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美术报-地道艺术;来源:地道艺术《我们从这些古画里,解开了“包包”的身世之谜》2023.03】
春天来了,各大时尚品牌陆续发布新款包包。在“‘包’治百病”的时代,一提到这些流行的款式,你可能马上就会跟法国、意大利等时尚潮流文化盛行的地方联系在一起。
确实,我们熟悉的很多时尚品牌,来自欧洲国家。但是,这些款式,很可能并不是当代人的原创。
藏经洞里,高僧影堂
122年前,也就是1901年,人们在敦煌藏经洞里发现了包括佛经在内的文物5万余件。
这个洞窟内是一个厅堂,用于供奉唐代晚期敦煌地区的高僧洪辩。专家考证,它大约开凿于唐大中五年至咸通三年,也就是公元851到862年之间。
藏经洞外景与内景。来源/敦煌研究院官网
厅堂的中间,是一尊泥塑的洪辩法师像。这张被文物专家命名为《近事女图》的壁画,就位于塑像的背后墙壁上。
近事女,是佛经梵语“upāsikā”的音译,还有近侍女、近仕女、优婆夷、近侍女、近事女、清信女、近善女、近宿女、信女等多种叫法,也及时是在家受戒、不剃度的女信众。
专家推测,图上左侧的女子,是一位近事女,所以就有了这张壁画的名字。女子的发型是双抓髻+垂双髻。左手拿着用于净手的布巾,右手拿着木杖。
藏经洞北壁格局复原。来源/羽羽摄,“文明的印记”展览现场
右侧,还有另外一位女子,形象与左侧近事女形成鲜明对照:这是一位出家受戒的尼姑,也就是“比丘尼”。
莫高窟第17窟,也就是藏经洞,是一座纪念高僧的影窟,很注重“写真”,所以其场景布置,应该就是高僧生前的真实样貌。
手拿布巾和木杖的近事女。来源/莫高窟第17窟,数字敦煌官网
她左手中的布巾,是佛教徒用来洗脸、擦手所用,相当于今天我们用的毛巾、手帕。比丘尼手持一把长柄团扇,内有双凤图案,这是唐代流行的吉祥纹饰。
《近事女图》(局部)手拿团扇的比丘尼。来源/羽羽摄,“文明的印记”展览现场
两位女子旁边,各有一株枝繁叶茂的老树。佛教传说,释迦牟尼在双娑罗树下涅槃。图中两棵树就是娑罗树,表达了高僧对佛陀的追慕,同时表达了后人对高僧涅槃再生的祝愿。
不过,图中的两棵树,叶子长得不一样。
《近事女图》(局部)。图1:两棵婆罗树叶的对比;图2:宋代壁画上的婆罗树。来源/图1:羽羽摄,图2:莫高窟第100窟
佛经记载,佛陀涅槃时,卧床四周有八株娑罗树,每边一双中的其中一棵,象征枯萎,所以变白,象征“四枯”;另一株则呈现生机,象征“四荣”。树叶呈现不同状态,对应着所谓的“非枯非荣”或“四枯四荣”。
右侧树上,挂有一件带网兜的瓶子,叫做“军持”,是僧人平时用的净水瓶。这种造型的器物,在古时候长期使用。描绘生活场面的敦煌壁画中,经常可以看到它。
图1:《近事女图》(局部)挂在树上的“军持”;图2:唐代白釉军持瓶。来源/图1:羽羽摄,图2:河北博物院
最让今天的人感到惊讶的,是左侧树杈上悬挂的这个“包包”。有专家考证认为,这叫衣囊或僧衣袋,一般是用布缝制。不过,这个说法很有争议,有专家提出了新的见解,我们后边会揭晓答案。
综上,这张画里各个元素的布置,构成了一幅庄严而生动的礼佛场面,其中出现的器物、纹饰,以及仆人侍奉的场面,是古代世俗生活中的常见画面。
《步辇图》(局部)中的唐代帝王与奴婢。作者/阎立本(传),来源/故宫博物院
但是,这里可是佛门重地,为什么会有僧人享有日常世俗的待遇呢?
