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仪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来源：东南亚研究阅读《罗仪馥：东亚产业竞斗重组，泰国踩了个中国需万分警惕的大坑?》2023.08】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深嵌于东亚产业链的变迁过程之中。

自2017年中美贸易战与技术战先后爆发以来，越南逐渐成为东亚地区最受关注的国家之一，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于中美战略竞争如何驱动跨国公司在中国与越南之间转移加工制造业，以及如何推动越南快速实现工业发展与经济起飞。事实上，部分加工制造业从中国和东亚“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转移至越南和柬埔寨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是21世纪初以来就已经出现的趋势，只是在近年来国际经济变局的催化下明显加速。

这种趋势也是现阶段东亚产业链变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上述东亚产业链变迁趋势对于越南等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似乎更为直观与明确，而对于该地区几个正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即东亚“四小虎”）而言，跨国产业链变迁的影响则显得更加复杂且富有争议。

其中，一部分较为乐观的学者或观察家认为，中美双边贸易受阻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转移可以为某些国家创造更多的参与中间产品生产环节的机会，从而扩大与推动相关国家的出口与产业转型，最终促进相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升级。另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对悲观的态度，认为中美贸易战与技术战背景下的东亚产业链与供应链调整，可能导致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生产缩水、出口下降与经济增长减速，其中最为深远的负面影响是加工制造业逐渐由“四小虎”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越南等国，将加速相关国家既有优势产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衰落以及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停滞。

上述争论的焦点在于当前的东亚产业链变迁是否有助于几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问题。

由于产业结构固化通常被视为“中等收入陷阱”最为核心的实质，这些争论其实也是关于东亚产业链变迁能否推动相关国家跨越或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回应与弥合争论的有效方式之一在于回归历史，即以历史上东亚产业链变迁和相关国家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历程为基础，总结东亚产业链变迁影响国家发展的规律，再结合当前东亚产业链变迁与相关国家的具体情况，探讨东亚“四小虎”的转型前景。

而在“四小虎”中，泰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或表现最为突出：该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迅猛，曾被视为四国中最有潜力赶及“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国家；但自90年代末期以来，泰国长期处于经济增长低迷的状态，GDP增长率一度低于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此外，泰国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在“四小虎”中处于中间水平，或者说泰国在这些基础条件上不具有特殊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泰国作为案例的代表性。

(图源：泰国开泰研究中心)

 

综上所述，本文拟以“四小虎”之一的泰国为例，讨论当前的东亚产业链变迁是否有助于“四小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次看，本文探究的是跨国产业链变迁影响国内产业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与机制。这一研究问题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1.深嵌于地区产业链的发展：东亚国家的经济起飞与升级

 

东亚产业链也称东亚生产网络，它是区域内国家生产分工与合作或生产碎片化的产物，也是东亚区域合作在贸易与投资等领域的集中呈现。从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面向东亚经济体进行海外产业转移以来，东亚产业链大致经历了三种形态，期间伴随着四代国家或地区先后实现经济起飞或升级，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起飞与升级又集中表现为产业的转型发展。

 

（一）东亚产业链成型：“四小龙”经济起飞，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向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即东亚“四小龙”）转移轻工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过程也伴随着日本对相关国家或地区中间产品或零部件出口的扩大，东亚产业链由此初步成型。这一阶段东亚的总体产业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而且该地区除上述五个经济体外的其他国家也尚处于相对封闭的进口替代阶段，并未充分融入国际市场。因此，此时的东亚产业链所涉及的产业部门相对单一，所涵盖的经济体较为有限，产业链自身的环节构成也比较简单。其中，经济实力明显领先的日本占据了东亚产业链的上游地带，而“四小龙”则处于相对下游的区域（如图1所示）。

(图1 东亚产业链的初次成型（20世纪60-70年代）。说明：图中虚线指东亚产业链上、中、下游各个环节的分界线，下文图2与图3中的虚线含义与此同 图表为笔者自制)

 

通过承接日本的轻工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四小龙”先后开启了各自的工业化进程，并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即实现经济起飞）。在这一时期，这四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颠覆性变化。其中，韩国在1973年首次实现工业产值超越农业产值，二者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为30%和26%；中国台湾工业与农业产值占比的易位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工业产业占比于1972年也首次突破了40%；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耕地匮乏，二者的农业产值占比一直低于10%，而服务业占比在大多数年份里都位居榜首，但在此期间，两个经济体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部门）在经济中的地位也有所上升。除中国香港长期以服务业为主导外，其余三个经济体在这一阶段的支柱性产业都为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承担着带动就业、出口创汇等重任。

