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播坤；源自：华创证券《全球产业链重构下的危与机——产业链转移的可能路径》2020.06】

 

摘要：

贸易分散化的一个例证是2019年中国大陆对美出口下降了16.2%，美国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获得较快增长。贸易分散化作为产业链分散化的先导，如果持续时间足够长，将影响产业链的布局。美日欧对中国大陆进口依赖度高的行业较为重叠，集中于杂项制品中的卫生水道供暖照明设备、家具及其零件、旅游用具箱包、服装服饰、鞋靴和其他杂项制品，以及机械与运输设备中的办公设备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和电讯及录音设备，这些多是作为最终消费品；中间品中，依赖度较高的主要有以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皮革和皮革制品、软木及软木制品、纸制品、纺织品和金属制品，以及机械与运输设备中的通用工业机械和电力机械装置及零部件。结合全球人口红利分布、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轨迹以及近年来制造业出口份额的变化，预计未来可能成为产业链分散和转移承接的国家和地区集中在东南亚、东欧、中美和南亚。

中国大陆的较简单产业链已经基本实现了全产业链化，并进入下游环节转出的阶段。2015年以来，作为下游消费品的杂项制品以及机械中的办公设备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已经出现了产业转移的趋势。而在以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以及通用工业机械等中间品方面，中国大陆的比较优势仍在提升，这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大陆产业链分工位置不断向中上游靠近的延续。因此，下游产业的加快转移，其形成的是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网状产业链布局。

未来的不确定性在于，边际上的逆全球化趋势是否会导致中间品的生产也有可能向最终产品的生产国转移，这一过程对于不同产业链是不同步的。受影响最大的是主要作为消费品的五类杂项制品，以及办公设备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电讯及录音设备，其产业转移趋势有可能会提速。

中间产品中，受影响可能较大的是软木及软木制品，纺织品受影响将较小，同时仍会因为下游产业链的转出受益，金属制品和通用工业机械受到的影响将介于前两类之间。电力机械装置及零部件中电子门类的家用电动及非电动设备分项，以及电力设备门类中的各分项，中国大陆未来将更多面临来自东欧东南亚墨西哥的竞争压力，而同样是电子门类的以半导体相关产品为主的776分项，是净逆差项，来自东南亚的竞争压力主要是其中的低端产品，整体压力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以来全球各区域全球化程度阶段性提升，而亚太地区却快速走向区域化，这个过程中中国大陆的GVC参与度大幅提升，同时分工位置加速走向上游。如果疫情过后全球化出现边际上的退潮，亚太地区的区域化可能成为避风港。

 

正文：

 

1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四个可能方向

 

疫情的冲击展示了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脆弱性。现有的全球分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基于经济效率原则的采购与运输物流体系，一旦关键环节断裂将面临巨大风险。疫情后，全球化的布局将出现调整，由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可能在未来若干年中发生规模缩减、范围缩小和形式的变化。基于不同产业重要性和供需等特点，具体可能有四个方向的变化。

1、关键行业回归本土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原材、零配件、中间投入品尤其是医疗医药等产业的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可能会就此搬迁回本国，以形成政府和社会所要求的自主可控。

2、区域合作深化，从离岸生产转向近岸、在岸生产

不少跨国公司开始质疑长距离供应链。为了避免未来再次遭遇类似风险，跨国公司的供应链系统会要求更加体现自主性和可控性，对实时生产模式和全球分散生产的态度变得更加保守，这样会使企业始终保持一定的生产剩余和配置上更加靠近国内。例如，对美国而言，尽管美国本土的制造业衰落，面临实体回不去的现实，但生产将转向成本稍高对美国而言更便利的生产商，墨西哥、拉美等国家，是完全可行的，也正在成为现实。2019年，美国从中国大陆的制造业进口减少17％，美国从墨西哥的制造业进口量增长130亿美元。

