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旦恢复罗斯福法规就会将海外当作泄洪渠道，让美元洪水涌入中国以谋求投机暴利弥补国内损失，中国制定本土版罗斯福法规才能阻止美国转嫁危机损失。

罗斯福的监管法划出了法律红线来禁止有害金融行为，如商业银行提供贷款间接支持融资融券行为是非法的，央行甚至被禁止向投资银行、证券公司提供票据贴现，更不要说提供救市巨资刺激泡沫、违反“不能借钱炒股”的基本常识和投资戒律。

罗斯福的监管法规严禁商业银行资金流入股市、期货市场，严厉禁止混业经营并要求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无论是保护干部少犯错误还是强制投资者戒赌都是治病良药。

作者：杨斌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原题目：杨斌：美国金融改革风向巨变中国须警惕

中国很少有舆论注意到：2016年7月美国的金融改革思潮骤然发生了剧变，民主党、共和党的大选纲领都提出了新的金融改革主张，将恢复罗斯福遏制金融资本贪婪的监管法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作为改革方向。（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请见文后解释）

这意味着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罗斯福金融监管将卷土重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在美国已经被废除17年。

中国应高度关注这一动向，因为美国今后推出的金融改革，很可能同美国施压中国推行的金融改革截然相反。遥想当年日本、东南亚听从了美国改革建议后纷纷爆发金融危机，美国却由于罗斯福的金融监管法规存在而安然无恙。

罗斯福金融监管卷土重来

17年后，罗斯福的金融监管法规的卷土重来，美国民主党派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功不可没。

对华尔街来说，罪魁祸首当属热门总统候选人桑德斯，这个家伙竟然将复杂的金融法规对民众说得一清二楚。

原来罗斯福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曾颇为深奥难懂，划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界限似乎是复杂的技术性问题。

桑德斯却让民众明白了关键是釜底抽薪切断各种投机的融资来源，不允许银行用民众存款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金融投机。

希拉里一开始曾竭力为华尔街打掩护，贬低罗斯福法规的重要性，声称不是商业银行而是影子银行才是过度投机的罪魁祸首，桑德斯却一语道破了影子银行豪赌的巨资最终来自民众存款，以至于民众在大选中对恢复罗斯福改革的热情空前高涨，桑德斯一提到恢复罗斯福改革就会赢得热烈的欢呼和掌声，美国主流媒体无论怎样封锁桑德斯的改革主张也无济于事。

桑德斯在大选中围绕着恢复罗斯福时代的金融法规，同希拉里展开了一场颇有启发意义的激烈辩论。

美国热门总统候选人桑德斯称在讲演中称，他将推行的最重要政策就是恢复罗斯福时代的真正金融改革，重新制订适合21世纪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实施釜底抽薪切断金融投机的融资渠道的治本之策，这样才能根本治理网络泡沫、次贷泡沫的反复爆发。

桑德斯还驳斥了希拉里认为这一法案无关紧要的说法：“我的竞选对手希拉里说这一法案无法避免金融危机，因为不是大商业银行，而是国际保险集团、雷曼那样的影子银行，才是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希拉里错了。

影子银行确实进行了无节制的赌博，但是，它们赌博的巨资来自何处？来自大商业银行的民众存款，受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的存款，而这种融资行为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禁止的。

我们不应忘记：罗斯福总统签署这一法案，正是为了避免华尔街再次引发大萧条，并且在长达数十年期间卓有成效，直到华尔街在里根推行金融自由化时期不断削弱这一法案，并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彻底废除了这一法案”。

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对希拉里和桑德斯的金融改革发表了评论:“华尔街银行巨头威胁到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利益，怎么办？

桑德斯说拆分大银行，重新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实行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业经营。

希拉里说，多收一点税，多搞一点监管。希拉里的建议将纵容华尔街混水摸鱼，我认为桑德斯是正确的，唯一阻止华尔街放纵无度的办法，是拆分大银行并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进行彻底、大胆和公开的监管改革，以促使华尔街难以逃避金融监管”。

