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刚刚回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工作。当时我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想法，那就是，回国后的经济学研究应该以中国话题、中国视角为主，而非简单延续国外同行的研究课题和方法。而在此之前的十几年里，我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大图像非常感兴趣，回国前曾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史的同仁们有比较多的交往，也仔细地研读过他们所编著的明代经济史研究成果。

次年的春节前，一位来自武汉的青年学子只身闯到了清华经管，申请博士后，我们在楼道里偶遇。他叫管汉晖，是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学士。他说他要研究内生增长理论，这是美国学者保罗•罗默（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领衔的话题。听了以后，我当即提出，你不如过来跟我好好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史，搞清楚我们老祖宗的经济发展情况到底如何，而不要搞所谓内生增长这个当时西方热门的话题。我开玩笑说，你干那个，撑死了就是个内生增长的“学术孙子”，因为你连罗默教授的中国高徒（当时在香港科大任教）都赶不上。

管汉晖接受了我的建议，来清华做了博士后。但在随后大半年时间里，思想还是不通，他怀疑研究中国经济史到底有没有出息。我反复讲一个道理：今天没有人讲得清中国经济史的大图像，尽管我们许多前辈和同仁做了杰出的研究，但也大多是对单个地区或单个话题，如江南的米价波动、江南运河修浚等等，具有特别的了解。只有了解自己完整的过去，一个民族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今天。而了解过去的基础工作，是了解这个民族过去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并进行国际比较。

思想通了，干劲就足了。接下来的两年多，汉晖酷暑洒汗、严寒裹棉，奋斗在图书馆、档案馆里，孩子升学、妻子生病，不扰初心。功夫不负有心人，明代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时间序列算出来了，物价水平的调整算出来了，公共财政和积累算出来了。一个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呈现出来，可谓成果累累。

汉晖博士后出站之前，碰巧我出差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来回飞机上遇到北大经济学院专程赴美招聘人才的孙祁祥院长，我力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汉晖的工作。北大经济学院不愧是历史底蕴雄厚，慧眼识才，很快就以讲师职位邀请汉晖加盟。不想北大校人事处疑虑重重，说汉晖曾经在国企工作，学术生涯未能连续，如今升任北大教师，近年罕见，不便开特例。潜台词是“土博士”慎引进！为此，我带着汉晖登门拜访了经济史泰斗吴承明老先生，仔细说明了有关研究情况，吴老欣然挥豪推荐，加上其他经济史前辈如李伯重教授、萧国亮教授的大力推荐，这才解开北大领导顾虑。如今，汉晖已是北大经济学院青年骨干，国际合作频频，说明最土的就是最洋的。引进汉晖，北大经院绝对“不亏”。如今吴老已驾鹤西行，老人的恩德后人永远铭记。

经过多年努力，如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已经培养形成了一支中国经济史研究团队，成员除了管汉晖博士，还包括我后来带的博士伏霖（现任教于中央财大经济学院）、石锦建（现任职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金星晔（现任教于中央财大经济学院）等。我们系统地测算了北宋、明、清的总量GDP、经济结构、增长格局以及公共财政等相关问题。应该说，这些研究对于了解我们自身、进行历史上的中外对比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最近我们又和牛津大学史蒂芬•布劳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教授进行了合作研究，比较了历史上中外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按当今的标准看是十分落后的。例如，我们发现按1990年美元测算，明代人均GDP约为920美元，清代约为760美元，低于改革开放后的水平。注意以上美元计价的绝对值取决于古代与现代的货币比值，在之前我们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按照实物产量乘以当今世界物价计算，以上收入水平更低。作为推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人生命的经济价值，是远远低于现代人的。战争中生命牺牲的经济成本比今天低很多。

第二，从北宋初年（公元980年）到明代，中国人均GDP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波动，清代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我们的分析表明，人均GDP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增长速度超过资本、土地的积累速度。在将近900年的时间里，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这一下降没能被粮食亩产量的上升所弥补。换言之，人均占有的土地量、劳动工具包括牲口数量是下降的，这导致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

第三，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宋代中国的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在1300年（元朝大德四年）之前已经落后于意大利，1400年（明朝建文二年）前后被英国超过；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之前，虽然中国的部分地区和欧洲最富裕地区的生活水平相距不远，但是作为整体的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欧，因而，东西方的大分流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开始了。这一发现与以上人均GDP逐渐下降的发现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中国人均劳动生产效率的不断下降对于经济发展、国家进步而言是重要的负面因素。

