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晔、程令国（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源自： 长江产经智库《张晔、程令国：化解东亚大都市病，推动都市圈和谐发展》2022.09】

大城市化及其都市圈是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增长引擎。都市圈人口密度高，城市规模大，单位面积创造的GDP更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口被虹吸到大都市圈，导致其他地区老龄化严重，但大都市圈的生育率普遍较低，拉低了整个国家的生育率水平。城市人口集中度较高的东亚地区如日、韩、新等国的生育率在全球排名垫底，总和生育率仅在0.85~1.3左右；而中国的大都市如上海，北京等生育率更低，只有0.7左右。本文试图剖析东亚大都市病的成因，提出对策，最后对江苏都市圈的发展模式加以讨论。

01、东亚大都市病的成因

东亚大都市生育率低的问题，既有大都市的共性原因，也受到东亚文化的影响。具体包括：

1.东亚大都市的人口密度较高。较高的人口密度导致家庭居住面积狭小，而居住面积与妇女生育子女数密切相关。如日本东京都拥有近1400万人口，户均居住面积仅40.3平方米。而一项针对日本1953年~1973年间出生的已婚女性的研究表明，女性生头胎时的居住面积每宽敞1平米，那么生二胎的概率将提高3%。韩国和中国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人口过密还导致大都市的房价居高不下。东亚大都市如韩国的首尔，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台北、上海、北京、深圳，日本的东京，均是世界上著名的高房价城市。为了积攒更多的金钱用于买房，未婚男女被迫推迟结婚和生育，导致大城市女性的旺盛生育期普遍缩短。如2019年上海的女性初婚和初育的年龄已经推迟到29.09岁和30.29岁。

2.大都市的加班文化盛行和通勤时间过长。与欧美国家相比，东亚国家盛行加班文化，工作时长在全世界居于前列。而大都市由于竞争更加激烈，“996”工作制甚至成为普遍性现象。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大都市的通勤时长。据统计资料显示，城市建成区面积每扩大一倍，通勤距离将增加1.0km；人口每增加一倍，通勤距离将增加1.64km。而中国大都市尤为明显。一线城市的年轻人每天通勤时间往往长达2小时，除去加班工作、睡眠和吃饭时间，年轻人没有时间和精力用于结婚生子。有研究发现，家庭生育子女数与父母工作和通勤时长呈显著负相关，丈夫的通勤时间每增长10分钟，生二胎的概率就降低4%。

3.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引发教育军备竞赛。研究表明，城市规模的上升会伴随着收入和财富的差距显著上升。大都市的父母为了后代能在激烈社会竞争中获得更好的位置，导致竞争性的子女教育投入。家庭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已经证实，收入不平等与“鸡娃指数”具有高达0.89的相关性。欧洲生育率较高的国家尤其是瑞典、挪威、芬兰、瑞士、荷兰等国的收入基尼系数、鸡娃指数明显低于东亚国家。东亚盛行的教育军备竞赛往往使得父母无力抚养更多的子女甚至放弃生育。最为典型的是韩国。据韩联社报道，近年来韩国基尼系数以每年0.9%的速度上升。加上就业机会不足，阶层上升通道狭窄，首尔很多中产家庭不得不把可支配收入的一半用于后代的教育支出。在此重压下，越来越多的大都市年轻人成为“三抛族”，韩国的生育率断崖式下跌。

4.东亚国家的性别不平等恶化了东亚的大都市病，导致女性不愿意生育。根据OECD的数据，由于竞争压力，各国每周用于照料儿童的时间一直在增加，但母亲照料儿童的时间远高于父亲，且比父亲增加得更快。这意味着女性的职业发展与家庭照料者的角色发生剧烈冲突。研究表明，性别不平等与低生育率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尽管东亚地区的女性教育平等性差距不大，但家庭和就业机会平等性严重落后。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The 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的数据，欧美发达国家的女性家庭平等性在60%~85%之间，但东亚地区尤其是日本、韩国的女性家庭平等性仅有22%和33%；女性就业机会平等性的差距则更大，欧美发达国家在70%~80%之间，而东亚地区普遍低于50%，尤其是日本和韩国仅有15%和26%。东亚地区较高的女性教育平等与极低的女性家庭和就业平等性，意味着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城市女性在婚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变成全职家庭妇女。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城市高学历女性放弃生育甚至婚姻。

02、应对东亚大都市病的措施

事实证明，在大都市圈规划相对平衡，城市内收入差距较小和性别较平等的经济体，大都市化对人口生育的影响相对较小。

1.实现共同富裕，增加就业机会，增强社会阶层流动性。近年来国家已经意识到家庭教育负担对生育率的巨大影响，并大力推动教育减负。但教育军备竞赛的根源于收入差距和就业机会。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上升速度不仅高于农村收入差距，也高于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居民的财富差距更大。这是中国尤其是大城市的教育军备竞赛屡禁不止的根源。应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城乡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收入并减少收入差距。

2.保护劳动者权益，改善城市通勤状况。应保护劳动者权益，改变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间过长的现象。大都市城市规划应将通勤时间纳入重要考量。不仅要避免大城市的规模过度扩张和极化发展，还应关注城市内部的布局，推动职住平衡发展。同时应大力发展公共轨道交通，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阻碍。尽量将大都市的平均通勤时间压缩在半小时到1小时以内，以保证居民的家庭生活时间。