美国统治精英还采取了各种措施阻止民众支持桑德斯，如纽约选举中限定提前半年登记才有投票资格，而半年前许多民众还根本不知道桑德斯的竞选活动，据估计种种限制将导致数百多万桑德斯的支持者将难以投票，仅仅纽约的一个社区就有十多万年轻选民被拒绝投票。

桑德斯初选遭到失败的州几乎都有种种投票限制，而在没有种种投票限制的州几乎赢得了全部的胜利。

据民间网站的详细统计分析发现，排除了种种人为操纵限制导致的选票流失，桑德斯实际上赢得了这次大选的民主党初选。这虽然反映了美国主流精英拥有排除异己的巨大博弈力量，但是，桑德斯帮助唤醒了民众而民众支持桑德斯形成了巨大压力，迫使民主党精英不得不作出某种姿态拉拢选民。

2016年6月美国民主党负责起草大选纲领的委员会，同桑德斯磋商并采纳了许多桑德斯提出的政策主张，如禁止华尔街大银行运用民众存款进行各种金融赌博，为此将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恢复罗斯福的改革措施，特别是禁止银行资金流向投机的现代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倘若没有桑德斯和民众施加的强大博弈压力，民主党采纳这一华尔街深恶痛绝的建议是难以想象的。

桑德斯警告希拉里要想赢得他的支持者的选票，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她不是华尔街的人。

7月份民主党高层领导机构通过投票表决一致决定，将恢复罗斯福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写入大选纲领，通常反对政府监管的美国共和党这次也主张恢复罗斯福改革，这意味着无论谁赢得大选都会恢复罗斯福的金融监管法案。

历史上罗斯福金融改革如何拯救了美国？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后整个社会陷入恐慌，胡佛总统多次召集华尔街银行家开会，动员他们筹集资金挽救股市以阻止恐慌情绪蔓延，人们也期盼着股市反弹似乎这样经济就能复苏，这种做法同美联储今天刺激股市财富效应的思路相似。

大银行家们虽然成功促使股市出现了几次较大反弹，但是，工业生产、就业的下滑并未好转反而每况愈下，加剧了大量资源流出实体经济进入虚拟经济，反而削弱了修建胡佛大坝等有限的刺激经济措施，结果死猫反弹行情难以持续股市泡沫破灭再次崩盘。

1933年罗斯福推出了格拉斯—斯蒂格尔金融监管法案，其思路同胡佛执政时期政策截然相反，非但不挽救泡沫反而对其釜底抽薪，非但不鼓励资金流入股市反而彻底切断了其银行融资渠道，遏制投机的同时还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实体经济，华尔街诅咒罗斯福的措施会加剧股市暴跌和经济衰退，但是，从1934年起美国经济明显稳定下来并开始进入复苏。

二战期间美国金融监管更加严格地禁止资金流入股市，工业高速增长却刺激了没有任何泡沫的股市大牛市。

为何罗斯福的金融监管法规严禁银行资金流入股市，美国资本市场却反而出现了长达七十多年的繁荣稳定？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自由市场能够自发实现均衡，任何政府干预都会降低效率并妨碍市场恢复均衡，罗斯福监管法规如此严厉干预银行自主经营，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给予任何合理解释和理论支持。

1999年，克林顿签署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金融监管法案

罗斯福金融改革卓有成效但却遭到大多数议员投票废止，除了华尔街收买之外还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缺陷有密切关系。

2016年我的新著《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提出了支持罗斯福金融改革的新市场失灵理论和特大危机理论：主流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供给需求曲线看似非常科学、美妙，其实仅仅适用于价格均衡点附近供求缺口不大的情况。当出现过大供不应求缺口并远离均衡价格时，价格暴涨往往导致大量资本涌入追逐投机暴利，导致正常的需求曲线严重扭曲从向下倾斜变成向上倾斜，这意味着市场价格机制出现失灵并难以促使供求恢复均衡。

