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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税边缘化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内税制越完善、税基越大,越不依赖关税,更依赖更开放的国内和国际贸易体系。这些国家普遍拥有较为完善的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体系,依赖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国内税源,如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等,关税作为财政收入筹集工具的地位日益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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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定价一项技能

    技能的互补性(即一项技能可以与多少种不同高价值技能结合使用)决定了一项技能的经济价值。技能价值取决于技能背景,并与不同类型技能结合使用,价值最高。如AI技能溢价为 21%,高于技能平均溢价。金融法律领域比市场营销技能的溢价高,市场营销比行政技能溢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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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C与高利贷

    ​​​​​​​“没有对赌条款,募资报告根本过不了”。中国VC基金超过七成的钱来自政府引导基金和国有资本。考核周期通常是3年投资期加2年退出期。5年内没有退出路径,负责人要承担责任。基金管理人拿到LP的钱,硬性退出指标中必须考虑上市与并购、创业者承诺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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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卡特彼勒代理商制度

    卡特彼勒的发展路径中有一个显著优势:代理商制度。康明斯动力系统的一名代理商说:“卡特代理商是成就辉煌的核心所在。可以与他们产品竞争,但却无法匹敌卡特彼勒所拥有根基坚实的代理商。他们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务甚至业界的任何人力,而且他们相当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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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宗商品投资的杭州帮

    研究是0分与100分的区别。如果研究没有体系,逻辑不成闭环,很难持续发展。杭州帮在基差领域开辟了新天地。对基差的理解,使其将期货与现货的结合发展壮大。在黑色产业链与化工产业链的很多商品基差,基本上由浙江系公司决定。掌握基差规律,就获得市场定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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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本之王”黑石

    自1985年成立,两位连杠杆并购都没真正做过的创始人,如今凭借1.1万亿美元的管理规模,让黑石足以跨界比肩世界顶级的主权财富基金。黑石的业务虽多但却有着科学的分类和管理,并且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而实时调整。2024年,黑石仍在对其业务进行归类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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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SG披露标准启示

    目前主流披露标准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综合性的披露标准,以GRI、SASB等为代表。第二类为聚焦气候变化、水资源等领域的披露标准,以TCFD、CDP等为代表。第二类标准适用于不同的领域,很难横向比较。GRI标准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披露标准,引用占比超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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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钾盐缺口

    中国有56%的耕地需要“补钾”,总体上越往东南越严重,闽、湘、鄂、粤、海南以及江淮地区土壤钾含量都十分稀少,高效钾含量只有新疆、关中农业区的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2023年,中国钾盐缺口68%,需进口1000多万吨,而由于钾的高度垄断,进口选项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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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井物产的情报网

    微软的情报系统对企业经营的贡献率大约是17%左右,而三井这种贸易财团则是以信息为最终的经济效益,其情报就是整个公司的命脉。作为民间研究机构,从研究的深度、广度和企业接受程度来看,比政府研究机构更有效率。其成果被日本企业界认为是经济变化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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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盒装奶是950毫升?

    国内的一些牛奶包装沿用了美国的可折叠屋顶式纸盒设计,用的模具一样,那标注的容量也跟别人一样,取近似值950毫升。制造商在保持包装大小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稍微减少产品的体积。这可以帮助公司在生产成本上升时控制开支,而不会显著提高零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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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收获AI价值,赢家们关键在于采取了一套更彻底、更系统的战略:将AI深度融入业务战略;更注重变革管理和组织重构;同时在高层推动、资源投入与规模化落地实施中展现出更强的决心与执行力。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尚未实现AI与工作流的全面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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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中心市场前所未有的高强度、空间集中的增长正在重塑能源格局,加剧了公用和非公用电力供应商的压力。数据中心电力需求的预期激增可能导致基础设施瓶颈,阻碍行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电力供应商必须重新思考商业模式,以确保可靠且可扩展的能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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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业链逆流

    尽管存在较大争议,但中国产业链转移风险不可低估。1、多个国家可共同承接中国低端产业链,降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2,中国高端制造业产业链加速回流,将对中国技术转型升级造成负面冲击。3、产业链转移具有难以逆转性与具有先慢后快的非线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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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化的影子世界

    全球化“影子世界”源于具体痛点:高昂的跨境支付手续费、效率低下的末端派送、碎片化的海外营销渠道,复杂的异国用工合规。同时地缘政治迷雾与人工智能,又添更多变量:工具型服务正在被生态系统取代、物流公司深度介入客户供应链、支付平台成为金融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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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I隐形战场:存储器与封装