在将轻工业转至海外后，日本国内的主导产业也由轻工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重化工业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由此顺利实现产业与经济升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重化工业产值在GDP中占比已高达68.5%。与轻工业不同的是，以机械工业与汽车制造业为代表的重化工业的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更为复杂，重化工业的崛起有助于带动其他关联产业的同步发展，比如汽车制造业可以诱导钢铁业的兴起，机械工业又能促进电力业的发展。正因如此，重化工业成为支柱性产业通常也意味着一国工业发展趋于成熟。由此，日本基本晋升成为工业化国家与高收入国家。

 

（二）“雁行模式”确立：“四小虎”与中国经济起飞，“四小龙”成为高收入国家

20世纪80-90年代，东亚“四小龙”相继在 “四小虎”以及中国等地投资建厂，将其轻工业或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至海外，同时接受来自日本的重化工业转移，东亚产业链由此开始延长且趋于精细化。此外，东亚生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甚至产品内分工转变，主要表现为制造业领域里“日本承担研发设计环节，‘四小龙’负责零部件生产，‘四小虎’与中国作为组装加工者”的跨国分工格局。这正是闻名于世的“雁行模式”（Geese-flying Pattern）。此次产业链变迁，建立在日本、“四小龙”与“四小虎”、中国共同形成的产业竞争力与经济发展的阶梯式结构之基础上。随着参与者的增加，所涉产业部门的多元化以及产业链分工日趋细化，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也达到了空前紧密的状态（如图2所示）。

（图2 东亚产业链“雁行模式”的确立（20世纪80-90年代）图表为笔者自制）

 

20世纪80-90年代，“四小虎”和中国承接来自日本和“四小龙”的加工制造业，都以第二产业中的轻工业或日用消费品工业首先取得进步。其中，菲律宾虽然早在1970年前后就已实现制造业对农业的赶超，但直到进入80年代后，制造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才基本稳定在25%-28%之间；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制造业产值占比（34%）首次超过农业产值占比（29%），此后二者差距持续扩大；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都是在1988年，分别以22%和20%实现对农业产值占比的首次赶超；泰国实现赶超的时间是1981年，当时制造业与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分别为23%和21%。

制造业产值与出口额的增长是同步的，从1965年到1985年，这几个国家制造业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的上涨幅度最高达到40%，各国的服装与电子产品对出口增长的贡献最大，其中菲律宾这两类产品的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的占比就高达36%（1985年数据）。这些数据充分展现了20世纪80-90年代“四小虎”与中国以轻工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经济支柱的产业结构特征，相关国家在这一时期的人均国民收入也先后突破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段的分界线，成功实现经济起飞。

伴随着“四小虎”的经济起飞，“四小龙”也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逐步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阶段。具体来看，除中国香港外，韩国、中国台湾与新加坡的产业结构在这一时期都实现了由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核心先后转向以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和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

1979年，韩国的重化工业产值首次超越轻工业部门，当年重化工业产值占GDP比重高达51.2%。与此同时，韩国重化工业的出口额占商品总出口额的比重也稳步上升，并在20世纪80年代超越轻工业成为第一大出口部门。而从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的支柱性产业逐渐由重化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变，这也是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攻坚阶段。1990年，韩国中高技术产业活动的附加值占制造业总附加值的比重已达到45.16%，该产业的出口额占韩国制造业总出口额也超过50%；至2000年，这两个比重已分别增长至58.87%和70.4%，技术密集型产业无疑已成为韩国经济的支柱。

中国台湾与新加坡的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情况与韩国类似，其中新加坡除了工业化水平逐步提升外，金融服务业也同步发展，并与重化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并列成为新加坡的经济支柱；中国香港经历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阶段后，在20世纪70-80年代逐步转向以商业、金融与运输等服务业为经济支柱。作为产业结构转型的直接结果，相关国家都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升级，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三）网状结构形成：越南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四小虎”发展滞缓

进入21世纪之后，东亚产业链的形态逐渐由“单一线型”向“多元网状”演变，这种变化总体表现为产业链的分散性、交叉性与内部竞争性日益增强，具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详见图3）:

（图3 东亚产业链多元网状结构的形成（21世纪初开始）。①表示输出核心零部件或核心材料，转移少数高技术产业；②③表示输出中间产品，转移部分重化工业与部分轻工业；④⑤⑥表示输出中间产品，转移轻工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图表为笔者自制）

 