3、分散化以增强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

这次新冠疫情让不少发达国家认为：把供应链集中在一个国家是有很大风险的。一些供应链容易受突发事件影响全球价值链布局，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集中与某一区域，而极有可能是分散布局在全球各个主要国家。例如，东亚和东南亚供应链很有可能在形成以“中国大陆+”为特点的分散化。短期内由于东南亚国家的整体工业能力偏弱，中游的转移需要时间，但已经向东南亚转移的消费品会进一步加速。事实上，贸易流从中国大陆转移到其他亚洲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趋势在2013年前后已经出现。从1995-2015年亚洲太平洋经济体产业依存关系可以明显看到，2015年中国大陆和越南已经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分工关系，越南从中国大陆进口大量的中间品。

4、靠近市场、就地生产仍会起到锚定作用

相对于上述变化，相对变化较小的是跨国公司靠近市场、就地生产的布局。中国大陆巨大的内需消费市场对于很多跨国公司仍然极富吸引力，也将对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布局起到强有力的锚定作用。

基于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可能调增方向之一——分散化，我们试图梳理这将多大程度上影响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将主要影响中国大陆哪些产业。

 

二、一个贸易分散化的例证：2019年中美贸易量的下降

 

产业链的分散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往往是以贸易分散化为先导的。2019年中美贸易量下降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贸易转移的难度并不大。尽管产业转移需要时间，但如果贸易转移持续的时间足够长，产业链的分散化并非没有可能。从美国2019年对中国大陆进口的情况看，中国大陆对美出口下降了16.2%，美国对中国大陆各类贸易品的依赖度降低是全面性的，但中国大陆的各类贸易品出口全球份额并未普遍下降，这种短期的替代并不是简单替代，而是贸易伙伴关系的重组。越南、中国台湾、墨西哥对美出口都出现了显著增长。

 

三、美日欧在哪些行业进口集中来源于中国大陆

 

我们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危与机》中已经刻画了全球对中国大陆制造业的依赖程度。从贸易品出口金额的角度，中国大陆输出各大类工业品的金额占全球比重约在15%-30%（图表4），各类最终消费品比例较高，大量最终消费品中国大陆出口全球占比在30%以上（图表5）。从全球工业品的出口分布看，主要用于直接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和杂项产品（主要是各类消费品）接近半数由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出口，由中国大陆出口的部分分别达到了16.8%和26.4%，而主要作为中间产品投入各行业生产的化学品或相关产品和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分别有7%和18.2%的出口由中国大陆贡献。具体到美日欧来看。

美国

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的金额主要集中在有限的几类贸易品中。从SITC二位编码贸易品的进出口数据看，2018年美国进口的贸易品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比例普遍大于中国大陆贸易品出口的全球份额，这反映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美国高度依赖中国大陆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办公设备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电讯及录音设备（76）、卫生水道供暖照明设备（81）、旅游用具箱包（83）、鞋靴（85）、家具及其零件（82）这几类主要作为最终消费品的贸易品，这些贸易品美国一半以上的进口来自中国大陆，占中国大陆对美出口金额的42%。纺织品（65）、金属制品（69）、皮革和皮革制品（61）、软木及软木制品和纸制品（63）、电力机械装置及零部件（77）、通用工业机械（74）、服装服饰（84）和照相器材光学器材（88）这些贸易品美国进口中约有20%-50%来自中国大陆。

日本

从SITC二位编码贸易品的进出口数据看，日本进口的贸易品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比例显著大于中国大陆贸易品出口的全球份额，这反映日本对中国大陆的进口依赖程度较高。日本高度依赖中国大陆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办公设备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电讯及录音设备（76）、卫生水道供暖照明设备（81）、服装服饰（84）、鞋靴（85）、家具及其零件（82）这几类主要作为最终消费品的贸易品，日本一半以上的进口来自中国大陆，占中国大陆对日出口金额的54%。

