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整理：口皓、李翠环，校对：严晓辉、黄志友；来源：国仁乡建根据温铁军2020年8月“第四届国仁乡村振兴论坛——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工作专题研讨会”讲座整理；转自：观察者网《温铁军：今天的集体经济主要不是搞生产，而是学会吃租》2020.08】

 

温铁军：

大家好，其实我今天要讲的东西都是跟大家学的。来了战旗乡以后，首先跟陈部长（成都市郫都区组织部副部长陈锦）学了大家开座谈会（指8月26日下午“郫都区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研讨会”）讨论的一些问题，跟何院长（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执行院长何玉建）学了唐昌怎么能够变成一个大公园，跟高书记（战旗村党支部书记高德敏）学了现在战旗村作为一个集体经济怎么能把租吃得多多的，怎么能让租值最大化。

 

01、什么是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就是收租经济

 

刚在会议室跟大家讨论昨天会议（“郫都区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研讨会”）的要点，我通过昨天大家的讨论，将学到的东西归纳为一条：今天中央提倡搞集体经济，很多人不知道集体经济是干什么的，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集体经济主要不是搞生产，而是学会吃租。

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说，你们想想过去在农业社会，地主是干什么的？是吃租的。除了收租他还干什么？地主至少是掌握了他这块土地上的生产情况，也就是信息，佃农能生产多少，哪些佃农适合种哪些地，应该给他配牲口，还是配农具等等，这些在传统农业管理上的管理责任是地主的。那再进一步，地主当时收租收的是实物租，打下多少稻谷，大家按照定额来分成，比如四六开还是五五开。按定额分成，分成以后地主成规模地集中了地租，其实就是集中了粮食，集中了农产品。肯定不能自己吃，于是他就变成了一个零成本地获取最大化的农业剩余向市场供给的规模流通主体。所以在农业社会，在我们没有进入土地革命之前，地主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的主要功能是收租。

同理，我们今天农村集体是土地的所有者，是资源的所有者，当然和以前性质不同了，那他去干活吗？就像地主会去干活吗？如果我们一定要让村集体除了收租之外，还得去干农活，那就无异于过去让地主下田去干活，让佃农们进城打工，位置就颠倒了。当然不是说过去一定对，没有对错，我们只是打个比方。好让大家理解，集体首先是吃租的。

大家看现在还有一些集体经济的典型，比如华西村，华西村是把自己的土地上全部种了厂房，种厂子不种地了，于是收的是厂租。再看广东珠三角四小虎，顺德、佛山、南海、中山这些发达的农业地区，村集体在干嘛呢？全都在收厂租。今天在战旗，高书记在收什么租呢，他在收资源租，在收风景租，在收铺租，十八坊也好，小吃街也好，农庄也好，所有这些东西是租出去给租户，然后村集体吃的是铺租，就是商业租。想想这就变成什么呢？过去的地主收的是第一产业租，华西收的是第二产业租，广东四小虎收的是第二产业租，战旗村高书记收的是第三产业租。是不是这么回事？有时候大家说我们搞不了集体经济，我们村什么也没有，那是因为没有把村集体放在吃租者的地位上。

所以告诉大家集体经济是什么，是吃租经济。农业社会吃的是地租、农业租，工业社会吃的是厂租，现在是生态社会，吃的是资源租、空间租，是铺租。战旗村搞民宿、农家乐、酒店，其实是分享了床板租。刚才在会议室，有市里来的同志说，现在市委书记提出的是要让成都变为雪山脚下的花园城市，大家也知道我们在战旗村很轻易就能看见雪山。那很重要的收租题材就是雪山脚下的唐昌、雪山脚下的战旗，甚至可以说是都江堰旁边清水的战旗。所有这些讨论说明什么？我们今天的集体经济想要有发展，就应该把集体收租的租源、收租的来源搞得多多的。把超过集体之外的，不能收租的资源搞得少少的，这集体经济就发展起来了。

大家说集体经济很多地方空壳村，已经都分了，没有东西了，我们还怎么发展集体经济。就是因为还没有把自己脚下、没有把村集体能够掌控的那些资源变成收租的租源。很多地方搞不起来，搞不起来的原因是还没有搞清楚当地的租源是什么。

 

02、如何重构集体经济-“三变”才能重构新型集体经济

 

1、资金变股金——集体经济的资产来源及政策基础

今天中央文件讲三变改革。第一条是资金变股金，这个说起来很容易，大家都知道资金可以变股金，但是什么资金变为什么股金，讨论的不够。现在是党要求农村贯彻发展集体经济的方针，组织部从中组部下来，一直到各级组织部，都有发展集体经济的资金，这个资金如果撒了胡椒面，那就等于没有把资金变股金。

很多地方把投到农村的资金全部变为集体的流动资金。比如给村里搞项目，但这个项目下达到这个村子的时候，项目资金变为村集体的流动资金，然后集体来使用做项目，这不就形成集体资产了吗，怎么就不能消灭集体经济空壳村呢？资金变股金，什么资金呢，政府投到农村的资金变成集体的流动资金，这些资金形成的资产变成集体的固定资产，这不就是资金变股金了吗？很多人说集体是空壳，我说是因为大家长期以来没有把资金变股金这条中央政策落实到位。有些部门就是拿着项目资金去跟那些企业勾兑，从中跑冒滴漏，分点、拿点，这难道不是普遍现象吗？

如果一旦把这个资金下达为集体资金了，那基层一个村里面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这个钱，再想跑冒滴漏就很难了。因此我们很多部门现在要求必须招投标，必须得第三方评估，必须得交给那些有资质的公司，这些东西，其实是给自己的跑冒滴漏制造了无数的借口，就是不愿意把资金变为集体的股金，自己掌握着。于是当这些项目修到村的时候，老百姓会替你照顾吗？会替你管着吗？会替你爱护吗？这样的项目下达到基层的结果，是你管不了、管不好、管起来不合算这三条。为什么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呢，只有当你把资金下达到村，变成村的股金，村里面去修了，去做了这些设施了，才会替你管，帮你管好，有了问题才及时解决。