首先，虽然日本在东亚产业链中依然占据着相对上游的位置，但其垄断性优势开始为“四小龙”与产业竞争力强势崛起的中国所分割，产业链的上游地带逐渐由“单极”向“多极”转变。如图3所示，自21世纪以来已先后成为工业化经济体的“四小龙”在东亚产业链上的地位正与日俱增，对日本形成追赶之势；而自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开始，中国的产业链地位也有所上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向产业链上游地带攀升的同时，其庞大的经济体量与国内较为全面的产业体系，使之在东亚产业链的中游地带与下游地带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这既是中国相较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特殊之处，也是新时期东亚产业链变迁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

其次，越南、柬埔寨等原本游离于东亚生产网络之外的国家，开始被纳入东亚产业链中，并扮演着制造业“加工厂”的角色，它们深嵌于产业链的下游地带，与原本处于该地带的“四小虎”和中国在加工制造方面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主要通过日本和“四小龙”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的转变表现出来。近年来，越南在对FDI的吸引力方面已经超越“四小虎”，而且越南所吸引的外资主要来源于韩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截至2017年底，上述四个经济体对越南的FDI累计额分别为480亿、432亿、380亿和307亿美元，年度投资流量也正在逐步赶超相关国家对泰国、印尼等国的投资额。此外，上述经济体对越南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相关产业的加工组装部门，这正是越南深度融入东亚产业链下游地带的直观表现。

最后，产业链的中游地带（通常表现为中间产品或零部件的生产者）构成趋于复杂化。一方面，随着产品内分工的日趋细化，原本处于中游地带的“四小龙”并未完全脱离这一地带，在部分产品或产业部门中还承接日本的研发设计或核心材料，从事着中间产品的生产活动，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半导体跨国产业链。近年来韩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半导体生产与出口国之一，2018年韩国半导体供应量占全球市场比重高达23.6%；但韩国半导体高产量的背后，还存在着对日本核心材料的高度依赖——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和氟化氢三种半导体材料，韩国依次有91.9%、43.9%及93.7%进口自日本。

另一方面，原本处于东亚产业链下游地带的“四小虎”在中间产品生产方面的资金与技术竞争力难以与“四小龙”和中国相匹敌，但“四小虎”国家在越南等“后来者”的追赶下，又具有向上升级的迫切需求。基于此，中游地带成为这一时期东亚产业链最不稳定的区域。其中，中国的零部件生产能力的强势提升，是东亚产业链中游地带发生变动的关键因素，这一方面有利于东亚产业链以中国为纽带加强产业链的内部联系与凝聚性，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对原本从事中间产品生产的“四小龙”和正在极力挤进中游地带的“四小虎”产生挤压效应，使产业链中游地带的竞争日趋激化。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东亚产业链的“多元网状”结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产业链所包含的经济体数量更多，且类型更为多元，这客观上增加了产业链内部经济体联系的复杂性；第二，作为产业链“头部”的上游环节日趋多元（除日本外，“四小龙”和中国大陆也正在跻身该环节），意味着过去从日本到“四小龙”再到“四小虎”与中国的产业转移单一链条正在分化成多个链条，而且这些链条可能存在交叉之处。

东亚产业链“多元网状”结构的形成阶段，也是包括越南在内的第四代东亚国家经济起飞以及以“四小虎”为代表的第三代国家产业转型与经济升级的关键时期。从截至目前的情况来看，前者表现较为乐观——越老柬缅四国先后都进入了经济起飞阶段，其中尤以越南发展势头最为强劲，而后者似乎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越南于1994年首次实现工业产值对农业产值的赶超；通过承接来自东亚产业链中上游国家的加工制造业转移，越南在2007年又实现了制造业对农业的首次超越，制造业开始成为越南国内经济的新支柱。在此背景下，越南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于2008年突破1000美元，并很快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再看“四小虎”近20年来的产业与经济发展情况，则总体处于相对滞缓的状态。在相继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这几个国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经济支柱的状态一直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在此过程中，各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却难以大规模地稳步成长起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加大了东亚各国支柱性产业升级的难度，上述四国陷入产业转型困境，至今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在国内经济中占据最为关键的地位。作为结果，相关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也长期难以突破中等收入与高收入国家的分界线，目前表现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东亚产业链变迁与东亚国家产业发展：一个分析框架

 

基于上文的历史梳理，在东亚国家或地区中，截至目前已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为日本和“四小龙”，陷入陷阱的国家代表是“四小虎”，其他国家跨越或陷入陷阱的前景未定。根据东亚产业链变迁与相关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两个方面的规律：