欧洲

从SITC二位编码贸易品的进出口数据看，欧盟进口的贸易品[1]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比例显著大于中国大陆贸易品出口的全球份额，这反映欧盟对中国大陆的进口依赖程度较高，依赖程度略低于日本，但高于美国。欧盟高度依赖中国大陆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办公设备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电讯及录音设备（76）、卫生水道供暖照明设备（81）、家具及其零件（82）、旅游用具箱包（84）等主要作为最终消费品的贸易品，欧盟一半以上的进口来自中国大陆。主要作为中间品的贸易品如通用工业机械、金属制品、纺织品等也有30%以上来自中国大陆，其对中国大陆的依赖程度略低于日本。

【[1]欧盟的贸易量一半以上是成员国之间的，在本文中我们剔除这部分考虑欧盟对外贸易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总体而言，美日欧对中国大陆的依赖重叠度是较高的，主要集中于杂项制品中的卫生水道供暖照明设备（81）、家具及其零件（82）、旅游用具箱包（83）、服装服饰（84）、鞋靴（85）和其他杂项制品（89），以及机械与运输设备中的办公设备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和电讯及录音设备（76），而以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中的皮革和皮革制品（61）、软木及软木制品和纸制品（63）、纺织品（65）和金属制品（69），以及机械与运输设备中的通用工业机械（74）和电力机械装置及零部件（77），美日欧对中国大陆也存在较高的依赖度。

如我们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下的危与机》中所指出的，中国大陆在纺织纺服、皮革鞋靴等简单产业链已经基本实现了全产业链化，已经进入下游环节转出的阶段，从显示性比较优势（RCA）上，已经看到了杂项制品中五个品类（除卫生水道供暖照明设备外），作为简单产业链的下游产品已经处在了比较优势下降的阶段（见图表12），办公设备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也是如此。以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以及通用工业机械，作为中间品，比较优势仍在提升，这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大陆产业链分工位置不断向中上游靠近的延续（见图表14及图表15）。我们关心的问题在于，疫情过后会是这种趋势的简单延续或加速吗？这取决于美日欧产业链分散化的实际举措和能够替代中国大陆出口贸易品的国家的替代能力，前者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我们将在后两节着重分析后一点。

 

四、产业链可能向哪里分散？

 

正如我们去年在《经济慢脱钩，金融快挂钩》分析的那样，由于不存在一个能够独立替代中国大陆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的经济体，中国大陆产业向海外的迁移将是一个产业布局走向分散化的过程，我们在该文中根据人口学特性和基础教育水平的考虑，选取了东盟主要五国（ASEAN5）和墨西哥作为最可能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通过分析其人口结构和工业品出口比较优势及趋势，得出越南和墨西哥具备承接大量产业转移的能力，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拥有一定的承接能力，但承接能力较弱。由新冠疫情加速的产业链转移，可能会突破上述选择范围，因此我们降低标准、扩大范围，从多个维度寻找可能的替代国。我们选取的主要维度仍是人口红利与工业能力，与此前我们通过制造业比较优势及变动趋势来判断承接产业能力不同，本文我们采用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方式来判断替代能力，这一标准更加宽泛。另外，除了这两个因素外，我们同样考虑空间因素，全球产业链是与空间相关的，产业链的区域分工与全球分工是同时存在且此消彼长的。

人口红利的分布

从全球的人口红利分布来看，处于人口红利期下半场[1]的主要是分布在东欧、东亚和中南半岛的一些国家，而处在人口红利上半场[2]的主要是拉美、南亚和东印度群岛的一些国家。处在人口红利期的国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如沙特、俄罗斯和大多数南美国家，虽然存在人口红利，但出口以资源品为主，不具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缺乏以工业制造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动能，融入可能仅限于资源相关的制造业（如石化产业）；第二类如南亚多国虽然已进入人口红利期，且人口多达全球四分之一以上，但由于物质基础设施及社会基础设施的缺乏，其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能力有限，整个南亚制造业产品出口份额仅有2.11%，且我们还未看到有显著的份额提升，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链可能将仅限于其少数优势产业；第三类是具备一定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中国大陆、韩国、墨西哥、部分东南亚国家和少数东欧国家，产业链分散的主要范围还是在这些国家地区中。