为什么要给村集体，说的很清楚了，下到村里的项目，尽管完全合法地把这套程序走完了，但其结果并不好。所以，为什么不能把国家下拨的资金给集体呢，反正是要发展三农的。与其部门管着，不如资金变股金，做给村集体，现在很多地方试点县都已经有成功经验了。如果不放心，资金部门可以保留所有权，把处置权、分配权、收益权等等一概下到村集体，保留所有权监督，保证投到农村的基础设施资产不被私有化。也可以以所有权做股，在县级构建一个平台公司来发展集体经济，可以有各种各样制度性的调整和组织结构安排。比如我们郫都区的深改办、成都市的深改办，应该考虑如何借助中央提出的加强集体经济的政策潮流，来调整我们农村的三农结构，把我们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变为一个雪山下的大花园。

刚才跟大家说，我所有的知识都是跟大家学习学来的。只要大家有学习精神，见缝插针地学习，虚下心来，向所有交流的对象学习，就一定会有所创新。今天大家还是愿意听我的，可能是因为我学的多，我把每一个人所讲的东西，都从中尽可能去找到他的知识点，然后把这些知识点变为我们可以融会贯通的知识体系。所以，就告诉大家这个集体经济是吃租的，第一产业吃的是农业租，第二产业吃的是厂租，第三产业吃的是铺租，加上床板租。说到底，就是怎么调整结构、怎么能借助三产，把我们的租搞得多多的。

国家进入21世纪新时代，最重要的战略调整就是生态文明战略。我们国家很有意思，一代一代接着干，久久为功，不翻烙饼不折腾。其实，生态文明早在2003年就已经提出来了，当时中央提的是科学发展观，不就是现在的发展战略吗？现在仍然是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就要求放弃单纯追求GDP的思想，但那个时候各地地方政府都在激烈竞争GDP，很难改过来。然后，就提出能不能改变核算方式，把统计体系改了，改成绿色核算体系。这样剧烈地竞争GDP，导致社会关系高度紧张，所以中央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大家在竞争GDP的过程中，外资正好滚滚流入中国，于是各地抢占土地，结果导致农民大量发生群体性治安事件，一时之间上访告状每年增加10000多起，最高年份能增加到17000多起。于是，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的同时，针对农民大规模上访的客观挑战和压力，提出农业减免税，把农民税费负担一次性减到零，从2004年推出试点，2005年全国实现，2006年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还记得，那时候的说法是，沿用了几千年的农业税赋一次性减到零。但紧接着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县以下开办的涉农企业，跟着一块减税，县乡村三级的收益大幅度减少，债务就开始暴露了。因此，2005年农业免税的同时，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叫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始向农村投入。县乡村三级不是负债了吗，不是没钱了吗，不是不能征收税费了吗，谁来解决问题呢？当时国家明确提出，县以下三农的责任由中央和省两级承担，不再像过去那样由县来承担，责任上收，由中央和省两级承担。所以，这个政策变化是非常实事求是的，生态文明重大战略转型，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农业免税政策提到新农村建设这一由国家承担投资责任的战略提出，国家大规模向农村投入基础设施。也就是那个时候，水、电、路、气、宽带，五通进村。

国家大规模向农村投入，从2005年开始，把农村的绝对地租变成了极差地租。过去地主，如果把土地整平整了，有了对土地的投入，就意味着产生了极差地租。如果农田高低不平，没有修整，就只有绝对地租，这种地一般都是愿意租给那些干活能力不强的人；而平整过的能够有较高产出的土地，则会租给人高马大能干活的人，这样产出高产生的租量也大。2005年新农村建设，最先搞的就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让水、电、路、气、宽带都进村，意味着把农村中过去只能产生的绝对地租变成极差地租。这原本是发展集体经济的一个极好机会，集体可以多吃租。只有产生增量租的时候，村集体跟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才能建立。可惜那时还没能来得及形成“乡村振兴”这么明确清晰的指导思想。

乡村振兴战略在“十九大”通过，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当然，不是说过去的政策不对，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在那个年代没有加强集体经济，村干部也很难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相当多的资源漏出了，或者说本来产生了极差地租，但这个租值耗散了，散哪去了？跑冒滴漏了。再后来，又有了加大反腐力度、增加官方投入等重大举措。

那一轮新农村建设，大量向农村投资，一开始几千亿，后来上万亿，确实缓解了农村很多投入不足的问题，提高了农村产生租值增量的可能性，但是并没有带来农村集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主要原因应该说是没有强调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中国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体制，于是现在新的指导思想就强调，要把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当成一个由组织部门来贯彻的任务，组织部不是经济部门。事实上，过去搞“五通”进村的部门，一定程度上形成利益分配。刚才我讲到，把部门投到农村的设施性资产做股变成农村集体的资产，有些部门可能想不明白，总会以为这是自己部门的，但这哪是你的，这是国家投资，只不过通过你这个部门投下去的。

现在的做法，就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由组织部门出面，这一点在党的基层工作条例中就有。经过过去15年的大规模投资，农村形成了巨量资产，数以百万亿的，但是没有让这些资产变活，怎么可以让国家这么大规模资产投到农村以后变成一个沉淀资产呢？不能。所以我们刚才讲，如何能够让这部分资产激活呢？交给村集体，由广大农民盯着，同时也把群众也发动起来了。如果把这些投到农村基层的资金，包括投资形成的设施性资产，做股量化到村集体，空壳村就没有了，很多村集体觉得都分光了，那是因为没看到这些年国家往你的村子投入了至少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我前两天去藏区甘孜州德格县调研，县委书记说，这几年国家给县里投了60亿，难道不是大量变成了资产吗？而全县财政收入只有6000万。可想而知，国家大量投资投到基层的这些设施性资产，如果只是死置在那里，是多大的损失。