1929年大萧条前夕出现了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金融工具创新，银行利用聚集的巨额存款资金催生股市等投机泡沫，供求缺口、市场失灵和投机泡沫都达到了前所未有规模，促使股市等投机泡沫具备了破坏国民经济的巨大威力，一旦泡沫破灭民众的股票、存款都会蒙受惨重损失，巨大泡沫破灭与传统生产过剩相互共振大大加深了经济危机。

这意味着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危机的特点发生了根本改变，传统经济周期演变为具有大萧条特点的特大混合型经济金融危机。

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和加强金融监管的效果显著，其原理在于限制、缩小各种金融资产的市场供求缺口，禁止中央银行货币发行直接、间接流向投机领域；禁止商业银行利用巨额民众存款参与各种金融投机，特别是利用巨额民众存款提供购买股票的融资，从而有效限制了金融资产市场的供求缺口和市场失灵。

20世纪美国曾施压日本、东南亚推行金融自由化，打开了国内外资金流向股市、楼市投机的闸门，央行、商业银行资金汹涌流入刺激泡沫空前膨胀，但是，美国却仍然实行同金融自由化截然相反的罗斯福法规，禁止央行、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向各种投机领域，结果日本、东南亚爆发了金融危机而美国却安然无恙。

倘若当年日本、东南亚也熟知罗斯福法规就能拒绝美国施压，能否运用罗斯福法规保护自己关系到民众股票、存款安全，关系到是否爆发金融危机并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

罗斯福改革回归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美国金融改革思潮骤然出现剧变出乎许多中国人的预料，金融界、理论界、舆论界都应关注这一重大变化的深远影响。

金融界多年来一直将当前美欧金融模式当作改革榜样，如宽松货币政策、监管模式、股市注册制、融资融券等，中央银行、证监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都习惯于借鉴美欧经验，听取美国前财政部长、高盛前高管保尔森等权威的意见。

但是，今后罗斯福的金融改革强劲回归意味着发生天翻地覆改变，华尔街及其公开的代理人已经成为了美国的99%阶层的公敌，美国金融模式也暴露出再次诱发大萧条的严重弊端，彻底地被剥取了最完善、最高效的金融模式的外衣，否则偏袒华尔街的民主、共和两党不会都公然翻脸，祭出恢复令华尔街人士深感惶恐不安的罗斯福严刑峻法。

今后无论美国主流媒体如何偏袒华尔街并诋毁罗斯福改革，无论华尔街如何操纵政界的代理人进行激烈的抵抗、反攻，最终都无法阻挡罗斯福的真正金融改革回归的历史潮流。

美国众多富豪都犯下了不知道资本自由会走向反面的错误，他们误以为既然自己渴望不受约束的谋利自由，也不应该限制华尔街金融资本渴望投机暴利的自由，这样就放纵极少数金融寡头剥夺了大多数资本家的谋利自由。

除了1%超级富豪之外大多数富豪都深陷财富缩水和濒临破产困境，众多富豪变成了“愤怒富豪”像“愤怒青年”一样激烈抗议，横跨房地产、媒体领域的特朗普和破落富豪云集的右翼茶党，都反映了各个行业的富豪变成被华尔街觊觎猎物的愤怒心情。

中国新兴富豪已经进入了各个行业很少数涉足金融领域，他们应该意识到罗斯福改革是保护自己的法宝，应督促媒体积极宣传罗斯福改革正回归的消息，不然迟早像美国大多数行业的众多富豪一样变成“愤怒富豪”，像日本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企业一样也纷纷沦为被收购对象。

罗斯福的监管法规主要是震慑华尔街金融寡头的尚方宝剑，对一般金融从业人员来说是防止其犯错的保护伞。

美国罗斯福金融改革切断了银行巨额存款资金进入股市渠道，既防止了股民受骗被套损失又保障了储户存款安全，非但没有损害股市发展反而催生了没有泡沫的大牛市，庇护着美国资本市场出现了长达七十多年的稳定繁荣，从未像2008年那样出现大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濒临破产困境。

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更是盈利丰厚、蓬勃发展，从未像现在这样深陷业务萎缩、濒临破产的困境。

