》纵论古今，是电视剧中时常出现的桥段，也是那时日本人的流行风尚。在这个历史问题上，他们十分认账。

认账的原因，是因为无可否认的铁的事实：这本看似怪异的书中，珍藏着让日本崛起的强大力量。

 

三：梁启超的悲愤

《海国图志》的力量有多强大？

或许打个金庸小说的比喻就知道：宋朝官员黄裳，在帮助宋徽宗整理天下道家经典的时候，竟能触类旁通，写就一本天下无敌的武功秘籍《九阴真经》。

《海国图志》的写就，正是这个武侠故事的真实版。扮演“黄裳”这个角色的，正是作者魏源。

说起这书的写作缘起，更是满满都是泪：一场鸦片战争，令大清割地赔款，战场上败的完全狼狈。可深重国耻，也应运而生了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今天知名度极高的，自然是林则徐。

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林则徐看世界的水平，也非常有限。对世界各国文化的认知，有些也处于非常可笑的地步，甚至闹出了看过英国人走正步，就以为英国人天生残疾，腿脚不能屈伸的笑话。说是放眼看世界，只是睁开了半只眼。

而继他的志向，真正完全睁开眼睛的，却是他昔日的幕僚魏源。痛心大清战败的林则徐，在发配充军的前夜，曾约魏源长谈，更将自己未曾编纂完成的《四洲志》等资料尽数托付：放眼看世界的事，接下来看你了。

而作为林则徐的知己好友，魏源同样也是个不简单的人物，此人一直精于谋划，眼光精到。因此从林则徐销烟到裕谦抗英，都曾将他引为心腹。但也正因如此，鸦片战争的悲惨现场，他也看了个遍，老友的托付，更最终坚定了他一个筹谋许久的信念：写一本痛定思痛的书。

他要写的，不是志怪读物，更不是猎奇小说，而是一本真正包罗万象，涵盖世界各主要国家人文地理知识乃至制度文化的百科全书。

放在当时的中国，这绝对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资料极其匮乏，翻译十分困难，连私下学个外语都要办罪。耗时耗力无人喝彩，反而有可能招来奇祸。但千难万难，魏源还是坚持做了下去，不止因为林则徐的嘱托，更因为一个共同的理想：师夷长技以制夷！

历经十一年各种白眼挫折困顿，他终于成功了。这本心血的结晶，就是《海国图志》。

顺便说一句，这本书的资料基础，来自林则徐的《四洲志》，后来为之出版作序的，更有洋务运动领军人物左宗棠。这是那一代放眼看世界中国人的集体心血。

这本书的内容有多强大？

首先是信息量丰富，介绍了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沿革与制度文明。

不但资料过硬，还有同时期西方主要地理著述引用，更兼文字内容十分生动，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写成，还生怕读者看不懂，又配备了八十多张珍贵插图。

如此图文并茂，因此连粗通汉字的日本人，都能轻松看懂，以至登陆日本，就迅速火热。

而它最大的价值，却不仅仅是好读。而是真正为读者，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窗口。

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这本书的中心思想，也十分的明确：要想战胜对手，就要知道对手到底为什么强大。因此整本书讲的最透彻的，也正是这件事，从各国的政治制度到经济模式，全都讲得十分透彻。堪称是一本内容质量过硬且通俗易懂的19世纪全球治国宝典。

如此宝典，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更好比干旱中最温润的及时雨。当时的日本，还在乖乖做小弟的年月，而且和正被洋人欺负得鼻青脸肿的大清比起来，更可以说难兄难弟。

大清悲催的事，放在日本都能找到垫背。一样曾经闭关锁国，也一样被洋人用军舰大炮打开了国门，逼着签了一堆不平等条约。

更一样有一群仁人志士，十分愤懑不平。但未来究竟该怎么做，却是一片两眼一抹黑。

正是在这个日本人集体眼黑的年月，《海国图志》的到来，真正为他们点亮了灯。日本人通过这本书，看到了一个全新生动的世界，看到了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文化，坚定了学习的信念。