这两年中央提倡发展集体经济，很多人以为是要走回头路、走老的计划经济的路，怎么可能！这么大规模的资产沉淀在那里，如果把这些资产交给私人或个体农户，怎么交？农村现在这种分户经营，每家每户一点小土地，像在川西平原人均不到一亩地，让农户怎么搞。前不久疫情期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他是统计局出身，他说我们这些年国内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设施性资产，算总账是1300万亿。什么概念？中国14亿人，意味着差不多人均一百万。这么庞大的资产，不能沉淀在那里。当然很多投到城市的资产是在使用之中，比如道路、高铁、机场等等，不完全是沉淀。我和我的团队这次飞甘孜州，一下飞机，这里的机场2018年12月才通航。在高原地区削山峰填山谷，修这么个机场要多少钱，每一平方米的面积上得积淀多少资产，而全国有多少纵横的高铁网、运输网，这些都是资产。

这些年投到农村的资金，几乎让所有的农田基本建设完成了改造。五通进村，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是进行政村，在乡村振兴战略期间是要进自然村。很多农村现在是连户这一级都硬化了道路，这都是资产，都是国家投的。这个资产要变成有效资产，就得有人来使用它，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就得有人来分享它。所以，今天集体经济的条件具备了，当年条件是不具备，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大量投到农村的沉淀资产。总之，现在我们讲集体经济资金变股金，第一条就是要考虑怎么把这些沉淀的资产激活，变成集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怎么能把现在的项目资金投给集体经济，变成集体经济的流动资金。

2、资源变资产——空间生态资源开发增加租值

 

乡村振兴要和生态文明结合。作为国家战略的乡村振兴，为我们的农村集体经济三变改革带来了什么？第一是带来了巨额的资产，第二是当国家要求转型为生态文明发展的时候，跟过去农村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战略出现了内涵性的根本变化。

刚才我们说到，昨天下午在学院4楼，高书记指着远山说是什么什么山，当年的地震发生在哪里，从这看过去怎么怎么，他在讲什么？他在介绍景观，在讲风光，在说战旗村就能看到那远山的地震带，这就是知识点。刚才有四川社科院的朋友跟我说，这几天在他们小区院子里，能够照进星空，遥望星空是一个多么美的感觉。

今天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是什么，是文化消费。对生态资源的开发，意味着要收的租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过去收的租是平面租，无论地租还是厂租都是平面租，今后要收的租，那个租值增量从就得从空间来，应该收的就是空间租。

最近自然资源部要出个多规合一的方案，找我们征求意见，我们提出的就是空间生态资源，这个新的资源领域，和过去搞工业化的时期的平面化资源领域相比，完全是两个概念。希望听我们课的朋友们，能抓住这个重要的改变，那是地方发展的新的战略机遇。

举个例子，社科院的朋友说在小区里边能看见星空，这让我感到很吃惊，一般在城市里因为光污染，要想仰望星空难度极大。我记得有一次去英国，在一个很小的镇上，那里有一个舒马赫学院，他们要求所有来访的人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问我的感觉是什么，我说在这里能够仰望星空，我很激动，我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里是看不到星空的。这是什么资源，典型的空间资源。

再举个例子，前不久我带队在福建的一个沿海的滩涂上，那里最近兴起了一个现代产业是摄影产业，各地的摄影爱好者都跑到那里去，那里一张床一晚上是2000元，地方的领导请我去看看，说我们这里徒然就发展起来，是怎么回事？一张照片照的是一缕斜阳，滩涂上插的那种杆子和网，是潮涨潮落的时候捕获小海鲜的，叫赶小海。过去那里是第一产业，滩涂就是第一产业的收益。现在一下子从第一产业跃升为第三产业，摄影产业。来这里的人长枪短炮的，随便一个人背的设备就是多少万，这些是都是高端客户。高端客户背着多少万的设备就为了来拍这一缕斜阳，他们不在乎一晚上2000块钱的床位。蹲在那里一个月，就是为了拍一张好照片，全国摄影爱好者跑到那里，变成了摄影网红打卡点。这个资源，不是单纯的滩涂，而是早晨的朝阳和晚上的夕阳，一缕斜阳无论早晚，射向这片滩涂的时候，是景观资源，是极为稀缺的资源。

这样一来，那些办民宿的、搞农家乐的，他收的那个床板费就不是基本建设的费用，不是那个水泥砖块的费用，他们吃的是那一缕斜阳。而这恰恰是公共资源是将空间资源转化成现金收入，这就叫做生态空间资源。过去不做第三产业的时候，把这块滩涂就当成滩涂，就单纯是第一产业的资源，是平面资源。所以，集体经济应该瞄准如何产生租源增量，就是紧跟中央提出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把当地的生态空间资源变成集体可以收租的资源。

在战旗村，写《解读战旗》的董筱丹老师，前不久在四川的一个村子里研究调查，回来讨论时说，这个村种果树，到了花季的时候一大片花海，美极了，但是村集体不擅于把这个空间生态资源当成它收租的资源，有投资公司在这里盖了一个饭店，于是整个空间生态资源——最优质的花海变成了这家公司的收益，农民没有收入，集体没有收入。她从这个案例中得出了一个说法，叫做空间资源开发的非正义，因为它不是集体收入，这个租值耗散掉了，租源在增加，但是村集体没有拿到，就是因为村集体没有空间生态资源开发的概念。很多地方政府仍然想的是，一块山地种了果树，能多摘点果子，还是第一产业收益的概念，还是平面资源开发的概念，思维太保守落后了，好好的租就丢了，集体经济搞不起来，反而让少数人非正义获利，这不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不符合新时代的思想。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讲清楚了，租源产生于从平面的资源开发变成空间立体资源开发的升级。再进一步分析，需要思考空间资源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里面有很紧密的逻辑关系，山水田林湖草，综合规划系统开发。空间资源不能像平面资源、像土地那样切成一块一块，山水田林湖草一定是个整体，一个山系和一个水系之间是紧密结合的。如果水好把水卖了，山系没有水系，这个山就活不了，因为水会被过度开采，而山就会缺水，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就被破坏了。