第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表现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与之相对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则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的低端固化。因此，探讨东亚产业链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内在关联，实际上就是厘清东亚产业链变迁如何影响国内产业发展。

第二，除最早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外，东亚国家或地区从经济起飞到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少需要经历两次东亚产业链变迁。第一次是“产业迁入”的过程，即产业链上游国家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至本国，其结果通常是本国的工业化起步与经济起飞；第二次是“产业迁出”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上游国家（有时也包括本国）将加工制造环节从本国迁移至新的下游国家，这是决定该国能否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时机，也是我们讨论东亚产业链如何影响相关国家跨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应关注的焦点。对于东亚各国而言，“产业迁出”是相似的外部条件，但在各国内部产生了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固化的结果分化，说明相关国家应对“产业迁出”的对策有所不同。从目前已经确定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组经济体来看，产业政策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产业迁入”与“产业迁出”的不同意涵

对于单个经济体的产业发展而言，东亚产业链变迁是必要的外部动因。不过，东亚产业链变迁的两种情形——“产业迁入”和“产业迁出”的影响应该分开讨论。其中，“产业迁入”的影响更为简单清晰，它更多地表现为推动本国工业化起步的动力；“产业迁出”的影响则相对复杂，它同时作为国内产业转型的动力与压力，也是相关国家跨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环节。

“产业迁入”背景下的工业化起步通常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崛起并逐渐成为本国的经济支柱。在此基础上，“产业迁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对衰落，这主要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为国内更高端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空间，这也是“产业迁出”本身所包含的机遇。历史上，包括日本和“四小龙”在内的经济体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都必须以产业竞争力较低、要素禀赋更为初级的国家为支撑。20世纪60-70年代东亚产业链的初步成型，是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的过程；80-90年代“雁行模式”的确立，则包含了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的过程。这两个阶段的共同特点在于，日本和“四小龙”先后出现了以资本密集型产业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显然，如果没有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日本和“四小龙”内部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将继续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扩大上，资本密集型产业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可能难以成长起来。

第二层含义是传统优势产业参与者利益受损，国内产业部门之间的矛盾明显扩大，经济与社会发展风险加剧，这是“产业迁出”可能带来的压力与挑战。同样在上述两个阶段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别是日本和“四小龙”既有的优势产业，将这一产业迁出，意味着依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群体（主要是劳工）可能面临失业风险，短时期内相关国家协调社会矛盾的压力有所增加。日本和“四小龙”在“产业迁出”的过程中无不经历过社会矛盾激化的过程。

总体而言，“产业迁入”促进国家工业化起步与经济起飞的过程相对而言更易于实现，因为这一过程一般是一国被动融入东亚产业链的过程，该国一般只需被动接受相对上游国家的低端产业转移即可实现工业化起步与经济起飞。而“产业迁出”推动相关国家实现产业升级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难度更大，对于该国政府的有效作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产业政策：调节“产业迁出”对国内产业发展的影响

“产业迁出”对于国内产业发展的影响更显复杂，厘清这种复杂性的关键在于回答以下问题：“产业迁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促进一国产业转型升级，在什么条件下又会导致产业结构固化？从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来看，在“产业迁出”影响国内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产业政策发挥着关键的调节作用。

在本研究中，产业政策指涉政府“积极或消极参与某个产业或企业的生产、经营、交易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干预商品、服务、金融等的市场形成和市场机制”，即介入特定产业成长与发展过程的政策，其目标是改变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国家总生产中的比例，在工业化时代还包括制造业内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分布。产业政策的核心在于决定“继续发展某一类战略工业，还是改行转产”。产业政策的具体工具包括财政工具（税收）、金融工具（贷款和投资）与行政工具（许可与管制）三大类，一国政府主要借助这些工具实现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

关于产业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最具影响力的成果之一是大野健一的赶超型工业化（Catching-up Industrialization）四阶段论。他将东亚国家的工业发展过程划分为外资初步进入、外资集聚、技术吸收和自主创新四个阶段，当一国达到技术吸收阶段时，一般意味着该国对资本和技术的吸收已渐趋饱和，大致也相当于本文提出的“产业迁出”阶段；在此前提下，大野健一强调，一国从技术吸收到自主创新的跨越是最难以实现的，因此政府旨在推动技术创新的积极的产业政策（proactive industrial policies）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产业政策本身包含着根据产业发展现状与时俱进调整产业发展方向的内涵。