而在一批日本留学生远赴重洋的路途上，《海国图志》更成为行路指南，好些日本精英走了万里路，却一直带着这本书。

横井小楠更直言不讳：日本近代对外开放的思想，首先正来自海国图志的支撑。

而对于整个明治维新来说，《海国图志》的价值，那更是无比强大。不仅仅是这场维新运动的骨干们，多是这本书的忠实读者。明治维新从工业发展到商业运营等各方面的重大国策，更完全来自对这本书观点的照抄照搬。

在学习这本书的问题上，日本人不但非常积极，更十分着急，以粉丝之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话说：中国都写出了《海国图志》了，咱不加速行吗？

事实证明，这件事情上，日本人真的白着急了。

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写作中，做了各种修订。最终的百卷经典版本，直到他过世那年才完成。而后，他甚至没有看到百卷本的上市，就带着遗憾去世。

但是像《九阴真经》流传江湖，引发你死我活的战斗不同，《海国图志》在中国的反响，却是清清冷冷。一共印了几千本，三年才卖出了一本。

销量冷清不说，喊杀声却不断，好些守旧的大儒们，甚至还恶毒攻击，说要像秦始皇焚书坑儒一般，把这书完全查禁烧掉。而这书的大清粉丝左宗棠，对这事才能无奈的说：《海国图志》写了二十年，中国根本没变样。

于是惨淡的销量下，商家也不断挥泪清仓甩卖，清来清去，给清到了日本。

但清到日本的后果，却是三十年后，大清自己的苦果。意外清仓的后果，却是三十年后的苦果。炮声隆隆的甲午战争里，《海国图志》铁杆粉丝伊藤博文担任首相的日本，把大清打得惨败。

后来伊藤博文高调访华，被求教中国该怎样向日本学习，还不忘了哭笑不得的补刀：问我干啥？看《海国图志》去。

直到此时此刻，清朝人才知道，他们白白闲置了一件怎样强大的宝。

如梁启超那句心塞的呐喊：大清自己走宝，却益了日本。

而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一直以来清朝政府统治阶级的盲目自大，让国人的思想局限性加剧，让中国在变强的路上越走越远。

 

第三篇

日本人真的需要《海国图志》来认识世界吗

 

【源自：豆瓣—Gladstone《日本人真的需要《海国图志》来认识世界吗》2019.02】

好像不需要。只有好奇的心被锁上，那才是真正的锁国。

从我们能接触到的网文说起,

鸦片战争后，1842年，魏源编成宏篇巨著《海国图志》，这本书在中国备受冷遇，被列为“禁书”，其思想也被斥为异端邪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却大受欢迎。这本世界地理历史百科全书给尚处于锁国的日本人开了眼界，无数武士第一次知道世界之大，开始走上维新之路。《海国图志》是明治维新的头号功臣。

但事实是

..不需要，..“在18世纪末，日本是除西方世界外最了解欧洲的国家”..日本人，对于其中的地理知识似乎不感兴趣，他们热衷的是海国图志的另一部分

1839年，林则徐赴任广州。这位敬业的钦差大臣深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上任后立即四处搜罗有关强敌英吉利的情报，“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1】。这是一个典型的，在封建专制的官僚体系下的高效运作案例。作为一群优秀的中国官僚，林则徐和他的同僚们出色的完成了这个工作。

林则徐工作的成果是为其主持编译的不足九万字的《四洲志》。后来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进一步搜罗其他资料，最终著成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本质上是一部有关西方世界的百科全书，介绍了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状况，包括80幅全新的世界地图。《海国图志》在1842年写成时只有50卷，几经扩充，十年后达100卷，实属鸿篇巨制。

除了历史地理内容外，魏源作了一些政治评价，比如他对西方民主代议制的称赞——“可垂奕万世而无弊”。不过，作为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魏源最着想的还是国家社稷，他在《海国图志》的第一、二卷《筹海篇》中很明确地告诉了读者这部著作的志向——抵抗侵略，方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拜我国近代史的书写方法所赐，也因为每个人的民族荣誉感，《海国图志》被相当多的人描述成了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故事——这本切合时代潮流的世界地理历史著作在祖国备受冷遇，而在日本却大受欢迎，维新志士们因为这本书走上了维新之路，《海国图志》是“明治维新的功臣”。