    传统“存储墙”成为算力瓶颈,高带宽存储器(HBM)与先进封装技术成为突破关键。HBM较传统GDDR6提升5倍;而台积电CoWoS、英特尔EMIB等先进封装技术,整合CPU、GPU、NPU等为“超级芯片”。这两项技术共同构成AI算力革命的“隐形战场”:技术路线竞争,产业链话语权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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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控技术是智能汽车的“地基”。线控,指通过电信号将转向、制动、加速等关键动作直接交由电子控制单元ECU处理,再由执行器完成操作。没有线控,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底盘、难以实现L3及以上级别的自动驾驶。它是汽车从“机械机器”向“智能终端”跃迁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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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企退场通道

    在破产法庭见到的,不是冰冷法条,而是被债务压垮的家庭。90%民企老板用房产证为企业担保、银行要求连带保证、停业可能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需要一个合法退场通道:个人破产制度能覆盖中小企业主、银行不再强制要求个人担保、社会对失败者少些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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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文科倒闭潮

    文科衰退,是个全球性的问题。经合组织报告显示,过去10年人文学科的入学人数都在下降。在这股浪潮中,有的大学是迫于财政压力削减人文学科,有的则是出于对“教育优势”进行结构性的优化,也就是把跟不上时代的文科专业淘汰掉,去拥抱更具竞争优势的STEM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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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年最失败的八大技术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年度科技失败案例盘点,记录了过去一年中的失误、骗局与灾难。有些失败带着荒诞色彩,如谷歌“觉醒AI”生成黑人纳粹图像而将公司推上舆论风口浪尖。另一些则更加严重,如CrowdStrike的一次计算机错误,导致数千名达美航空乘客被迫滞留机场,引发法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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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小昭;来源:第一财经资讯《中国十年人口大迁徙!149市人口减少,他们去了哪里》2021.08】

 

近十年,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而在一些城市、区域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相应的有相当多的区域人口外流。

第一财经记者整理了各地公布的七普数据,梳理了全国330多个地级行政区(包括地级市、地区、自治州和盟,以下简称“市”)十年来人口变化发现,共有149市人口出现减少,占比达44.7%,人口减少市比较多的是东北、中部及西部的甘肃、四川等地。

需要说明的是,在各地发布的七普数据中,部分省份单列公布一些省辖市为县级市,为了保持口径统一,本文没有纳入统计,其中海南只纳入4个地级市的数据;另外有个别省份发布的数据中,单列了个别功能区,在此也没有纳入统计。

 

全国149市人口减少

 

统计显示,在直辖市以外的27个省份,共有330多个地级行政区。其中,184市实现人口增长,149市出现下降。

其中,人口下降的149市来自23个省份。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共有14个,占下降城市总数的9.4%;中部地区有47个,占31.54%;西部地区有55个,占36.91%;东北有33个,占22.15%。

分省份来看,149市所属省份主要来自东北、中部地区和西北的陕西、甘肃,西南的四川、云南等地。有一部分地区如东北、山西等,工业化和城镇化比较早,人口出生率比较低,加上能源重化产业比重较大,但近年来能源重化产业下行压力较大,不少地方人口外流,因此人口下降的地市较多。

这其中,东北地区只有三个城市人口增长,即沈阳、大连和长春这三个副省级城市,其他地市人口全部出现下降。比如,与2010年六普数据相比,黑龙江常住人口减少646.39万,降幅高达16.87%,全省13个地市人口全部下滑。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对第一财经分析,东北的出生率较低,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同时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大,就业机会减少,很多年轻人口流向东南沿海。这十年来,东北一直处于人口外流的状态。

山西作为能源大省,人口减少的市也比较多。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为3491.56万人,与2010年六普的3571.21万人相比,十年间减少79.65万人,减少2.23%;11个市中,有9个出现下降。

山西之外,安徽、湖北、湖南等中部省份人口下降面也比较大。比如,安徽16市中,有10个市下降,湖南和湖北(不计入省直辖的县级市和林区)各有8个,河南和江西各6个。

中部地区人口下降的地市多,一方面与中部地区距离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较近有关。近年来,随着高铁网络的快速发展,三大经济圈的腹地不断延伸,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部与三大经济圈的人员往来更加便利。

以河南为例,与10年前相比,河南流出到江苏、浙江、上海的人口占全省流出人口比重分别增加5.1个、2.3个和1.4个百分点。河南外出到苏浙沪的人口占到河南外出人口的近四成,比10年前高出近一成。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包括高铁在内的交通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这也使得河南与苏浙沪之间的产业对接和人员往来更加方便。