倘若中国早点重视罗斯福法规就能避免大股灾损失，金融界人士就会受到法律提醒不能用民众存款刺激股市投机，就不会违反“不能借钱炒股”的基本常识和投资戒律。

罗斯福的监管法划出了法律红线来禁止有害金融行为，如商业银行提供贷款间接支持融资融券行为是非法的，央行甚至被禁止向投资银行、证券公司提供票据贴现，更不要说向各种资本市场提供救市巨资刺激泡沫。

证监会还有人称鼓励商业银行和国际资本进入期货市场，还称资本市场全球化和跨国资本流动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罗斯福的监管法规严禁商业银行资金流入股市、期货市场，严厉禁止混业经营并要求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无论是保护干部少犯错误还是强制投资者戒赌都是治病良药。

理论界、舆论界人士将会感到难以理解、解释新历史潮流，流行的市场经济理论普遍认为政府干预会降低效率，为什么罗斯福的法规如此严厉干预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甚至还将实施流行金融自由化主张的人当作罪犯惩办？

当年罗斯福的金融改革虽然成功防止大萧条长达七十多年，但是，西方经济学界没有提出理论创新来支持罗斯福的金融改革。

罗斯福从1933年执政就开始实施了“新政”改革，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发表于1936年，当年罗斯福只能借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和马克思理论，由此可见，罗斯福改革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渊源关系，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舆论界应及早了解并积极推动这一进步的历史潮流，否则也会跟随美国主流舆论陷入尴尬两难的困境。

美国金融改革风向巨变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我的新著分析了全球民众股票、存款面临的被掠夺威胁，指出中国应尽快制定本土版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这样就能避免先用数万亿元的融资融券巨资刺激股市泡沫，再用数万亿元的救市巨资挽救股市造成的资源浪费，还能合理合法拒绝美国施压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入。

华尔街、对冲基金的资金来自央行、商业银行的廉价贷款，美国一旦恢复罗斯福法规就会将海外当作泄洪渠道，让美元洪水涌入中国以谋求投机暴利弥补国内损失，中国制定本土版罗斯福法规才能阻止美国转嫁危机损失。

罗斯福法规回归还暴露出美国虚假的复苏和大牛市本质，美联储滥发货币刺激大牛市及其相关经济增长是非法的，中国认清这一点就能避免效仿当前美国的灾难性金融模式。

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美联储打着国际协调货币政策的幌子，误导各国央行发放天量货币刺激各种资产泡沫，这种被罗斯福法规视为有害的、非法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误导了各国经济学家对全球经济形势的严峻性的判断。

2015年以来国际贸易已经持续十多个月滑坡，这种历来被称为全球经济衰退的不正常状况，却被美国依据掺水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判断为基本面良好。这实际上是舆论烟幕掩护下的金融战争攻势，旨在误导各国坐视生产过剩、通货紧缩蔓延到各个行业，逐步引发生产过剩与泡沫破灭相互共振的特大危机。

（源自：观察者网guancha.cn）

名词解释——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源自：百度百科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Act），也称作《1933年银行法》。

在1930年代大危机后的美国立法，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的风险。该法案禁止银行包销和经营公司证券，只能购买由美联储批准的债券。

它是由民主党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和众议员亨利•B•斯蒂格尔提出的。其内容比如允许联邦储备系统调节存储账号的利息，被1980年储蓄机构解除管制和货币控制法取消了。禁止银行控股公司拥有其它金融公司的规定被1999年11月12日生效的金融服务法现代化法案取消了。

1999年被取消的规定，实际上取消了承担风险的投资银行与接受存储的商业银行的隔离，使得投资银行家可以成为商业银行的上司，因此造成利益冲突

中文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外文名：Glass-SteagallAct

也称作：《1933年银行法》

属于：美国

背景

美国有两部叫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法律，它们都是卡特•格拉斯和亨利•B•斯蒂格尔提出的。格拉斯曾任美国财政部长。斯蒂格尔当时是议会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