所以，山水田林湖草是一个体系，它是不可以被轻易切割的，要求在一定流域范围内形成一个主体，这就叫资源变资产。刚才讲了资金变股金，现在讲的是资源变资产，资源不能只是那么点土地，必须包含空间生态资源。空间生态资源因为它内在具有结构性的粘连，水系山系一定有这种特有的符合自身的物种——植被种群等等，如果想要把资源变成收益，那就需要有新的说法，新的题材。

我这次在藏区，无论是甘孜州还是昌都，跟当地干部交流时都强调我的关注点，不同海拔高程的昼夜温差，这种地理条件、气候和降水，当地的物种品质跟平原之间的差别等。比如，他们那里生产一种葡萄酒，就是高原葡萄酒，是北纬三十度的葡萄带生产的高原葡萄，其实叫做高山葡萄，这种葡萄的糖份沉积大大高于平原地带，因为昼夜温差大，糖份、养份都很高。于是，海拔高度就成了它的题材，当地海拔是3411米，葡萄酒的名字就叫做3411，卖3411块一瓶，走的就是高端路线。这意味着他们把空间资源变成了品牌资源，然后变成价格收益。

这确实是一种玩法。用今天很多人的理论来说，就是所谓的游戏，他们就是这样玩的，越到了高端的或者所谓的虚拟层次上，就越是看你用什么样的题材来支撑，他们相当于把气候、地理、高程、昼夜温差等因素都装在了这个葡萄酒的品牌上了，是将各种空间资源整体凝聚成一个品牌，所有山水田林湖草作为一个综合的不可分割的资源体系，而不是像过去那种粗放经济增长的阶段，把它们拆开了切碎了卖掉。

所以，有些地方官员找我，让我提点建议怎么开发。我讲完了以后，他们觉得还是习惯一卖了之。这说明大家停留在过去工业化时代对平面资源开发的习惯上太久了，不懂得怎么把“两山思想”变成租值增长的来源。而“两山思想”直接提出山水田林湖草综合规划系统开发，这是中央的思想。总而言之，希望大家明白，空间资源立体开发，不可以拆开了买卖。

那么，谁才可以操作这个事情呢？我们注意到，以往的村落布局基本都是借助一定的水系，临水而居，尤其在川西这一带。如果在丘陵山区地带，一个村庄基本上和山系结合在一起的。古人选择自己的聚居地，是很科学的，根据山水体系来决定自己的定居位置。因此一个村庄的聚落，天然就有和当地山系水系及生物资源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本村文化，那就是乡土文化。乡土文化千差万别，十里不同风，文化资源就是不同的空间生态资源派生的，是“三生合一”的资源。为什么中央讲乡土社会是三生合一，山水田林湖草综合规划系统开发古已有之，村落布局就是综合规划形成的。三生，就是一定的生态环境，决定特定的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态生产生活就是三生合一，这就是乡土文化的内涵。战旗乡的高书记讲到要开发的下一个项目时说有湿地，要把湿地利用起来打造一个亲水环境，这个环境中的物业主张由社会投资来干，但是必须符合村庄的规划，坚决不许搞西式别墅、罗马柱之类的，这会破坏这里的乡土文化。不可能简单地把西方文化元素搬到这里，尤其是像川西这种地方，只能是川西民居才有价值，这是乡土文化。

我想再一次强调，山水田林湖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们不可以被切割，不可以被拆散了随便卖。各个村落按照当地的生态环境布局，所以谁是山水田林湖草综合规划系统开发的主体呢？集体。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生态文明战略下，中央要提倡搞集体经济。很多无聊的小文人说，这是要恢复计划经济、要重走集体化的老路子，这是他们不懂生态文明是个新战略。这个新的战略转变就是空间资源的充分利用。

更进一步分析，也和现在中国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美国人强行与中国硬脱钩有密切关联。我们要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怎么转？很多人说，得抓紧复工复产，继续推进产业对外扩张等等，我认为完全搞错方向，不懂得什么叫做迂回战术。原因很简单，越是按照原来的传统模式复工复产，越是大量使用过去的办法——我们过去使用了全世界最多的铁矿石，进口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资源，大量的进口、生产出产品、大量的出口，继续按照这套旧模式搞，就根本没有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国内大循环为主的主体在哪里？在国内空间生态资源的开发，在广大的乡村。所以中央在强调集体经济的同时，也强调乡村振兴是我们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中国当前面对挑战怎么解决，靠继续向外出口吗？当然，能出口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出口，但人家什么时候掐断的时候，大规模的出口模式会遭遇灭顶之灾。而我们如果坚持“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那就该转型为乡村振兴，这其中重要的政策导向就是重构新型集体经济，而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的重要资源来源就是空间生态资源。这个整体资源的所有权人，是村集体，不是个人。