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中国香港除外）在东亚产业链变迁的“产业迁出”情形下，都在不同程度上践行了大野健一的产业政策理念。这些经济体的产业政策方向总体表现为集中资源扶持新兴产业（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崛起。一般而言，总体上不占据优势的新兴产业部门一般较难吸引到私人资本的注入。在此前提下，新兴产业部门的崛起只能依靠政府的政策倾斜。从具体国家的情况来看，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产业政策虽然在工具的选用上各有所异，但其基本方向总体上都经历了从“扶持重化工业（同时减少对轻工业的支持力度）”到“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变迁过程，这与相关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经过是相契合的。

根据上文“产业迁出”为国内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分析，日本等国家或地区这一种与时俱进的产业政策的调节作用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得以实现：第一，及时填补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与衰落后产生的产业发展空间，使“产业迁出”所带来的机遇转化为现实；第二，协调国内传统与新兴产业部门之间的利益矛盾，即化解“产业迁出”所包含的挑战。在大野健一的分析中，与时俱进的产业政策能够得以有效落实，必然包含着一定的“强国家”以及政府协调私人部门能力的积极发挥等前提，其内在隐喻在于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传统产业衰落与新兴产业部门崛起过程中的固有矛盾。

综上所述，在“产业迁出”的情形下，一国若能有效实施与时俱进的产业政策，“产业迁出”更倾向于对国内产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产业迁出”则可能进一步导致该国产业结构固化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3. 泰国融入东亚产业链与产业发展的过程

 

泰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其融入东亚产业链的过程紧密相连。二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泰国一方面在美国的援助下逐步推进经济重建工作，但另一方面，由于其国内政治仍处于较不稳定的变革期，这一时期泰国的经济发展虽渐有起色，但以进口替代型战略为指导，该国工业化规模与程度都极其有限，在较长时间内处于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状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转向出口导向型战略，依托于对东亚产业链的深度融入，泰国产业与经济发展才得以开启新的篇章。

 

（一）“产业迁入”与泰国工业化起步（20世纪80-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期，泰国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型转型为出口导向型，由此迎来了20世纪80-90年代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对泰国投资的高峰期。来自这些经济体的企业对泰投资的产业部门集中在农、林、矿产和水产等原材料生产业，汽车、家电等的装配制造业，以及玩具、皮革制品等轻工业部门。其中，前两类产业的外资主要来源于日本，最后一类则来自于“四小龙”等经济体。在此背景下，泰国的农产品加工业和以汽车组装和纺织等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泰国也一度被视为“四小虎”中最有潜力赶及“四小龙”的国家。与此同时，泰国也实现了经济起飞，迅速迈入中等收入阶段。

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泰国工业在20世纪80-90年代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由于农业天然优势较为突出，泰国主要依托农产品加工业较早地在局部地区启动工业化。1971年，泰国就已实现工业产值对农业产值的赶超，当年农业与工业产值占GDP比重分别为24%和27%。但这种产业结构并不稳定——在随后的个别年份里，泰国出现过农业产值又反超工业的情况。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的崛起，工业才稳定超越农业，并在产值占比上迅速拉大与农业的距离。从具体数据来看，1981年泰国制造业部门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农业，二者分别占比22.6%和21.4%。此后制造业部门占比稳步上升，而农业部门占比逐渐下降，这种趋势一直维持至20世纪90年代初。自那以后，泰国的农业产值占比长期在8%-11%之间波动，而制造业产值占比则总体稳定在26%-31%的范围内。

泰国国内具体的产业结构特征还可以通过其出口商品结构得到反映。1985—1991年，制造业一直是泰国最主要的出口部门，在仅七年时间里，其出口额占泰国商品总出口额的比重也由49.9%迅速增长至76.8%；在制造业内部，纺织品出口额所占比重最大，这一时期基本都在20%上下浮动；纺织品出口额本身的增长幅度也较大，从1985年到1991年扩大了将近四倍。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日本扩大对泰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泰国的汽车制造业也开始崛起，汽车产量一度突破200万辆，成为世界第九大汽车生产国。

伴随着工业化起步或产业结构的初步转型，泰国顺利实现了经济起飞，其中最为直观的表现是泰国人均国民收入迅速提升，以及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参考世界银行的国家收入分界线，泰国人均国民收入1988年首次超过1000美元，并在此前后正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社会就业情况来看，如表1所示，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前期，虽然泰国的失业率略有上升，但总体而言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尽管当时泰国的劳动力仍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农业领域，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占比未能实现大幅度提升——1990年，制造业所雇佣的劳动力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仅10%，但失业率较低已足以成为泰国经济起飞时期产业发展与社会繁荣的证明。

 

（表1 1973—1997年泰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概况）

 