【[1]人口抚养比低于50%，但人口抚养比已经越过最低点进入上升期；[2]人口抚养比低于50%且仍在下降，我们放宽到全球平均水平（54.6%）】

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轨迹

由于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产业链方式并不相同，而参与的方式也决定了这些国家产业上替代中国大陆的能力。目前处于初级产品阶段的国家基本可以认为不具备产业承接的能力。世界银行将各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参与方式分为四大类：

初级产品：总的增加值贸易中制造业占比小于60%且后向参与度[1]少于20%（大国）、10%（中等国家）或7.5%（小国）。然后根据初级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在出口中的占比进一步细分为低参与率、有限初级产品和大量初级产品。

创新活动：知识产权收入在GDP中占比大于0.15%（小国）或0.1%（中等国家和大国），研发强度大于1.5%（小国）或1%（中等国家和大国）。

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其他国家中，总的增加值贸易中制造业占比大于80%且后向制造业大于30%（大国）、20%（中等国家）或15%（小国）。

初级制造业：其他。

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四种方式并非是简单并列的，四种参与方式是四个递进关系的阶段，一般是由初级产品到初级制造业，再到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最终达到创新活动。从图表18，可以看到1990年到2015年的25年中，约有20个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方式进入了更高的一个阶段，仅有捷克从初级制造业升级至创新活动，另有约旦和莱索托由初级制造业退回了初级产品。

【[1]后向参与度等于总出口金额中，来自外国投入品的增加值比例】

制造业全球份额的变动趋势

从1995年以来的制造业产品的全球出口份额看，显著的变化是东亚份额与北美份额的此消彼长，而东亚、北美与西欧的总体份额是稳定在接近全球三分之二，但在2015年以来开始下降，全球其他地区制造业产品出口份额出现上升趋势的主要是东南亚、东欧、南亚及中美洲，其中东欧和东南亚较显著，四个地区制造业产品的全球出口份额是19.76%，略高于中国大陆制造业产品的全球出口份额。

仅从2014年以来的全球工业品出口份额演变趋势看，工业品出口份额显著扩大的东南亚和东欧可能是最适宜分散化配置的地区，南亚和中美洲也存在分散化配置的潜力。

结合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以及2015年以来全球各国制造业产品出口份额增加的国家分布（图表22）和全球人口红利分布（图表16），具备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集中在东南亚、东欧、中美洲和南亚。可以看到，2015年以来各国制造业产品份额增加的国家主要是以初级制造业、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两种方式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国家中尚具备人口红利的国家，在欧洲，已经不具备人口红利的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份额也有所增加，这些国家虽然在全球范围内不具备显著的要素优势，但在欧洲区域中相对西欧仍然是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反映的是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因素（图表23）。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以来，尤其是经历了2017年和2018年的贸易复苏，全球各区域全球化程度大幅提升，而亚太地区快速走向区域化，这个过程中中国大陆的GVC参与度结束了金融危机以来的减小趋势，转而大幅提升，同时分工位置加速走向上游。如果疫情过后全球化出现边际上的退潮，亚太地区的区域化可能成为避风港。

 

五、上述依赖程度较高的产业链分散和转移的可能路径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四方面看哪些行业哪些贸易品面临的产业链分散化压力较大：