3.发展多核卫星城市，以产业为依托，建立互补共生的区域城市圈的模式。在城市空间上，改变资源过度集中于特大城市的极化现象，重视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尽可能缩小区域间差距。培育多个核心城市，推动不同核心城市形成自主独立的不同圈域；确立并发展各核心城市的主导产业，支持城市群和都市圈域内县城融入邻近大城市建设发展，开展大、中、小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在都市圈内建设环状交通网，加强城市间的网络连接，从而形成经济、文化、居住等各种功能相互协调发展的都市圈和城市带。

4.国家和社会应分担家庭抚养功能，并为女性提供平等就业的机会。应加大城市公共育儿系统特别是早教托幼服务的投入，减轻女性抚育负担，促进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培育性别平等的家庭观念；消除职场上女性的性别歧视和生育惩罚，探索灵活的夫妻产假制度，通过税费优惠、生育保险政策等支持企业形成生育友好型文化氛围，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等。

03、防止大东亚都市病，促进江苏都市圈的和谐发展

江苏的生育率长期低下且不断下降，比全国更早进入人口的第二次转型期。2021年江苏出生率仅有5.65‰，不仅远低于位于珠三角地区（广东省）的9.35‰，也远低于兄弟省份浙江的6.9‰，当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仅有-1.12‰，更是历史上首次由正转负。

江苏生育率低与上海国际大都市圈的极化格局具有较大相关性。江苏的大部分地区处于上海大都市圈的辐射范围内，大量年轻人口被上海虹吸。同时，省内既存在南京、苏州、徐州等近千万人口集聚的中心城市，又存在人口和经济集聚度均较低的苏北小县城。其中，南京、苏州的房价较高，竞争压力大，工作和通勤时间过长，子女教育负担重，性别不平等因素导致女性不断推迟结婚生子。2021年南京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7.9岁，高于江苏27.5岁平均初婚年龄。另一方面，苏北的大量中小城市如南通、扬州等工作机会不足，人口向上海、南京、苏州方向不断流失，人口老化严重，生育率较低尚不如省内中心城市。

与同在上海都市圈内的浙江相比，江苏省的都市综合生态圈的空间布局较为复杂。江苏省地形狭长，目前形成南京、徐州、苏锡常三个跨省城市圈，以及沿海城市带和沿江城市带。其中省会南京首位度较低，三面环皖，对省内辐射有限。三大都市圈均靠近邻省边缘，涉及大量城市间的跨省协调合作，难以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而江苏广阔腹地尤其是苏北大量中小县城，既不在三大都市圈的辐射范围内，也未能形成具有区域中心城市功能的增长极，难以为年轻人提供广泛就业机会。而对比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和金义四大都市圈均在省内，各都市圈均有其明显的产业定位和分工，辐射区域覆盖省内的大部分城市；都市圈内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就业机会丰富，城市间和城市内部的人均收入较高且差异较小，因而吸引大量外省人口。相形而下，江苏的民营经济不如浙江，广东发达，体制外的高薪就业机会少，考公考编的风气极为浓厚，家庭教育军备竞赛盛行，子女抚育成本较高，对省外人口的吸引力相对较小。诸多因素使得江苏的人口发展面临着极其不利的境地。

分析欧美国家成功的中小城市，具有两个共性特征。一是这些中小城市多数分布于大都市圈、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内，二是中小城市依靠自身特色产业优势、文化魅力和宜居环境赢得竞争优势。这一点可以参照德国。德国采取了以大城市为核心、建立互补共生的城市圈模式。全境共形成了莱茵—鲁尔区、柏林—勃兰登堡区、莱茵—美茵区等11个城市圈。各城市圈各有不同特色的主导产业，大中小不同等级的城市间开展专业分工和协作，并形成产业集群，从而吸引了德国70%的人口和就业集聚。德国的这种城市圈模式保证了城市低房价，减少了居民上下班通勤时间和生活成本，并保持和发展了各中小城市的特色文化。

因此，江苏应以推动都市圈大中小城市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实现两手抓。一方面要避免南京、苏州等中心大城市的极化发展。应保护劳动者权益，大力发展城市间和城市内部的轨道交通，降低通勤时间，发展省内周边卫星城市。这样既可以避免在疫情、战争等极端情况下，大城市的中枢功能丧失；同时降低大城市房价，改善居住空间，降低居民生活成本的压力，提高生育水平。这就需要加大对中心城市周边卫星城的公共资源投入，减少大中小城市间的人均资源差异。

另一方面，苏北腹地地区应塑造能够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区域中心和增长极，提高经济集聚度。中小城市必须位于都市圈、城市群范围内，并以产业发展为依托形成产业集群，才能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获得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丰富就业机会，并缩小城市间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否则城市间的公共交通只会加强大都市对中小城市的虹吸，而非扩散效应。应改变目前广大苏北地区“三不靠”的局面，并使大、中、小城市各有其产业分工和功能定位，才能留住人口，使得苏北中小县城的发展成为有缘之水，有根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