简言之，20世纪80-90年代的东亚产业链变迁（即“雁行模式”的形成），对于泰国而言属于“产业迁入”的情形。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和“四小龙”对泰国特定的产业转移塑造了泰国国内产业发展的特征。

 

（二）“产业迁出”与泰国产业发展滞缓（21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以后，东亚产业链变迁对于泰国而言，开始转变为“产业迁出”的情形。随着越南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日益凸显，日本和“四小龙”逐渐将其对外产业转移（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焦点由泰国转向越南等国家。在此背景下，泰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趋于下降，但由于泰国未能及时出台扶植新兴产业的政策，其产业发展总体上较为滞缓。

泰国产业政策的演进较为保守，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产业政策与此前相比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总体上依然偏向于支持以农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传统制造业。需要首先说明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泰国政权迭代频繁，观察该国这一时期产业政策演进的特征，重点只需锁定执政时间较长的炳政府（1980—1988年，共8年）和他信政府（2001—2006年，共5年）。他们各自是保守力量与革新力量的代言人，也分别代表了泰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政策取向。对比泰国在炳执政时期和他信时代的产业政策，其支持农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本方向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具体而言，炳政府通过信贷支持、税收优惠和扩大开放的方式增强农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的举措，在他信时期分别得到不同程度的延续甚至强化。例如，在炳政府提高农业贷款便利性的基础上，他信还提出了农民债务缓期计划，金额达36亿美元，进一步通过信贷手段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与农业政策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政策的持续性与高效性形成鲜明对比，泰国政府对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支持力度总体而言相对较小。1980年启动的五五计划，曾包含发展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的设想，但最终因为资本投入不足而未能实现；此后在外资的驱动下，泰国政府又进一步将政策重点收缩并聚焦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

虽然在新资本集团（他信、英拉）执政的几年里，泰国政府也出台过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但其力度与成效并不明显。比如他信在其第一任期内，曾为了保护电信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而适当放缓了自由化的速度，但基于国际制度压力，以及国内传统产业部门对于扩大国际市场的需求反馈，他信进入第二任期后，很快又恢复甚至扩大开放的力度。从他信政府的整体产业政策体系来看，他信政府重点强调的还是对泰国传统优势产业的巩固，对于泰国未来产业发展定位是将曼谷建设成为“东方底特律”和“时尚中心”，其实就旨在进一步强化泰国汽车制造业和纺织服装业的优势。

在上述产业政策的调节之下，“产业迁出”对于泰国产业发展的消极影响更为突出——泰国的产业结构长期无法实现转型升级。从工业化起步至今，农产品加工业以及更基础的农业部门依然是泰国的两大支柱性产业；20世纪80年代逐步兴起的轻纺工业和汽车制造业在泰国工业发展史上也长期占据重要地位。这些产业部门的特点在于，它们都是建立在土地（农产品种植）和劳动力这两大基础要素之上，相比较之下，资本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泰国经济发展中的表现并不活跃，遑论成为国家产业与经济的支柱。

在制造业内部，商品出口情况可以大致反映泰国制造业各子部门的相对实力。表2列举了2000年和2015年泰国贸易竞争力指数排名前十的产品种类。2000年，上榜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农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纺织业等轻工业部门；到了2015年，虽然出现了“货车和服务车”和“石灰、水泥等建筑材料”两项重化工业产品，但“大米”“天然橡胶”“腌制的肉杂碎”“木屑、刨花、废木”以及不同形式的纺织品等依然高踞榜单前五位。这种变化情况说明，泰国的产业结构在此期间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与纺织业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

 

（表2 2000年和2015年泰国主要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是一国某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差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它主要用来说明该国某产品在世界市场是否具有优势。其取值在-1至1之间，数值越大，说明竞争力越强。）

 

首先是农业部门。大米、木薯和橡胶一直是泰国主要出口的商品，泰国也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米出口国、第一大木薯出口国，以及第三大橡胶出口国。以2010年的数据为例，泰国橡胶年产量在全球橡胶总产量中占比高达1/3，年出口量占全球橡胶总出口量的40%-45%；与此同时，泰国大米和木薯的出口量分别多达903吨和456吨，出口金额分别为53.4亿和21.6亿美元。这三种农产品无疑是泰国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但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资本一般较少向其它产业部门转移，农业出口的增长无法为泰国的资本要素积累作出太多贡献。