以上发现是过去十几年来我们的研究团队长期努力的结果。最近，我们的研究也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支持，论文逐步在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这些发现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了一些重视，但其重要性还没有被完全意识到。英国《经济学人》以及《日本经济新闻》杂志对此进行了报道，这才反馈到国内媒体界，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些议论。为此，有必要进行一些说明。

第一，这个项目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艰苦的研究工作。我们用生产法来测量中国古代GDP的总量、人均量及结构，测量的基础是相关朝代官方和民间的各类记录。比如对于明朝，我们使用《明实录》、《万历会计录》、地方志等史料进行测算，这些史料对人口、粮食以及手工业（包括陶瓷、纸张、生铁、铜等生产量）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宋代的数据则来自《宋会要辑稿》、《宋史•食货志》、《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的历史数据记录远远超过同时期其他国家。正是得益于中国历史数据的完备性，和国际同行相比，我们的研究在方法论或数据的严谨性上远远领先。

据此，我们不同意中国经济史“加州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清代经济发展水平是世界领先的。我们的数据比“加州学派”更全面。同样，我们也推翻了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有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结论。

麦迪逊的研究被广为关注，他认为中国人均GDP在宋代从450美元上升到600美元（注意他的古代和现代的物价折算比率与我们有所不同），此后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这一推测与我们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麦迪逊原本计划参加我们于2010年5月组织召开的第二届亚洲历史经济学年会，但其不幸在当年年初去世，遗憾未能成行参会。在此之前，我们与麦迪逊有过多次的通讯来往，并反复追问他计算中国经济总量的基础是什么。最后，他通过电邮告诉我们，他完全是通过自己的估算假定中国历朝历代的人均GDP水平，然后乘以人口数量得出经济总量。相比而言，我们使用具体的数据进行了严谨的计算和检验，虽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继续改进和完善，但是应该说比麦迪逊的估算前进了一大步。

第二，如何解释我们的研究发现？有人说，我们的发现证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那么强大；也有人甚至据此讲，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梦，中国历史上并没有那么辉煌。这些说法都错误地解释了我们的发现。

我们的发现是说，中国的人均GDP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只是从公元1300年左右开始落后于意大利，1400年开始落后于英国，这并不等同于说中国在历史上没有那么辉煌。相反，这说明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比我们之前的认知更加早熟，古代社会达到人均发展水平的高点比我们之前的认知更早，中国经济开始落后于西方的时间段也早于世人的认知。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比之前认知的更加早熟、落后于西方的时间段比我们的认知更早这一发现？学术界对此一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这显然超出了我们这一学术研究项目的范畴。我个人倾向于作如下解释：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在很早就进入到了一个高水平的超级稳态。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很早就在意识形态上达成统一的国家，西汉时期就已经达成了这种统一。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也相对成熟得非常早。又由于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最东端，没有受到太多外来者的侵占和攻击。所以，中国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相对稳定，以孔孟之道为核心、意识形态相对统一的大一统体制和政治经济结构。

这种结构使中国的经济很快就达到了增长的潜在水平，进入到一个稳态之中。由于中国社会相对稳定，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崇尚多子多福，中医又有较为发达和早熟的保健和生育技术，这使得人口增长得非常快。这样一来，中国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大而不强、稳定又相对脆弱的帝国形态。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落后于世界，而是说明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比较独特的一支。

据此，有一个推论就是，中国如果没有和外界发生直接的交流和冲突，就不可能发生英国式的工业革命。因为中国的人均GDP下降，但劳动力并不短缺，对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创新需求不足。尽管在中国的个别地区如江南的人均GDP相对较高，但是不可想象在大一统的体制下，局部地区出现资本主义体制，而整个国家仍然是封建体制的状态。坦率地说，这些观点与经济史界的泰斗和前辈如吴承明、李伯重等先生是不同的。我们认为，用新方法认真仔细做基础研究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才是对前辈最大的尊重。

目光转向今天，中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地发展？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稳定性和生命力，这种自洽的、稳定的文明体系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产生了自我革新和自我变更的动力，促使中国近代以来发奋自强、逐步开放，最终带来中国过去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成绩。

研究历史告诉我们过去，目的是为了展望未来。研究过去让我们懂得了自身的发展历程，也更加让我们理解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这正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坚持改革开放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