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一片滩涂变成网红打卡点，一张床板一晚上能卖两千块是什么造成的，是一缕斜阳，那斜阳该归谁所有？归个人吗？如果只是搞了几个民宿，那当然归个人，但那是一个空间资源，本来不应该归个人，应该归集体，大家都应该分享才对。所以，怎么打造集体经济呢，得把所有这些空间资源，以资源变资产，然后大家入股，由集体统一开发。就像在战旗乡，高书记等历届村委费尽心机把战旗村地面资源收归集体，这里面有好多故事，有机会应该好好让高书记讲一课，谈怎么能够把租值最大化。昨天他在讲他的故事时，我给他归纳了一下，他的做法就是把原来有限的、按照平面第一产业收租的租值，变成按第三产业收租的租值，把原来十亩地收17000的租，通过他的方式变成一年收10万，就是因为他是代表集体谈判；如果是个人在这十亩地上，有十户二十户的，顶多就是收几百上千块钱的租。这就是租值的增量被集体占有，个体谈判达不到集体谈判的租值。

以上的分析就把这个道理提出来了，什么叫空间生态资源变资产？国家转向生态文明战略，国家要面对全球化危机的挑战，这个做法正好是每一个村的微观制度改进，配合国家重大战略的调整。这就是乡村振兴战略要保持着正确的政治方向。而各级党委应该抑制过去各部门追求本部门利益最大化的取向，尽早转到政治正确的方向上来，要清楚地看到，现在是党在推动这个事，党在推动国家的这一转变。

国家战略转变就是生态空间资源要有一个合理的所有权主体，村庄正好是以村的地缘边界行使着所有权主体。很多人疑问，为什么这些土地、山林、水面等不能落实到个人。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以村的地缘边界来界定产权的。村村庄内部并不要求明晰到哪个人。如果我们把美国的教科书搬来，要求按照美国制度体系在农村搞制度建设，那是教科书上的浪漫主义，别忘了美国是外来白人把原住民印第安人的资源占了，形成了今天所谓的产权制度。而中国人都是原居民，不是外来白人，我们就老老实实吃透自己的历史资源，吃透自己的组织制度源泉，按照我们应该有的方式去做改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别重要的是，面对的资源不同，得有一个新的代表这个资源开发的主体，那就是集体经济。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生态化这个新战略，它要求的是从平面资源开发变成空间资源立体开发，而空间资源是一个山水田林湖草的结构性粘连，它不可以被轻易分割，于是以村域的地缘边界作为生态空间资源的产权边界，这部分生态资源，就是资源变资产的那个资源。集体经济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针对的是新的战略改变所形成的新的所有权主体的要求。

3、村民变股东——实现股权主体的多样化

村民怎么变股东？这里面有很有意思的安排。现在有的部门比较简单，根据某年某月某一天确定一个股权的界限，那其实恰似一张破碎的脸。这么界定股权，一定后患无穷，那张破碎的脸上永远看不透，越是简单的一次性决定村民都是股东，然后平均分享股权，并且界定说永远不变了。凡是这么简单化去做事的干部，一定是缺乏学习，恐怕一任干部这么一做，以后多少任干部都扭不回来了，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曾有广东的地方请我们去，1997年广东省委就发文推进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制改革，就是户口变股东，当时是一次性推动的。结果这么变了以后，有很多当时没有涵盖到的人，不断地找回来，比如外嫁女的问题，嫁出去了，户口迁出去了，当时分地的时候人在啊，是承认她的，那她生的子女算不算？当年在这个村里工作的，分地的时候有份，后来出去外边就业了，户口也迁出了，但是人家当年的劳动贡献形成村里今天的收益，当时的劳动不能不承认啊，于是回来要股权，拿给不给？现在更为要害的是，比如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出来了，妇女权益必须保护，她说我这份权益在你村里边，你必须给我，就算开村民大会大家都不同意、认为所有的外嫁女全都得清出，不准给他们分股权，那人家告状，法院判村里输，村干部说大会开过了大家不同意，你能抢吗？法院说，我不能抢，但能封你账号。法院一纸文书把你账号封了，你怎么玩？外嫁女不是好欺负的，永远不变怎么能永远玩下去。

所以，当做一种股权，还宣布永远不变的时候，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大麻烦，还自以为是制度进步，是很可笑的。而且，恰恰不是主管部门请我们去，而是政法委请我们去，他们受不了老百姓上访告状打官司，怎么对付得了这些事儿呢？于是请我们去帮他们研究，怎么做制度调整才能补救。所以，一次性作股，村民变股东，不是一了百了，甚至可能给自己找麻烦、也给后人留下麻烦。

那应该怎么做呢？这里边学问很大。在战旗，这次我跟大家交流，主张把案例做的详细一点，比如村集体怎么作股，用案例教学，请大家现身说法。首先，劳动力投入算不算股，我家没钱，有劳动力，我能不能投资算股。举个例子，去年10月我们在烟台调查了一个村。这个村的书记原来是一个果品贩子，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村一级的两委，基本上同时也是企业主，很多基层干部，书记、村长、村主任，基本都是企业家，说的直白一点，小资本家，就是中小资本家成了现在村两委的主要力量。因此，今天的农村是什么治理？精英治理；什么精英？资本精英。很多问题也随之产生。

我曾经去过一个村子，很穷，在山沟里边，虽然种点果树，但是遇到大旱，集体经济完全没有任何分配。村里的劳动力大部分也都外出了，剩下的基本是老弱病残，怎么搞集体经济？这个村的书记现在是山东省的典型，非常有名气，那个村子现在变成一个干部教育的参观点。一个要地没地，要水没水，要劳力没劳力，要资金没资金的小山村，怎么发展集体经济？这个村书记，当时就是组织部要求回村，于是他把他的公司业务交给老婆打理，自己回村去干。怎么做呢？先把路修上山，才能有机械，在山上建一个水塘，才能从下边打井，把水调到山上，才能浇果树，才能有收入，否则就永远穷下去。没有劳动力怎么办呢？他做了一种工票，干一天可以拿到一张工票，不论七老八十的还是残疾的，拿不到钱但是你可以拿到这张工票将来换两个小时浇水。以工票换水票，就把留在村里的半劳力，或者称之为残值劳力，可以被作为劳动力要素调动起来，把劳动力变成设施型资产，把路修上去，把水修上去，可以浇水就可以抗旱了。