其次是农产品加工业与纺织业，它们同属于轻工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农产品加工业的主要产品为各类水果、蔬菜与海鲜罐头等，这些产品都以外销为主。以金枪鱼罐头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泰国金枪鱼罐头出口量在全球总出口量中所占比重长期稳定在50%左右，2014年金枪鱼罐头产量高达43.3万吨，其中大部分出口至欧美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纺织业一直是泰国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部门。2014年，泰国纺织业企业数量超过9000家，拥有120万以上的从业人员，其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也高达20%。

虽然泰国在这两大轻工业部门上具备较强的出口能力，但它们都存在共同的问题，即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高质量的原材料或生产设备。例如，泰国生产金枪鱼罐头所需的鱼肉原料，将近90%依靠进口；纺织服装的生产也需要进口高档纺织原料和纺织机械，其中高档纺织原料的进口额占泰国纺织服装总出口额的比例甚至高达1/3。这种进出口特征反映了泰国农产品加工业和纺织业一直处于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的事实，也进一步说明这些产业部门在泰国所能创造的附加值较为有限。

作为制造业的支柱，泰国汽车制造业崛起近30年来，也未形成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其生产和出口的产品都以“日系车”为主。在泰国约200万辆的汽车总产量中，仅日本三菱汽车一家的年产量就超过40万，占比在20%以上；除三菱外，铃木、丰田、本田、日产等日本汽车企业也先后在泰国设立加工厂，并成为泰国最重要的汽车生产线，是泰国汽车产能的主要创造者。这说明泰国汽车制造业发展主要依托的是承接跨国汽车产业链中的加工组装环节。

最后，再反观泰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情况，其取得成效相对而言更为有限。从2000年到2016年，泰国中高技术产业附加值占制造业总附加值比重的变化幅度并不大，由38%增长至40%。在此基础上，从2000年到2016年，泰国工业竞争力得分仅上升0.02分，工业竞争力排名也只实现了极小幅度的上升（由第25位上升至第24位）。与上述各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相比，泰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相对滞缓的。

除了宏观层面的生产与出口情况外，泰国主要企业的业务范围变化也有助于从微观层面反映泰国产业结构固化的事实。如表3所示，在1980—2019年间，泰国排名靠前的家族企业所涉产业部门并未发生太多改变。这些财阀从20世纪80年代起长踞泰国财富榜的前30位，是泰国资本力量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产业发展的先驱。如果这些企业未能先行进军新兴产业部门，仅凭其他较小规模的企业，可能难以推动泰国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

 

（表3 1980—2019年泰国主要财阀业务范围的变化）

 

作为产业结构固化的结果，泰国21世纪以来人均国民收入也难以实现进一步突破，直至2018年才首次突破6000美元，泰国困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长至今已将近40年，成为东亚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典型代表。

 

4.泰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

 

虽然泰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再无机会实现翻转。东亚产业链变迁的潜在方向，对于泰国而言，可能包含着前所未有的特殊机遇。当然，这些机遇要发挥积极作用，依然需要以泰国与时俱进的产业政策为条件。

上述东亚产业链自21世纪初以来的大变迁，在当前逆全球化大环境催化之下正呈现进一步加速与深化的趋势。具体而言，近年来日本索尼、韩国三星等大型跨国企业将其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先后转移至越南、柬埔寨等国，其实是东亚产业链下游地带竞争加剧的进一步表现；而2019年7月日韩贸易摩擦的爆发，虽然是以历史纠纷为导火索，但其深层次原因则是日本对于韩国在半导体跨国产业链地位攀升的忌惮与打压，这也是东亚产业链中上游竞争激化的一种外在表现。简言之，随着相关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趋同，未来东亚产业链内部的“等级”可能日趋模糊，国家间产业转移也不再表现得像过去一样简单与分明。

此外，长期以来，东亚产业链的生产属性更为突出，它在全球层面通常作为一个整体，扮演着“生产端”的角色，以区别于作为“消费端”的美欧地区。因此，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打击，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所引致的世界经济裂变状态，也将对东亚产业链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东亚本土市场的发掘，即本区域生产的产品可能更多地面向本土市场，以及东亚产业链上游环节的回缩，具体表现为高端的研发与设计环节可能失去美欧的技术与智力支持，而需要更多地依赖本土技术。这种冲击在短期内可能增加东亚产业链维系的压力与扩张的难度，但从中长期来看，也将推动东亚产业链向更加全面且独立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新时期东亚产业链变迁的趋势之一。

东亚产业链变迁的这两个潜在方向为泰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些机遇有助于保证泰国不被排除在东亚生产网络之外，或者确保中短期内泰国在东亚产业链中的既有地位不后退。