就像百度给大家推送的这样，但这实乃严重夸大。日本人不需要作为世界地理历史著作的《海国图志》，因为当时日本人对西方的了解远在中国人之上，他们有自己的世界地理志，幕府关心世界事务，个别日本人因意外远赴重洋，带来了关于国外的知识.....明治维新不起于1868年。

 

无人问津的墙内花

据统计，在1842年50卷成书到1852年100卷本问世的这十年中，中国境内的《海国图志》所刊印的只有6版，流传数量只有千余册，且仅限于沿海地区。不过这并不意味完全没有人看过，毕竟我们现在能看到不少读过《海国图志》的官员留下的各种评价。

更何况，分量如此之重的巨著成为畅销书本来就不现实。

还有一种形态的《海国图志》不应忽略。据1847年9月广州出版的英文《中国丛报》说，尽管书店里不见《海国图志》的踪迹，但清政府摘取了其部分内容做成了某种“内部资料”，发放给各级官员阅览，”目的在使他们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时，能做到心中有数。”【2】可见尽管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没被认同，但是北京或许还是意识到了《海国图志》作为一本地理著作的意义。

中国商人的嗅觉也许更灵敏。自鸦片战争爆发后，不安的日本人四处搜罗中英之战的各种信息。中国商人是出色的情报提供者。自1840年-1844年，来长崎贸易的中国商人为幕府提供的有关鸦片战争的唐风说书共计19件，及时且详细【3】。我们可以猜测，尽管官员书生们对于《海国图志》不感冒，但是五口通商的那些中国商人们也许一定需要《海国图志》，而且他们想到了，日本人也需要《海国图志》。于是，在1851年，三部《海国图志》被中国商船亥二号带入日本【4】。

 

墙外花

长崎海关的“书物改役”向井兼哲发现了《海国图志》中有关基督教的文字，根据《天保镇压西学令》，这三部书被长崎奉行所没收，但不予销毁，而是分别被幕府官方学术机构“御文库御用”、“学问所御用”及幕府老中牧野忠雄取走【5】。

德川幕府锁国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忌惮于基督教在日本强大的传播力。在战国时代的日本，基督教信众百万，不少大名都是信徒。由于早期的西方书籍往往于基督教挂钩，无论是科技还是历史类书，想不出现“天主”两字都难，因此这也阻碍了日本的知识汲取。（不过别担心，我们下面会看到日本官方和民间是如何规避的）

1852年，中国商船子二号又带来一部《海国图志》，移交长崎奉行所保管。1854年，两位中国商人通过商船寅一号带来15部。这时黑船已经叩响日本大门，幕府觉得将其继续列为禁书已经没有必要，于是自己拿走了七部，剩下的八部投放到了市场。

《海国图志》立即受到市场热捧，知识分子趋之若鹜，书商也不断加印。供不应求，价格也水涨船高，从1851年的130目到了1859年的436目【6】。据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的统计，1854年-1856年，市面上翻印出版的《海国图志》有21种之多（包括一盗版），远远超过中国。

这些版本大部分出现于1854年，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畅销的秘密

在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过，《海国图志》作为一部分量极大的著作，成为畅销书并不可能，那么在日本的畅销是否有一个真相呢？

真相就是，日本书商卖的这些《海国图志》都属于“节选”。引用一位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日本翻刻本的特征有二，“一是翻刻卷目远远少于原书，二是魏源在原书种占主要篇幅的地理知识部分未被系统翻刻，而《筹海篇》《澳门月报》等非地理内容却有多种版本的翻刻本。”【7】

日本书商对于《海国图志》的翻刻基本是在翻刻其中的海防外交内容，即《筹海篇》、《澳门月报》以及《夷情备考》。这第一个是魏源自己的海防思想，后两个是林则徐等人在广州搞到的一手情报。此外，《海国图志》中的《炮台图说》《火药制法》《攻船水雷图说》等有关军事科技的内容也是翻刻的重点对象。