其实,图上的画面并不是高僧生前的照搬,而是他圆寂后,出于对他的厚爱,供养人特意进行的描绘。
洪辩,度过了极不平凡的一生。他本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吴绪芝是一名武将,长期戍守敦煌,而且战功显赫。吐蕃占领敦煌期间,吴绪芝退隐敦煌乡间。洪辩接受父母熏陶,饱读诗书。动乱期间,他潜心研习佛法。
因为学识出众,广积佛缘,洪辩在河西获得了众多信众,担任佛门领袖三十多年。公元848年,河西人张议潮起兵反抗吐蕃,洪辩拉起了一支僧兵,配合义军讨伐吐蕃。
可以说,河西地区的光复与稳定,与洪辩僧众的支持分不开。也正因为此,归义军政权及河西民众对他十分尊敬,生前就虔诚供养。等到他圆寂,信众们就按照俗世的规格,在敦煌莫高窟开凿纪念影堂。
这种做法在整个中国古代都不罕见,就是所谓的“事死如事生”:逝者生前享受的待遇,到了另一个世界,依然要延续下去。
婆罗树上,挎包悬挂
了解完这幅画的背景,让我们来重点关注画中的“包包”。
刚才我们说,专业人士将这个挎包视为出家人用的“衣囊”,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你看这个包,它跟僧人用的那种包有明显的区别:
包上有三叶形翻盖,绣有穿环图案。相比普通纯粹的使用功能,这个挎包显然进行了一番精心设计,显得更有艺术性。
也就是说,在实用功能基础上,它有了满足精神需求的功能,这跟今天的“‘包’治百病”的情形,已经很接近。
那问题来了:这个包的主人是“近侍女”,还是云游僧人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先生经过考证,认为近事女为包包之主。平时,她挎着包来寺院礼佛。在侍奉高僧时,左右手都要占用,所以先把挎包挂在树上。
在这儿,我们再注意这位女子的穿着:
她的衣服圆领缺胯长衫,其实是男装。以这种打扮出现在高僧像旁,一方面,可能由于佛堂是庄重场合,不宜像平时那样打扮。其次,女穿男装,在唐朝时期,是一种流行的风尚。
《近事女图》(局部)。作者/舒宝婧(临摹)
唐窟中许多女供养人都穿袍衫,如莫高窟第130窟壁画中的女供养人、侍女、奴婢等等。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阿斯塔纳墓葬壁画《树下美人图》中,女仆也穿圆领长衫的男装。
《树下美人图》新疆阿斯塔纳墓葬壁画。来源/日本热海美术馆
比藏经洞更晚一些的宋代第443窟的北壁上,还专门给包包绘制了特写。
画面中在墙壁上挂放着各种各样的包包,有装物的大包、小包,有装储水器的,装食钵的,有装伞的网兜等等。可以看出,到这个时期,有肩带的包包,已经是很寻常的生活用品。
“宋代敦煌包包艺术大展”。来源/图1:莫高窟第443窟;图2:孙毅博制图
除了绘画,在唐代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背着挎包的女俑。说了这么多,无论是绘画,还是其他载体,我们可以看到,跟挎包有关的物件,几乎集中在唐代。
唐代胡人背包俑。来源/西安博物院
那这时候我们就有疑问了:
一般来说,一种新事物从诞生到普遍使用,都有一个逐渐的过程,迭代更新往往有到一条可循的脉络。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代包包的实物,几乎集中在唐代。
难道说,包包的发明,就像生物界“寒武纪大爆发”一样,是在唐朝才横空出世的吗?