当他们把这套工作做完的时候，即使大旱之年，种植的苹果糖分比较高，质量比较好，市场售价是其他村的三倍。这是把残值劳动力变成了要素，所以当村民变股东的时候，这些投入了自己的仅有的劳动力，变成村里的资产了。那么，这些劳动力投入算不算股？劳力投入有没有价值？是他们形成了这个村的发展基础。后来的人再说，这儿已经搞起来了，投资可以变股金，投资人也算股东，但是这个外来投资股，根据合作社法不许超过20%，其他的资源性的股，劳动力的股，可以占80%，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在股权安排上可以做到基本股按户口算，劳动股按劳动力所形成的设施型资产算，然后外来投资股可以设置成优先股，这样至少能设置出五六种、七八种股权，在那些集体经济工作相对比较细致的地方，一个村集体至少是五种不同的股权，不同的股权就决定着不同的股东的权益，这套结构后来派生出来的就是治理。

当一个村庄把资源、把资金、把村民身份都变成股东的时候，股权的多样性就决定了治理的参与多样性。治理怎么来的？不是加强干部权力，治理就来了，那叫做管理。治理是多种不同主体的互动过程。治理不是管理，管理是自上而下的，治理则是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的过程。当村庄设计有多种股东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是多元互动的，如果只有一种股东，那就很难有治理，因此说，集体经济怎么治理，多元的股东的互动。

集体经济怎么才能真正有合力呢？就得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的公司化改制，公司化改制，先得做到财产关系清晰，资源变资产的过程，指的是生态化的空间立体资源变成集体经济的资产，劳动力的投入形成的资产变成股权，还有技术、文化等。比如战旗要搞川西乡居文化、川西生活形态，这是开展乡村旅游的重要资产，提供这些资产的村民就应该形成股权。一个村范围内多种资源都可以变成股权，形成一个村集体的股权多样化。

这里边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山水田林湖草综合系统开发。山水田林湖草是非标资产，处在资源形态的时候，还不可以进入市场做交易，这里就可以引入股票一级市场的交易方式。股票一级市场上，村集体自己就是做市商，得去跟村庄发展有关的投资者去做对价，通过对价确定这些非标性资源性资产如何变成可标的价值化资产。这些对价关系意味着，什么人是村庄下一步开发的合作伙伴，他就可以被叫做股票一级市场的战略投资人。比如，要开辟一个唐昌国家农业公园有限公司，谁是农业公园的投资人，就得去跟他对价，通过谈判，形成唐昌面对的雪山这个景观的投资价格，以及一片多样化的物种资源的价格。同时，还可以邀请有关的技术部门来参与对价，只要参与者能让这个资源的价值增加。大家都来加入，多种投资主体在这样一个对价关系之中，就形成各种股权的定价。

就好比上市公司，一个上市公司上市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它的股票价格是否通过股市最终实现，是增了还是减了。如果减了就是上市不成功，如果增了那就是上市成功。上市公司不是把资产直接推进二级市场，直接推进二级市场就意味着社会公众都来出价，那就不对了。因此集体经济在把非标性的资源性资产变成可标的价值化资产的时候，首先要采用股票一级市场的内部定价方式。同样用战旗的案例来说，当年战旗的集体资产已经被私人承包，当集体要拿回来的时候，就用资金的方式，给流动资金定价，最终的交易是把已经被私人承包的这些企业收回来，他们采取的方式其实是内部定价方式。所以，要克服过去的习惯，不能把村里的资源直接请一个投资商来，由投资商直接招商引资直接开发，这个教训非常惨痛。

我最近在福建的永泰县，相当于福州市的后花园，自然资源非常好，各种各样的古庄寨、明清建筑大量保留，有数千栋老建筑。其中一个村采用简单化操作，把最优质的山水资源叫一个开发商来给占有了，山水田林湖草整体系统就被切了一块，剩下的可能就没有这么高的价值了。开发商一拉栏杆，收门票。村里剩下的整条沟系的资源被切了沟口，自己想开发，门口已经被人家封了，很麻烦。

再举个例子，可能感受会更直接一点。当年开发海南岛，黄金海岸，一片金沙滩、蓝天碧水，因为那时三亚很穷，被当成荒滩卖给了外商。外商建起了五星级酒店，高峰时期一个床位一万，卖的就是这里的金沙滩、蓝天碧水。结果是按荒滩的价格卖给人家，平面资源给人家，等于把空间资源也一块转让，而且一次性转让70年，再想往回找也找不回来了。

如果一个村集体相对来讲比较有实力，就可以先建立内置金融。像华西村，就是收购了一个财务公司，变成了他的内置金融。华西村所有的企业都必须通过这个财务公司来做资金往来，财务公司收10%，这相当于把金融这个工具纳入进来。如果搞了内置金融，就可以用内置金融作为一个金融工具、作为一个杠杆来做交易。比如，一栋房子值多少钱，一个院子值多少钱，什么情况下可以定价？有人过来贷款，贷款需要抵押，拿房产一抵押，价格就出来了。做几宗内部交易，资源价格就被这个金融杠杆撬出来了。所以通过内部定价方式，形成村庄非标资源的可标化价值，然后才能把它推出去对外交易。

在面向社会上交易之前，一定先有一个内部定价的过程，这叫做一级市场。通过内部定价，把资源——比如山，水，田，房子等不同的资源性资产做成股权，这是多元化的股权形成过程。我们知道股票一级市场，通过内部的对价交易，可以形成5种股权，那如果我们借鉴股票一级市场，也会形成多种股权，只有多种股权才有多元的财产主体，在这个体系之内互动，才有治理。总而言之，集体经济的三变，资金怎么变股金，资源怎么变资产，村民怎么变股东，三变才能重构新型集体经济。