1932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目的在于停止通货紧缩，扩大联邦储蓄系统为更多财产形式如政府公债和商业票据提供再贴现。1933年的银行法案则是对一大部分在1933年初美国商业银行系统崩溃的反应。因为这个法案对美国银行管理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一般在文献中提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时候指的是这个法案。

这个法案是在1930年代大危机后的美国立法，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的风险。该法案禁止银行包销和经营公司证券，而只能购买由美联储批准的债券。

该法案令美国金融业形成了银行、证券分业经营的模式。

非银行金融业务。

概括

这个法案按照银行不同的业务把他们分开来，它还建立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来为银行储蓄保险。后者是对联邦储备法的修改。1950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这部分被撤销而改成了联邦存款保险法。

“再贴现”是向银行和其它金融设施提供资本的方法。尤其在19世纪和在20世纪初银行凭顾客的借款单给顾客贷款。借款单上写明贷款人保证在一个未来的特殊日期付一定数量的钱。比如顾客打算借1000美元，在一年后还债，那么他在一张借款单上签名并保证在一年后付1100美元来获得这1000美元的贷款。银行给顾客“打折扣”，没有给顾客借款单上写明的1100美元。那么这多出来的100美元就是银行在这份借款单还没有到期前就给他提供这1000美元的报偿。联邦储备系统可以通过收下这份借款单而向银行提供1050美元的方法来给银行提供资金，联邦储备系统实际上是给这份借款单“再贴现”了。

大多数经济历史学家把美国经济崩溃的原因归罪于1929年华尔街股灾，只有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其原因是对基于黄金的美元丧失信任的外国人大量出售以及美国本国收藏美元的人怕政府放弃金本位而导致的。事实上1933年4月5日罗斯福签署了6102号法令后美元的确脱离了金本位。

影响

1948年，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影响下，日本金融业也形成了分业经营模式。

废除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法案形成的分业格局使得商业银行利润下滑，非银行的公司集团纷纷侵入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与金融发展形势不相符合，是银行向其他金融领域拓展的主要障碍。

随着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和扩张，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已经成为今天的障碍。商业银行不满足于低利润的银行零售业，开始向投资银行渗透，很多商业银行都有变相的投资银行部门。自80年代起，《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遭到很多商业银行的反对。

1988年第一次尝试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未成功。

1991年，布什政府经过研究推出了监管改革绿皮书(GreenBook)。

1998年，以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合并为标志，“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名存实亡。

1999年，由克林顿政府提交由1991年布什政府推出的监管改革绿皮书(GreenBook)，并经国会通过，形成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FinancialServicesModernizationAct)，亦称《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Gramm-Leach-BlileyAct)，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关条款，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结束了美国长达66年之久的金融分业经营的历史。其结果是商业银行开始同时大规模从事投资银行的活动，如花旗集团（Citigroup）和摩根大通（JPMorgan）。

后果

次贷危机

商业银行能够从事全能银行的业务。在美国，金融企业的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份额从20年前的5%上升至40%。金融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的绊脚石被移走，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加入到衍生品的盛宴当中，从而使隐患一步步扩大。这种放松管制的爆发性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链条便从根本上断裂了，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参见

1980年《放松存款机构管理和货币管制法》

1982年《加恩-圣日尔曼法》

重建

2009年12月中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和民主党参议员玛丽亚•坎特韦尔一同建议重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重新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众议院也有重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部分内容的建议。美国银行等银行强烈反对这个做法。

2010年1月21日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建议银行管理中包括类似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银行商业和投资的限制。这个建议是以赞成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部分观点的保罗•沃尔克命名的。不过在2010年5月的一次采访中沃尔克也说他并不建议回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状态上或者完全分离投资和商业银行。同月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在采访中认为沃尔克的建议不够，只是一种轻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这个建议下利益冲突依然存在，金融企业依然会“大到不能倒”。他说这个模型是一个灾害，并说：“我们需要彻底执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时期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限制。”

2011年马西•卡普蒂尔重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部分规定的努力。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越来越多的智库呼吁使用基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国家或欧盟立法来管理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