1.美日欧进口中各行业各贸易品依赖中国大陆的情况

2.相关贸易品中国大陆最近几年出口份额或RCA的变化趋势

3.可能分散配置的国家目前相关贸易品出口份额

4.可能分散配置的国家相关贸易品出口份额过去几年的趋势

其中前两部分我们在第一节已经充分讨论，美日欧对中国大陆依赖程度较高的贸易品中，纺织纺服、皮革鞋靴等简单产业链下游产出的产业链分散化压力是最大的，事实上这些产业本身已经在转移的进程中。以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以及通用工业机械等中间品，从比较优势的变动看依然在增加，但边际上的逆全球化趋势可能导致中间品的生产有可能向最终产品的生产国转移，而这个过程对于不同产业链将不同步，除了与产业链本身的情况相关，也与替代国该产业链的发展状况有关。由于贸易替代是产业链替代的先导，我们使用各区域或各经济体的相关贸易品出口份额与中国大陆的比值，结合该贸易品美日欧对中国大陆的依赖程度，来估计潜在的贸易替代可能，我们将这些区域相关贸易品过去几年出口份额的变动数据放在附录中。

如图表25、26和27所示。总体上看，东南亚在下游对中国大陆的替代能力是较强的，前述的依赖程度较高的产业链下游贸易品中，除卫生水道供暖照明设备外，都具备一定的替代能力，尤其是鞋靴、服装和办公设备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三类产品替代能力较强，而在中游产品上替代能力差异性较大，皮革、木材制品替代能力很强而通用工业机械和金属制品纺织品的替代能力相对较弱。东欧的情况则相反，在这些依赖度较高的产品中，中游的皮革制品、木材制品、通用工业机械、金属制品替代能力相对较强，而下游消费品中仅家具及零部件比较突出。南亚的替代能力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产业链。

皮革及鞋靴箱包：

皮革鞋靴产业链作为两头在外的产业链，可能是最为脆弱的，涉及出口金额828亿美元，由于南欧等地区生产的皮革鞋靴箱包相对高端价格较高，从金额上看到的美日欧对中国大陆依赖低估了实际的依赖程度，皮革鞋靴方面东南亚对中国大陆的替代能力较强，目前看到还有较大的替代空间，箱包目前的替代能力不强，但与皮革鞋靴关联度高，也存在一定转移的可能。

纺织及服装：

纺织服装产业链，涉及出口金额3014亿美元，美日欧对中国大陆的依赖程度较高，尤其是日本。替代能力方面东南亚和南亚对中国大陆服装的替代能力较强，而在纺织品的替代能力相对较弱，如在人造纤维织物（653）方面基本没有替代能力，替代能力集中在纺织纱（651）和未另列明的全部或基本上以纺织原料制成的制品（658），且后者是最终消费品而非中间品。我们已经看到2015年以来纺织与服装业出口的显著分化，下游的替代已经在发生，但目前看中游的纺织业还无法在短期内被替代，纺织强而服装承压的格局很可能仍将持续。

木材及家具：

木材家具产业链除板材等已加工木材（634）外，美日欧对中国大陆依赖程度较高。东欧在全产业链对中国大陆都具备较大的替代能力，可能会影响中国大陆对欧洲市场的出口。东南亚在中游的替代能力强于下游，这与中国大陆主要是原木料和木材中间品的净进口国和家具的净出口国有关，东南亚在过去的分工环节上主要负责中上游，我们目前已经能够看到中国大陆的家具RCA出现了边际下降，东南亚对中国大陆的家具出口逐渐形成替代是具备条件的，疫情前的2019年中国大陆木制品出口原木进口大幅减少，家具出口走平，疫情过后家具产业的转出可能加速。

金属制品：

金属制品涉及出口金额1016亿美元，美日欧所有品类对中国大陆都存在一定依赖，依赖程度最高的是未另列明的贱金属制家用器具（697），主要是家用的最终消费品，美日欧三分之二以上进口来自中国大陆，且目前看到东欧和东南亚的全球出口份额是较低的，短期难以实现替代，但也存在疫情驱动的中期替代可能。刀具（696）和未另列明的贱金属（699）美日欧对中国大陆的依赖程度也较高，东欧存在一定替代能力，东南亚的替代能力仍较小。除手动工具（695）外的691-694四类主要作为中间品的金属制品，东南亚与东欧对中国大陆的替代能力较强。