第一，在东亚产业链中处于最上游位置的日本，基于路径依赖与历史联系等多种因素的考量，在当前的产业链变迁中依然保持对泰国一定的投资热情，使泰国的制造业不至于在越南等国的崛起与挑战下全面衰退。2017年，在泰国吸引外来直接投资规模稳步扩大的背景下，日本依然是泰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日本对泰FDI流量占当年泰国外来投资总量的40.48%。

第二，与之前东亚产业链的变迁不同，当前的东亚产业链变迁包含着经济规模庞大且具备全产业链优势的中国的强势崛起，而且中国的主导作用正日益突出。从客观条件来看，如今中国已逐步贯穿东亚产业链上、中、下游各个环节，中国既可以成为上游国家，发挥对泰国等发展中经济体的扩散效应，又可以作为下游国家，充分消化来自其他经济体的中低端产业转移。就主观意愿而言，现阶段中国具有扩大对周边国家的经济辐射，以抵御中美战略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需求，以泰国为代表的外交倾向性不突出的国家，是中国加强经济外交与强化产业链联系的主要对象。简言之，中国因素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泰国在东亚产业链变迁过程中所面临的压力。

然而，正如前文分析框架所总结的规律所示，这些机遇只是有助于减弱“产业迁出”对于泰国产业发展的负面冲击，泰国要从根本上摆脱产业结构固化与“中等收入陷阱”的桎梏，还需要以与时俱进的产业政策为支撑。但是，从近几年泰国的产业政策看，其政策方向尚未发生根本性的调整，这意味着泰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面临较大障碍。

近年来，巴育政府开始对一些产业政策作出调整，但总体上并未突破此前维持传统产业的基本框架，或者说未能在扶持新兴产业的政策取向上实现实质性突破。巴育政府先后颁布了国家20年发展战略规划和第十二个国家发展计划（2017—2021年），提出了“工业4.0”战略，推进东部经济走廊（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 EEC）建设，并以提高创新能力与技术水平，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作为新时期的产业发展目标。从政策取向来看，上述举措确实是推动泰国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有效对策，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泰国成功落实这些产业政策依然“任重而道远”。

以EEC建设计划为例。2016年，巴育政府使用“宪法第44条特权”颁行了《东部经济特区法》，随后启动东亚经济走廊建设计划。该计划旨在加强泰国东部三府（北柳、春武里、罗勇）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的产业（包括食品加工、新型汽车、信息技术、智能电子、高级农业及生物科技等）入驻泰国，从而促进泰国整体产业的转型升级。以此为目标，泰国政府推进EEC建设的第一步是完善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基建项目是EEC高铁。该铁路将地处曼谷的素万纳普国际机场和廊曼国际机场，与位于芭堤雅的乌塔堡国际机场三大关键的交通节点连接起来，目的在于实现曼谷和东部经济走廊三大府的全面贯通，这也是泰国境内继中泰铁路之后的第二条高铁，对于泰国经济发展而言意义非凡。

EEC高铁项目在2018年3月获得批准并启动招投标工作，计划在2023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但从目前的进展来看，该项目在确定中标企业与签约的环节就已经前行艰难，其根本原因与中泰铁路一波三折的缘由较为相似，即受到泰国内部多方势力的干扰。此外，由于东部经济走廊建设计划的启动是在巴育使用“宪法第44条特权”的特殊条件下实现的，今后该计划及其相关项目的落实可能会由于合法性问题而面临一些阻碍。2020年下半年泰国数次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泰国政治的内在矛盾依然较为突出，未来巴育政府调整与落实新产业政策可能还会面临更多的挑战或阻碍。

综而述之，虽然东亚产业链变迁的最新方向可能为泰国实现产业升级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新的机遇，但由于泰国现阶段无法从根本上调整产业政策方向并对其进行有效落实，其在中短期内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桎梏的难度依然较大。

 

5. 结论与启示

 

东亚产业链变迁是东亚经济体产业与经济发展特有的外部动因。本文总结了东亚产业链变迁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关联。本文的结论与泰国的经验对于越南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第一，东亚产业链是本国产业与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尽管东亚产业链变迁对本国发展的影响总体上既有机遇又有风险，但不能由于风险的存在而寻求脱离产业链，相反，要通过鼓励跨国贸易与投资等方式来保持本国对东亚产业链的深度嵌入。

第二，相关国家的政府在东亚产业链变迁过程中需要形成一定的主动作为意识。虽然产业链的形成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产业链上的单一国家（尤其是下游国家）一般难以独立主导产业链的演进，但对于东亚产业链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一国并非总是完全被动，而是可以调节产业政策，适时扶持国内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最终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