另一方面,包括湖北、湖南、安徽等地人口下降的地市州多,还有一个原因在于,近些年这些地方的省会城市发展势头十分强劲,省会占全省GDP、人口的比重快速抬升。省内地市的人口外流,一部分流向了沿海发达地区,一部分流向了所在省的强省会。

以湖南为例,邵阳、衡阳、益阳、常德和岳阳几个城市的人口减少幅度都比较大。其中,邵阳比2010年减少了50.8万人,衡阳减少了49.6万人。省会长沙十年共增加了300万人,总人口突破千万大关,达到1004.79万人,成为中部地区第3个突破千万人口大关的省会城市。

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西南、西北等一些省份。比如陕西10个市中,有7个市出现人口下降,同时省会西安近十年增加387.97万人(不含西咸新区咸阳片区),以1295万人的总量超越武汉等城市。在四川,省会成都常住人口十年增加581.89万人,同时,四川21个地市中,有13个城市人口减少。

27个省份各地市近十年人口变化 

 

人口流向哪里

 

统计中,有4个省份的所有地市都实现了人口增长,分别是东部的浙江、海南和西部的贵州、西藏。

浙江是东部几个经济大省中唯一一个实现所有地市十年来人口都增长的省份。这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较为均衡有关。2020年,浙江所有地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杭州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汤海孺分析,浙江城乡收入差距小,区域发展较为均衡。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导,很多县都形成了各自特色的产业集群,产业基础非常牢靠,在此基础上,以地市为单位,每个市人口都实现正增长。

海南省因陆地面积较小,区划行政单位较少,一直实行省直接管辖各县市,既包括地级市,也包括县级市和县,共19个市县。七普数据显示,十年来,海南虽然有3个县人口减少,但4个地级市全部实现增长。

这几个所有地市都实现人口增长的省份中,既有像浙江这样经济发达,且区域发展均衡的省份,也有一些地方如海南、贵州、西藏,由于出生率较高,所以各地市的人口都实现了增长。

如果扩展到其他省份来看,一些增长面比较大、仅个别地市人口下降的省份,如山东、福建、新疆、广西等省份,原因也较为类似,要么与经济比较发达、人口流入较多有关,要么与本身出生率较高有关。

人口下降的地市州盟从人口迁徙流动的方向来看,迁出的城市主要来自东北、中部和西北、西南的部分省域。从149个城市的名单来看,除了哈尔滨这个副省级城市之外,其他城市大多是三四五线城市。不过,这些城市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其中,东北的很多普通地级市是资源枯竭型城市、收缩型城市,不仅市域总人口在减少,甚至连中心城区也在收缩。

由于地市人口指的是市域范围内的总人口,既包括了中心城区人口,也包括了下辖的县、县级市人口。对中西部很多地市来说,虽然市域总人口下降,但并不意味着市区人口减少。实际上,下辖县市的人口一部分往沿海和省会城市流动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流向了所在地级市的中心城区,因此这些城市中心市区也在不断做大做强。

从人口流入的方向来看,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地成为人口流入的主要地区。第一财经记者统计显示,有8个南方省份十年增量超过了300万人,分别是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广西、贵州、四川和重庆,合计增加了5696万人,占全国增量的79%。其中,东南沿海5省份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和上海增量合计达4443.58万人,占全国增量的61.7%。

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十年来全省常住人口增加2170.94万人,增长20.81%,广东增量占全国增量的30%。数据显示,广东目前共有流动人口为5206.62万人,其中外省流入人口为2962.21万人。

不过,广东的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存在很大的差距。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省外人口流入,也吸引了省内粤东西北大量人口流入。因此,尽管粤东西北一直以来出生率都比较高,但广东还有6个城市人口减少。这也说明珠三角的人口吸引力之大。

除了流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外,在中西部很多省份中,省内流动人口大幅增加,主要是省内普通地市向省会城市、中心城市转移。尤其是河南、四川、安徽、湖北、云南等中西部省份,近年来强省会加速发展,省内其他地市人口加快向强省会流动。

 

2021-09-01
梳理全国直辖市以外27个省份、330多个地级行政区十年来人口变化, 184市实现人口增长。149市人口出现减少,占比达44.7%。人口减少市比较多的是东北、中部及西部甘肃、四川等地。浙江、海南和贵州、西藏4个省份所有地市都实现了人口增长。中西部省内流动人口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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