至于少数翻刻的地理内容，也以英国、美国、俄罗斯、印度为重，一个是世界头号强国，一个刚刚叩开日本国门，一个自18世纪就和日本在北方四岛频繁接触，一个是沦为殖民地的”后果“。除此之外还有普鲁士、法国的两个选本。魏源在《海国图志》里编进了几十个国家，而日本人关心的仅有寥寥六国。

可见，日本人对于《海国图志》的追捧更多是追捧其对自己有用的“干货”。从波斯湾到广州，亚洲各国的大门一个接一个被列强攻破。日本人知道自己就是下一个目标，因此必须做好战争准备，从有关鸦片战争的风说书，再到《海国图志》，无不体现了日本人的这种想法。

略有讽刺的是，两百年前德川家康之所以可以锁国，是因为西方列强尚无远渡重洋入侵日本的实力，而如今锁国之流若想继续锁国，也只有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条路可走。另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讽刺事实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萨长史观”大行其道，开国的幕府被斥为保守，而在真实的历史上，那些满口攘夷尊皇，日后的维新志士们中却不少人想着攘夷之后再继续锁国。

无外乎，南洋梯谦在他的《海国图志筹海篇译解》中盛赞《海国图志》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一个东拼西凑的地图册编辑无法被佐久间象山之辈尊称为“海外同志”。正如后人评价狄德罗会评价其思想一样，魏源最宝贵的也是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现代的中国人是这么认为的，19世纪50年代的日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兰学/“日本发现欧洲”

日本人不感冒于海国图志中的地理内容，不是因为他们不感兴趣，而是锁国时代的日本人已经有了丰富的地理知识。

一个例子就是，日本版本的《海国图志》都将魏源原书中的“弥利坚”改成了“亚米利加”。”亚米利加“是日本已经存在着对美国的译名。除此之外，《海国图志》还有很多的人名地名都采用了日本既有的译法，现代日文也采用是日本既有的译法而没有收到魏源的影响。这说明了日本人再海国图志之前就有了不亚于的地理知识，根本不需要通过《海国图志》来那么革命性的认识世界。【8】

”18世纪末，日本比任何非西方国家都更加了解欧洲文明。”【9】

在前文已经提到了，日本之所以“锁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惧怕天主教。1543年葡萄牙人首次登上日本列岛，带来了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器物和科技，由此西学东渐有了在日本的成果——“南蛮学”。不过后来天主教和将军等人的冲突愈发不可调和，德川家康知道西班牙人通过传教征服菲律宾的故事，于是1638年镇压“岛原之乱”，1639年又第五次颁布锁国令，此后除了荷兰人外，所有的西方人都被赶出了日本，“南蛮学”也随之消沉。【10】

荷兰人是新教徒，是为了利益抛弃底线的商人。1638年正是荷兰人的军舰和枪炮帮助幕府镇压了岛原之乱【11】。他们践踏圣母像，卑贱地向将军下跪，表演模仿秀。我们知道马嘎尔尼拒绝三拜九叩，而荷兰人在北京却毫不犹豫，正如他们在江户做的一样。幕府相信荷兰人信奉的加尔文派人畜无害，他们只是为了通商贸易，别无其他企图。

日本的锁国是一种防御措施，事实上，很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历史上中日是否真的有“锁国”这一回事。幕府锁国的书籍审查仅仅限于基督教内容，除此以外都可以进口。简而言之，锁国是为了禁教，禁书也是为了禁教。

由于和西方唯一的交流渠道是荷兰人，因此往后也基本只有荷兰文书籍流入日本。日本是善于学习也喜欢学习的民族，再有限的新鲜事物也足够激起好奇之心。于是，一些日本学者对于来自荷兰的新奇学问的热衷促成了一宗了不起的学问——“兰学”。