03、有效治理-集体授信设置多元股权

 

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大多数村庄都已经是精英控制，也就是中小资本家，基本都是企业主。而企业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如果现在村里边的党政一把手基本上都是企业家了，难道能改变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行为方式吗？哪怕是个作坊主，也是小资本家。中小企业的阶级定位可以定为中小资本家，那基层治理怎么搞？怎么让基层干部改变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变成追求社会公共收益最大化？我刚才举了山东烟台的例子，当地组织部长的做法就是以以党的制度体系要求党支部书记、村书记必须执行党的基层工作条例。这两个东西是个矛盾，按照教科书，他应该追求个人利润，按照党的基层工作条例，他必须追求公共利益。

当把城乡融合战略纳入到乡村振兴的时候，比如现在高书记要搞100多栋院落开发，他说会对社会开放，什么人会对这个院落感兴趣呢？首先是了解湿地的人，是一种认同亲水环境的人，这些人一定是社会中产阶级，因为大富之家、排在中国1%的那些巨富，早就不是这种消费了。全世界范围内中产阶级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诉求是绿色主义，要求资源环境的可持续，这是中产阶级的一个有积极意义的重要特点。这和过去的阶级分析不一样，因为过去没有做过中产阶级分析，做的是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这是对抗的阶级矛盾。但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中国已经产生了三到五亿的中等收入人群，官方叫中等收入人群，其实世界上通行的概念叫做中产阶级。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数量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倍。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群体，却没有将其内在能量激活，并导向正确方向。这是我们今天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不足之处。我们怎么坚持呢？朝向绿色方式，这是我们国家战略应该调整的方向。我们应该利用这些认同绿色主义的中产阶级来做调整。这是今天农村治理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在基层做工作组织的人，可以看到现在城乡融合过程中，最愿意去消费乡土文化的就是中产阶级。到战旗村来的，不是大富之家不是亿万富翁，也没多少劳工阶级，而是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

讨论治理问题，得了解清楚在村里形成的一个社会结构是什么。要把这个院落做成社会投资开发的时候，首先要弄清楚，谁才来开发你这种院落？谁才愿意消费你这种亲水环境？谁才愿意享受这种乡野的、但又不是独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将来在战旗成为业主的这些人主要是中产阶级。那就提出一个新的挑战，怎么面对这些中产阶级形成有效治理。如果引入100户院落的投资人，既是投资人，也是治理对象，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治理就基本上属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结合的一种社会关系。

说到多元股权，先拿高书记做的事来跟大家分析。如果我作为中产阶级，大家都知道我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大学教授，工资够高，在城里一般都有一两套房子，再增加也没有意义，不想当房东。那么，就想找点能休闲的地方，这是起码的要求。高书记这里是个不错的地方，我来投资，要一个院落，那我我怎么才能变成你的村民？你得替我想啊，否则我的投资怎么能长期呢？我怎么变成你的股东，你得替我想啊。

我的办法是什么？投资人可以拥有某一个专业合作社20%的股权，只要拥有这20%的股权，我就变成你的股东了。村民可以变股东，投资人难道不可以变股东吗？可以。法律规定，不超过20%。那什么是20%呢？我投资装修，改造这栋院落，我投多少，你给我按照投资做一个股权比例，然后组成你的合作社。比如说，我的投资保证20%的这种条件下，三户院落构成一个合作社，那你给我凑5个身份证组成一个物业合作社了，我就是你的合作社社员了，我就占了20%的股权，合理合法。这样我就会参与这个合作社的治理，比如社章怎么制定，这就变成了一个多元的参与过程了。多元参与就是治理，这个治理关系合理合法的，同时又在你的地盘上，你可以收租，何乐而不为？新的治理结构就是这样形成的。

大家都知道浙江，很多人都去过“两山”提出地浙江安吉县办的讲习所。那里怎么开发村庄？在安吉县的余村，光上海人3000，本村人不到1000，原来1000多人走出去了三分之一，还剩下七八百。也就是说，外来的上海人投资开发这个村落的，人数是本村人的好几倍，而却还有很多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人，也到这儿来。他们怎么把物业变成人家愿意投资的财产？除了承认投资人做的改造、装修都是资产，而且在村里有股权，是村集体股东，参与村里的分配。除了这些之外，投资人担心的是今天投了这栋民宅，明天变卦了，收不回来投资，担心白投了，但如果是集体化的公司，就敢投资了。一旦形成多元治理，这个经济过程客观上要求一个治理过程。如果投资人完全没有参与治理的能力就不敢投资。

所以，怎么让业户放心，怎么能够形成一个有效治理。有效治理是配合第三产业业态开发的，不是按照一个文件、一个法律搞一套程式就能完成的，包括现在都被大家公认有效的那种网格化治理等等，没有结合业态变化，就算网格化了，不过是看成本大小，如果当地有足额的财政就维持的住，如果没有足额的财政，网格化是一个高成本治理。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多元股权，让大家愿意投资，愿意加入进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理的前提。

还有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今天多的是钱，少的是资源。过去招商引资是因为没钱，现在实体经济普遍不景气。国家大量印钞，想让它进入实体经济，但进不去。因此现在钱淤在金融机构内部转圈子，投不出去。现在是钱多，到处找可投资的领域，但找不到。所以很多过去按教科书浪漫主义行事的一些学者也在积极鼓吹应该放开农村物业，允许市民下乡，大家也都基本接受了这一套。中央最近也明确提出，城市化是个方向，逆城市化也是个方向。什么叫逆城市化，市民下乡就是逆城市化。如果城市化是以乡村的衰败和破坏为代价的，就得逆城市化。怎么才能贯彻？战旗是中央提出乡村振兴后，领导人来的第一个村，怎么让战旗继续高举，要看其逆城镇化怎么做。这得有一套办法，除了财产关系的安排，还有治理关系的安排，这就是高书记面对的新挑战。