卫生水道供暖照明设备：

卫生水道供暖照明设备（81）方面，涉及出口金额436亿美元，美日欧主要依赖中国大陆的是照明设备，而东欧的替代能力集中在预制建筑物和卫生、水道、供暖设备和配件上，我们从RCA上的边际变化看到中国大陆在此类贸易品上的比较优势仍在增强，但由于美日欧对中国大陆照明设备依赖过高，且此类产品替代难度并不高，存在产业转移的可能。

通信、电子：

办公装置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SITC75）、电讯及录音设备（SITC76）和电气机械装置及零部件（SITC77）（不包括771、772、773及778）三类贸易品从工业企业行业分类属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涉及出口金额达6748亿美元。这些贸易品中，东南亚基本对所有门类均有一定的替代能力，而东欧及墨西哥的替代能力集中在监视器、投影机、电视接收设备（761）及收音机（762）两类贸易品。尤其是涉及金额最大的三类贸易品自动数据处理机及其设备（752）、电信设备及相关零件（764）、热离子管、冷阴极管或光阴极管及其他管等（776），替代能力集中在东南亚，其中776中最大的门类是半导体产品，中国大陆此项为净逆差项，美日欧并不依赖中国大陆的出口，且东南亚这部分产业链是较为低端的，对中国大陆产生的替代压力是较小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低端的半导体小公司，这些小公司跟东南亚的半导体产能（主要是日韩及少部分欧洲厂商的产能）是处于同一生态位的，替代压力主要集中在752及764两类产品，我们在2015年以来已经看到了这种替代。

电力设备：

电气机械装置及零部件（SITC77）中771、772、773、778四类（图表35）属于电力设备制造业产品，2018年出口金额达1595亿美元（进口金额712亿美元），电力设备方面，大陆地区大部分用电设备实现了国产化，主要在科技、学术研究领域应用的精密仪器用电设备依然是用海外，出口方面，美日欧在771、772、778三类产品上依赖中国大陆程度较高，而这三类东南亚对中国大陆都具备一定的替代能力，其中东欧及墨西哥对中国大陆的替代能力集中在配电设备（773）和电路开关、保护用电器电阻器、印刷电路等装置及零件（772）上。

通用工业机械：

通用工业机械欧日对中国大陆存在一定依赖程度，主要是各类中间品，涉及出口金额1188亿美元（同时有536亿美元进口）。东欧对中国大陆的替代能力较强，东南亚也对中国大陆多个品类存在替代能力。由于中国大陆出口以中低端为主，从比较优势看并不突出，东欧由于深度参与欧洲的汽车机械产业链，在通用工业机械方面对中国大陆替代能力较强，日本对中国大陆通用工业机械的依赖目前看并不能被东南亚充分替代，替代能力较强的是741、743、746三个门类，通用工业机械方面的不确定性是较强的。

未另列明的杂项制品：

未另列明的杂项制品涉及出口金额1612亿美元，其中婴儿车、玩具、游戏及体育运动用品（894）美日欧对中国大陆依赖程度极高，且目前看东南亚、东欧和南亚对中国大陆的替代能力还较低，而未另列明的塑料制品（893）和未另列明的办公用品和文具（895），东南亚和东欧存在一定的替代能力，相对较低，印刷品（892）东欧和东南亚的替代能力极强，尤其是东欧。

 

六、附录

 

对美日欧的各类贸易品出口东南亚、东欧及南亚的替代可能

美国视角

日本视角

欧盟视角

各国相关贸易品替代可能

东南亚五国与墨西哥

东欧与南亚

其他

我们将四个主要地区外的有一定制造业潜力的国家也列出。

（前四十大制造业出口国中的发展中国家，不考虑人口红利与全球产业链的参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