无论以何种角度衡量，兰学都是当时东亚世界技术含量最强的学问。研究兰学非常艰难。民间人士很难见到“囚禁”于出岛的荷兰商人，虽然每年荷兰使团都会去江户觐见，但时间太短；懂荷兰语的没有太少，起初幕府严禁民间阅读横排文字，但到了后来意识到没有人能读得懂西洋的横排文字于是也就不追究了。

起初，在德川吉宗时代，幕府放宽了禁书的限制，来自利玛窦等的一大批汉文西学书籍得以进口至日本。但很快世界掀起了新一轮科学革命，这些知识也随之落伍，日本人不得不自己死抠这些完全陌生的西洋横排文字来获得新知识。

正如不识字的孩子一样，开始时兰学家们选择了那些插图比较多的书籍，比如植物学，解剖学，地理学来翻译研究。著名兰学家本多利明的荷兰语水平并不好，因此他建议他的学生们先从数学书看起，起码数字能看懂。

1774年的《解体新书》被认为是民间兰学的开山之作，其翻译团队在开始时甚至连字典都没有，完全靠既有人体知识勉强指对。后来有了字典，但那本字典根本不全，也完全不明白语法，只能逐字翻译。”有时耗上一个漫长的春日也弄不明白，绞尽脑汁，直到日暮才弄懂一两行文字“。但学习的过程却是及其快乐的，学社的成员之一杉田玄白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如此比喻：”就像嚼甘蔗一样，越来越甜。能解开千古之误、明辨此道，其乐无极。“【12】

这本不那么复杂的解剖学书籍著作历经一个民间学社数人4年之努力，易稿十一次才最终完成。在这期间有人退出，有人亡故，也有新人加入，每年当荷兰商团到江户觐见时，这群民间学者会找上随行的长崎通词（翻译），请教不明之处，通词也愿意帮助他们，《解体新书》的出版序文就是当时的大通词吉雄耕牛所写。

坦率的讲，这种学术氛围十分令人羡慕。

《解体新书》诞生之后在日本掀起了一轮兰学热潮。同时兰学家们认识到翻译水平的不足，于是着手编撰更完备的字典（如1795年的《兰学阶梯》），探索新的翻译原理。翻译技术的突破使得兰学不再局限于解剖学，开始向更高层面发展。本篇文的已经严重超字数，作者也无意在此文梳理兰学脉络，因此下面以举例的形式列举”锁国“时代日本人对西方的知识。

1791年，遭遇海难的“漂流民”大黑屋光太夫到达彼得格勒，成为社交界的红人并得到叶卡捷琳娜女王的热心照料。光太夫在彼得格勒的宫廷短暂任职，回国后口述成《北槎聞略》，在此书中他对法国大革命避而不提。

1793年，宇田川玄随的著作《西说内科撰要》出版。此书是日本最初的一部关于内科的荷兰医书。

1795年元旦，《解体新书》的翻译团队成员和他们的学生，在兰学私塾“芝兰堂”中举行“新元会”，交流兰学学术，会场悬挂着希波克拉底的画像。“新元会”搞了42年，参与者上至藩主，下至庶民。

1798年，江户时代最伟大的通词志筑忠雄翻译出版了物理学典籍《历象新书》，内容关于牛顿力学，并首创“引力”等词汇。

志筑忠雄还翻译了西方学者坎普法评论日本锁国政策的论文，名字起为《锁国论》，作者肯定了幕府的锁国政策，这也是“锁国”一词最早的由来。

1804年，日本完成了世界上首例全身麻醉的乳癌切割手术。（硬要说的话，比西方早了40年）

1809年，日本探险家间宫林藏证实库页岛是一个岛屿而不是一个半岛，他同时绘制了精良的地图，国际也将库页岛于亚洲大陆的海峡命名为”间宫海峡“。

1811年，桥本宗吉写作出版日本首部电力学著作《阿兰陀始制エレキテル究理原》。同年幕府设立了专门的“兰书译局”，着手翻译百科全书性质的《厚生新编》。“兰书译局”在日本开国后重组为蕃书调用所，后来又发展成为东京帝国大学。