所以，当我们讲到乡村振兴的内容的时候，五句话缺一不可。我跟很多地方干部接触，听到最多的是地方干部讲，乡村振兴不要讲一千一万，首先要把产业兴旺抓起来，离开产业兴旺别的都别提。我说，错了，中央讲的是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并且是综合起来才叫乡村振兴，产业兴旺针对的是生态空间资源。生态空间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才能产业兴旺，这是和五个要求综合在一起共同打造的。生态空间资源意味着生态宜居，意味着治理有效，所以一定是五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的。当我们把乡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当成今天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大多数关于集体经济的讨论，还是停留在过去传统的农业领域在谈集体经济，现在搞集体经济，千万不能搞生产，千万不要把集体经济变成一个直接的生产经营单位。集体经济，是一个村域范围内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的机构，它是村域内资产管理公司和服务公司。

因此，谈完三变改革和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接着一定得是治理有效。改制，形成有效治理，最终让村级集体能够获利。还是回到一开头讲的，村子得收租，不是去制造租。制造租的是资源，让资源增加，租才能增加。还得靠投资人来投，把他的投资变成股权，他们就是资源的创造者。可以在你的村集体下搞多种合作社，物业合作社、餐饮合作社、旅游合作社、金融合作社，可以搞多种合作社。作为集体经济的吃租者，那把资源做成股权安排到各种合作社，比如说物业合作社，是以村集体对物业的所有权入股到物业合作社，可以有多种物业合作社，不一定只有一个。同理，餐饮合作社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合作社。

在陕西袁家村，小吃一条街上，我印象中至少有五六个、七八个合作社，比如做豆腐的就有豆腐合作社，各种行业有不同业态的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是用来集资的，用来形成资产的，也是调节分配的。餐饮一条街跟我们大家想象的市场经济是完全不一样的，市场经济是粗放的数量型增长的市场制度，袁家村现在是细致管理。所有在这条餐饮街上的任何业户不得重复，卖面条的只许一家，卖馒头的只许一家，卖辣椒的只许一家，卖酸奶的只许一家，如果想开第二家绝对禁止，防止小的业户低水平竞争。比如说卖酸奶的两家三家，卖辣椒的两家三家，就会互相杀价，质量就无法保证。餐饮，食品安全第一位，袁家村统一供应食材，严格禁止小业态的低水平竞争。老书记是带着这个村发展起来的，为了防止低水平的恶性竞争，他把村里边的干部也变成股东，让他们变成一个对公共资源承担责任的业主。再比如，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当年华西村股份改造的时候，老书记这个优秀共产党员，一生清廉，两袖清风，也得接受股权安排；当年股改之后，老书记名下有3800万股权，但尽管他变成了拥有3800万股本的资本所有者，去世的时候他把名下的资本交还给华西村集体，拿去再分配，还是要质本洁来还洁去。

最后稍微再延伸一点，我们团队在研究社会企业时，把今天的农村集体经济当成社会企业的一个类型。当我们说社会企业的时候，要知道中国历史上社会企业家很多，比如创办现代企业的中国大企业家张謇，他创办了大生集团，一生办了117所学校，去世的时候一屁股债，他是没有一分钱资本收益的资本家。大生集团，创办于清末，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以国家之耻为激励，张謇作为清末朝中大臣，辞官回乡创办企业，实业报国、救亡图存，他办的企业是在地化的，跟现在的农村乡镇企业一样。张謇造富了南通一方，办了那么多的教育，博物馆，体育馆，残疾人收养中心，包括农会的各种社会组织，带动地方发展，自己最终穷困潦倒。这就是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企业家的标杆，不是只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才是企业家，中国企业家的根不是这样的。

在乡村建设领域中另外一位大家是卢作孚，重庆人，现在也是重庆市非常重视的资源。卢作孚两次去南通向张謇学习，回去以后办了民生集团，借钱买个轮船开始在川江上搞航运，最后变成长江上最大的中国民营企业，跟外资斗，也是以实业报国为己任。他最后去世的时候，没有一分钱的消费性开支，连家具、办公桌椅都是从公司借来的，临死之前，叮嘱家人一定把借的家具还回去，不能拿公家一分钱，也是没有一分资本收益的资本家。

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企业家，从清末到民国，到新中国，像华西村老书记这样的，临终之前全部交回去。我们没有认真的把这些人作为典范，今天在讲企业家教育培训的时候，就应该把这种社会企业的企业家当做宣传的典范，尤其是对农村。当我们今天再度强调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治理时，要把这些人当成典型，这是中国的脊梁。

 

04、总结

 

最后，跟大家讲讲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这是我们国家战略重大转型之中的微观主体，这个微观主体配合的除了乡村振兴之外，还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转型，还有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这些重大的战略方向调整，需要新的微观主体来支撑，新型集体经济就是空间生态资源结构性关系的一种微观主体。前面讲了怎么把国家投到农村的资金，变成集体经济的股金；资源通过内部化定价变成资产；村民变股东的身份应该多元化，才能有效治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一定带来的是一个村庄的有效治理，这个村的有效治理取决于它在作股的时候多元股权的安排，财产关系上的多元化。回到最根本上来说，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所以，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工作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紧密结合的过程，体现了新时代的基层干部的认识水平和工作水平。

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希望大家愿意参考，并不要求都接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工作环境，希望有人在工作中愿意参考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些情况。我所形成的知识都是跟大家学来的，希望每个人做出自己的经验，给我提供一个学习机会，让我去向大家学习，继续来丰富大家的知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