女着男装,宜配挎包
2014年,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把包包实物的历史又向前推了两三百年。这一年,山西省北部忻州地区,考古发掘出土了九原岗北朝壁画墓。据专家考证,墓的主人很可能是世家权臣尔朱氏。
这个墓葬很早之前就被盗掘了。幸运的是,墓道两侧墙壁上,各留下了满墙的壁画。东西两面的壁画,自上而下,各有四层。
其中,东面墙壁的第二层,描绘古人交易马匹和狩猎的场景,被学者命名为《贸易图》和《狩猎图》。
(横看)
《狩猎图》(东壁,局部)。来源/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其中的《贸易图》有三组人物。中间一组,一人牵马,马后站着三人,其中一位特征很突出,是一位高鼻、深目、短发的男子,是从西域来内地做生意的胡人;
他的旁边有一位女子,穿着男装,性别特征,用红色的帽子区别于男子,肩上挎一件小巧、有肩带的方形包。
墓主人生活在北魏晚期,大约在公元5世纪末到6世纪初。当时,包括山西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属于鲜卑人建立的北魏。
(横看)
《贸易图》(东壁)。来源/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而山西忻州所在地,处于中原和游牧地区的过渡地带,又是重镇平城(今大同)和晋阳(今太原)之间的交通枢纽,因为这种区位,就成为重要的交易市场。
结合历史记载,考古学者认为图中的胡人是中亚的粟特人,女子是商队的随行人员,应该是商人的家属。由此我们可推测,在当时的丝绸之路上,女子已经深度参与商业活动。
《贸易图》(东壁)中背小包的胡人女子。来源/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最让地道君关心的,是她身上的包包。墓中的壁画,是为了记录当时的社会生活,描绘人物,也基本符合比例,很写实。从包包和女子身材的对比来看,也很协调。
把她背包的形象抠下来,放到今天的闹市中,一点也不违和。她所穿的这身行头,放在今天,也属于很潮的那种。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近事女图》及同时期的陶俑告诉我们:中原女子用包,在唐朝已经很流行。而这张画则告诉我们:早在南北朝时期,中亚来的胡人女子,就已经有小巧精致的挎包了。
北朝与唐代包包对比。来源/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甬道东壁;图2:莫高窟第17窟北壁
在挎包正式出现之前,类似于包包的工具,在中国就已经出现。
包的诞生,来自携带物品的需要。比如《诗经》中说:“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意思是划分疆界治田畴,仓里粮食堆得厚,包起干粮备远游,大袋小袋都装满。这里的橐、囊,就是用来包裹东西的工具。
春秋战国之后,出现了一种叫“荷囊”的小袋,用来盛放携带细微物品,因为可以随时戴在身上,所以又称“持囊”;到了汉代,又有了挂在腰间的“腰囊”。
古时候还有其他携物工具,如幐、褡裢等,但它们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说“包”。
跟之前携带工具不一样的是,“包”具备两个重要特征:第一,设置了专门封口,密闭性好;第二,有便携的背带。
第一个属性,把物品封存在密闭的空间,这就解决了远行时携带随身物品的问题。第二个属性,背带的出现,就相当于让“腰囊”摆脱了对衣服的依附。
所以你看,包这种工具的发明,有一个重要意义:彻底解放了双手。
关于这一点,早期的“腰囊”已经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它的密闭性不够,携带物品数量也非常有限,所以不能方便人携物长途跋涉。
那么,哪里的人最有这种迫切需求呢?首先就是那些以经商为业的族群,比如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
此外,草原上的游牧族群,应该很喜爱这种发明。马背上的人,平日需要持鞭引绳,对解放双手的携物方式有迫切的需求。
而中原人,很可能是在跟胡人和游牧群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接触到了挎包。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大地胡风劲吹,挎包进入日常生活。到了唐朝,女性使用挎包,就更加普遍了。
唐代挎包女俑集锦。来源/葛承雍《中古壁画与陶塑再现的挎包女性形象》
你看,这些大唐丽人们,身着华服,手挎包包,她们聚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时装走秀的现场。
解放双手,炫耀审美
我们前边说,包包的诞生,因为解放双手的需要,但你看图上,包包在女俑身上,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