1824年，德意志才华横溢的医生、博物学家西博尔德获准在出岛之外开设鸣泷塾，教授日本人西学知识。

1837年，宇田川榕庵著《舍密开宗》，首创“饱和”“元素”等化学词汇，并重复了拉瓦锡的实验。

1839年，兰学家会社“尚齿会”抗议幕府对外国人的粗暴政策，对锁国政策进行非议，遭到幕府镇压，称“蛮社之狱”。

1845年，幕府御用学者作阮甫及其养子以西方地理书籍为蓝本编著成《坤舆图识》《坤舆图识补》共9卷，涵盖了世界上主要地区，同时包括一些国家的海陆军装备与实力，主要国家的国旗、海军旗、商船旗，以及亚历山大、彼得大帝、拿破仑等人的人物传记。这套书公开出售。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作阮甫也是《海国图志》最早的训点本作者。

据统计，自1645年-1853年，日本关于世界地理与历史译著共计338种【13】，如果算上西文书籍还要更多。日本人真的不需要《海国图志》来认识世界。相反，”锁国“时代的日本人还用自己的地理成果为世界地理学做出了贡献，英国探险家威廉·布劳顿就曾经索要过间宫林藏绘制的地图。

 

中国的兰学在哪里？

到明治维新前，日本34所兰学塾培养了9000余名学生【14】，这还不算上各地藩校和幕府官学培养的其他学生。毫无疑问，这批人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骨干力量，兰学家们的求知精神也被那些维新志士们所仰慕、继承。

但是，出于各种或政治或虚荣的需要，兰学以及其背后无形的支持力量——对世界感兴趣的幕府，被长期忽视、贬低掉了。因为明治政府和很多维新志士们通过倒幕战争上位，为了充实自己的合理性，必然抹黑旧幕府，设法抬高自己，这也是“萨长史观”的由来。

深感改革之路艰难的中国维新人士，如梁启超，带着一股怨气，想当然的接受了这种观点——幕府和清政府一样愚昧无知，萨长的维新志士们第一个开眼看世界，在短的时间内就彻底摒弃了旧思想，带着日本走向了现代化。而《海国图志》也被地被当作了整个东亚世界开眼看世界的起点，既羞愤，又自豪。

（现代学者在谈及《海国图志》对日本的影响时，有时也无法绕过兰学，他们只能悻悻说，《海国图志》的地理知识不输于之前从荷兰人学的那些，或者兰学成果不如《海国图志》，他们的逻辑已经自相矛盾了。）

德川幕府时代被冠以“锁国”，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时间被确定为1868年，这并不准确。日本的现代化应该起于18世纪，最初的觉醒应起于1774年的《解体新书》。兰学家们才是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尽管某种程度上，这些兰学家和魏源在他当时的中国一样孤独——大部分日本人不相信在中国之外存在着一个更发达的世界，也不知道该如何利用那些西方技术，但是兰学家们有同好，也有自己的学生，学脉得以延续百年，悄无声息地愈发壮大。那些维新志士们也许很多并不是那些著名的兰学私塾出身（福泽谕吉除外），但他们的老师，甚至老师的老师，也一定有一位兰学家。

在兰学的时代，日本已经开始有关西学的论战。学者们讨论或者争论，中国和西方文明哪个更悠久？字母文字比汉字更加优秀，是否应该摈弃汉字？西医和中医哪个更好？西洋绘画，透视法、阴影法好在何处？如何调和东方道德和西洋技艺？有些日本学者已经摸索到了“东方道德，西洋学问”的路子【15】，这条路子在中国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明治维新称为“和魂洋才”。

1851年，岛津齐彬成为萨摩藩藩主，早在继任藩主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位出名的“兰癖”，他也是《海国图志》的忠实读者。在他的领导下，雄心勃勃的萨摩武士开始照着西方书籍，照葫芦画瓢，尝试建造反射炉、溶矿炉、玻璃工厂、纺织工厂、蒸汽机、甚至无烟火药，这是1845年才诞生的新发明，由日后的日本外相寺岛宗则翻译介绍了到了萨摩。岛津齐彬曾经讲过，“对抗外敌之物最优者为大炮、炮台和坚固的军舰”，这大概就是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16】