而且这些女子们的表情神态,以及展现出来的精神面貌,都在向世人展示:她们很自豪拥有一款属于自己的包。这种心理,跟今天女性对包包的喜爱,是相通的。
穿越千年的对比。来源/图1:香港大学冯平山美术馆,图2:20世纪上半叶老照片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包的功能变迁。
刚刚出现的时候,包包的首要功能肯定是实用,让双手解放出来,而且可以方便长途携带物品。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南北朝时期的壁画中,这个包包,从外形到跟女性服饰的搭配,已经有了精心设计。很显然,在实用之外,它已经有满足审美的精神功能。
中国古代的豪华版“双肩包”。来源/余集《二仙图》轴
胡人女子穿的所谓男装,很接近今天的连衣裙,搭配上这个小巧的包包,不仅显得干净利索,还展现女性特有的身材曲线。
这个包包,就不再是单纯的携带物品的工具,也成为服饰的一部分,也就是作为审美功能的装饰物。
南北朝到唐朝时期,女性穿着男装,已经成为社会风尚。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从先秦到汉代,男女穿衣要遵守严苛的礼制,正所谓“男女不通衣裳”。
汉代末年至隋唐以前,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碰撞融合,旧有的礼仪规范受到极大冲击。
按照孙机先生的研究,这一时期,中国服饰出现了第二次大的变革,到隋唐时期,整个服饰形成了两大系统:一类继承了北魏改革后的汉式服装,用作冕服、朝服等礼服;另一类继承了北齐、北周改革后的圆领缺骻袍,用作平日的常服。
穿男装的唐代女子。来源/新疆吐鲁番张礼臣墓绢画
后者,常常成为男女日常都穿着的服饰。前者的源头来自华夏服饰,而后者的源头则是所谓的“胡服”。
熟悉唐代历史的小伙伴肯定知道,当时的社会上,文化多元,胡风劲吹,听胡歌、看胡舞成为娱乐潮流。在这种熏陶下,穿胡服,也就不在话下。
所以,九原岗壁画里的粟特女子,以及后来穿男装的唐代女子,包括《近事女图》中的女子,她们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
而挎包,天然适合跟这种轻便的服装搭配。包包,跟身上的衣服一起,成了当时女性追求审美的组成部分。
根据目前出土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包包就已开始由实用转为装饰物品了,而这种趋势遇到唐代的空气,就爆发出了激烈的化学反应,形成了一股出门挎包的风潮。
背红色挎包的人,猜猜是男生还是女生?《杨贵妃上马图》(局部)。作者/钱选,来源/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到这里,你肯定会跟出现一个新的疑问:既然包包的流行在唐朝就有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高端包包品牌,大都来自欧洲?
让我们回头看一下前边提到的,古代中国女性挎包的图像,它们几乎都集中在南北朝到唐朝。那唐之后,宋元明清呢?
很遗憾,几乎很难找到挎包和女性的结合了。不过,各种挎包、手包、双肩包倒是在绘画中常常出现。它们从“人间”消失,转移到了仙道、巫医、鬼神的身上。
中国历代“包包”图鉴。从上到下:北朝《贸易图》(局部),唐《近事女图》(局部);宋·李唐《灸艾图》(局部);宋·李嵩《仙筹增庆图》(局部);元·龚开《中山出游图》(局部);元·钱选《杨贵妃上马图》(局部);明·方梅厓《渡唐天神图》(局部);清·余集《二仙图》(局部)
唐代之后,女性远离了挎包,原因并不复杂,因为社会风气发生了急转直下:唐代安史之乱后,尤其是宋代以来,从开放转为内敛。程朱理学大行其道,对于女性的行为,形成了极大的约束。
直到近现代革命以来,女性得到解放,半边天变得名副其实。随着女性地位提高,美丽的包包也回来了。只不过这一次,主导潮流的是西方文化。
西人说包,忽略东方
粟特人把胡风和包包带到东方的同时,这种文化应该也会利用地缘优势向西传播。
不过,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欧洲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世俗社会深受教会控制。当时的欧洲女性,尤其是出席重要场合,所穿服装十分繁复,不适合携带额外的包。
手提挎包的欧洲女性。来源/20世纪50年代老照片
直到18世纪末,欧洲发起了一场女性服装改革,社会上开始流行起轻便修身的服饰,此后女装设计逐渐走向贴身轻薄的路线,几乎不太可能留出口袋的空间,即便是有口袋,也不太能放得进去。
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与火车的兴起,让女性出门活动的频率大大增加。为了满足出门的需要,有带子的包包成为时代的宠儿,到了今天发展成了一种时尚文化。
不过,相比中国北朝、唐朝的包包流行,这已经是1000多年之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