萨摩藩的近代化并不是日本第一，早在1831年，佐贺藩就偷偷购入五百支西方燧发枪，聘请荷兰教官训练西洋阵法。就对西方技艺的接受速度而言，魏源无疑会羡慕佐贺藩和岛津齐彬，而这种速度完全应该归功于100年来兰学家的努力。明治维新的成功，一点都不侥幸。

那么中国呢？比起只与荷兰中国通商的日本，当时的广州十三行有更多的外国商人，他们享有比起被囚禁于出岛的荷兰商人更多的自由。哪怕雍正禁教之后，北京依然有一个东正教使团留存；北京接见过比江户更多，规模更大的外国使团；中国人比日本人去过更多的地方，清人谢清高1783年出海时遭遇风暴，为外国商船所救，在海外渡过了14年，足迹遍布五大洲，其口录的《海语》记录了9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东南沿海洋货走私猖獗，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在江浙一带已“凡物之精好贵重者，皆加洋称”【17】。

接受西学，18世纪的中国无疑比日本有更好的客观条件。那么中国的兰学在哪里？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已经有诸如姚莹与萧令裕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海外形势发生兴趣，但是大部分仅仅停留于想法。也许，我们可以说，德川幕府时代有比肩西方的识字率【18】，有更开放的学术氛围，贵族政治让日本知识分子不用被为科举和功利性所困扰，日本各藩有着更大的独立性......

但更多的大概是心态上的差距。日本与幕府锁国200余年而心未锁，中国锁国严厉程度远松于日本，但哪怕1842年开国之后数年，心却从未打开过。1774年，当杉田玄白一伙人励志从零翻译《解体新书》时，《海国图志》在中日的两种不同际遇，乃至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两种结局已经注定了。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魏源集》

【2】《中国丛报》第16卷第9期，载《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

【3】风说书，德川幕府锁国时代规定前来长崎贸易的中国、荷兰商船必须向幕府书面汇报世界形势。中国商人提供的称为“唐风说书”，荷兰方面由出岛的商局提供，带有荷兰官方的性质，是为”阿兰陀风说书“。幕府设有专门的机构——“风说役定”整理翻译这些风说书。

【4】也有人说是3册，无从考证，如果确定那么又可以引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5】也称”红叶山学问所“和”昌平学问所“。老中，在未设老大情况下的幕府最高官职。

【6】目，江户时代的银币或许会疑惑1854年海国图志并未流入市场，价格从何而来？多处资料中都提到了这些数字。显然这个价格应该是中国原版书的定价，与翻刻本关系不大，或许可以是为当时中国商人的定价？

【7】《海国图志》对日本影响新辨李文明。该作者认为在海国图志传入之前，日本人已经根据荷兰语书记编撰了不少成体系的、详细的世界地理书籍，很难说《海国图志》打开了日本人的眼界，《海国图志》在地理知识方面的对日本的影响不宜过高评价。

【8】同上

【9】《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日】唐纳德·金

【10】有关“南蛮学”的内容过少，事实上，南蛮学应该可以说是早期非荷兰文的西学书籍，包括来自中国的西学东渐成果，如此说来南蛮学并没有消沉，只是被兰学取代。

【11】1637-1638年爆发的日本天主教徒起义，此时荷兰与西班牙处于敌对状态，其实并无理由友善对待那些天主教敌人。

【12】《兰学事始》杉田玄白；关于《解体新书》内容部分参考自《兰学事始》与三个时代的兰学许美祺。

【13】《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

【14】青木岁幸.在村兰学的研究；同13，参考文献为《日本“江户锁国论”质疑》赵德宇，此两处直接征引了原始出处。

【15】《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日】唐纳德·金

【16】《开创世纪——萨摩藩藩政改革简考》五藤高庆

【17】此段内容参考自《闭关时代中国人的西方知识一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邱克

【18】成年男子40%-50%，妇女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