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虹主导的粗放发展模式，留下了大量未见光的不良资产。他当年“迅速扩大信贷规模以稀释不良贷款”策略。“的确快速增强了广发银行实力，避免了倒闭风险。至2004年底，广发银行的贷款总额较2002年增长了近一倍。”“但这种方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7月4日下午，来自广东省纪委官网的一则公示掀起了舆论震荡波——广东省金融办原副主任、广发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虹涉嫌严重违纪，现正接受组织调查。

　　“早该接受调查了！”消息四散，业界如是反应。

　　广发银行前董事长李若虹案的爆发只是一系列金融腐败案件的新悲剧

　　李若虹的权柄生涯从银行开始。1994年从中行哈尔滨分行步入广发银行之后，他便步步高升，一路从行长助理走到行长、党委书记职位，并终于在1999年12月当选为广发银行董事长，直到2009年8月，“被调任”广东省金融办副主任。

　　李若虹时代的广发银行给外界留下了太多谜团和猜疑，而这其中尤以2005年引资重组、“广发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弊案”、“深航收购案”为甚。坐镇广发十载春秋中，围绕李若虹及其治行之策的诟病与争议从未停止。随着此次对其调查的深入，这些争议和猜疑或将被逐一拨开，并得到进一步证实。

　　广发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虹“迟到”的被查，将广发银行高达580亿元的不良资产问题暴露无遗。李若虹的“超级权力”，及由其主导广发的粗放发展模式，给广发银行留下了大量未见光的不良资产。

从最早的一批颇具代表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到如今上市前路未卜，曾从李若虹“强势”阴影下一路走来的广发银行，在“后李若虹时代”似乎仍无法走出梦魇。

　 “集权”时代？

　　“主掌广发时的李若虹强势、强硬。”至今，仍有前广发银行员工这样向记者回忆。据了解，也正是李若虹的这一特点，留下了广发银行的喜与悲。

　　“股份的面子，国企的里子”，诞生于1988年的广发银行，属于我国最早成立的一批颇具代表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然而浓烈的行政化色彩却严重束缚了其改革与发展。据广发银行官方资料，当时广东省财政厅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控制着广发接近50%的股份。“一家形式上拥有先进管理方式的现代化银行实质上却是与中农工建等国有商业银行相同的‘省有银行’运作模式。”哈尔滨工程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教授孟凡生这样向记者评价那时的广发银行。

　　亦有曾任职于广发银行的人士向记者证实，当时广发银行日常工作由政府部分意志直接操控，分行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并各自为政，各家分支机构将对上营销列为生存策略，已然沦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最终导致了巨大支付困难。

　　面对因体制弊端而越来越深的财务黑洞，李若虹时代的广发银行开始设法摆脱支付困境，但是广发银行由此却又陷入了另一重危机。

　　2002年，广发银行董事长李若虹与时任行长张光华之间出现策略之争。当年8月，从央行空降广发银行行长的张光华，力图通过推行问题贷款问责制等一系列措施，从体制根源上进行改革。

　　“争取用3-5年时间使广发具备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特征，尽快实现从一个传统商业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的转变。”彼时，张光华对外宣称。

　　但接下来广发银行实行的却是董事长李若虹定下的“迅速扩大信贷规模以稀释不良贷款”策略。

　　“当时的说法是，张光华的种种计划皆因‘阻力太大而效果不理想’，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行长，他甚至连基本的人事权都没有。”前述曾任职广发银行的职员说。

　　广发银行一名前高层此前也对外界说，在信贷、人事等重大问题表决上，李若虹作为党委书记和董事长有“一票否决权”，这使得广发银行很多项改革与关键业务都在这一票否决权下流产。

　　“无可否认的是，李若虹的策略，的确快速增强了广发银行实力，缓解了广东省内分行出现的支付困难，避免了倒闭风险。至2004年底，广发银行的贷款总额较2002年增长了近一倍，在不良贷款绝对数值几乎不变的情况下，银行的不良贷款有效降低。”孟凡生教授直言，但这种方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这种粗放型增长也对广发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出了严重挑战。

　　财报亦是证明。数据显示，至2004年底，广发银行总资产达3445亿元，各项存款余额300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157亿元。五级分类口径下(即按照国际通行的不良贷款分类标准正常、次级、关注、可以和损失进行分类)的不良贷款总额为353亿元，不良贷款比率17.43%，不良贷款拨备不足3%，资本充足率不足4%……对比之下，其综合财务状况已下滑至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之末。

　　其时，有银行业专家表示，广发银行依靠自身的盈利能力消化其不良资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各项存款等总量指标可以通过推出成熟的存款产品得以提高，但对于控制银行风险的各项不良贷款指标，则只有通过财务重组才能在短时间内得以迅速提高。因此，引资重组以寻求外力支持已是必然。

　　2005年，广发银行即启动了震动银行界的大规模重组，将剥离与引资同步进行，引入花旗集团、中国人寿、国家电网及中信集团为四大主要股东，各持20%股份。这一模式被业界认为是开创了政府、投资者、老股东共同弥补损失的银行重组新格局。

　　然而，该重组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后却是困难重重，而这亦与仍挥舞着“强势”权柄的董事长李若虹有着莫大关联。前述原广发内部人士表示，李若虹可谓是广发银行当年重组的“最大阻力”，而一位参与当年重组的人士甚至直言，基于李若虹的强势，推动广发重组的第一步，其实应该是将其从董事长的位置上卸任。

事实上，直到2006年11月广发银行宣告正式完成重组，花旗管理团队同时进驻以来，其在广发行最关键的人事改革、基层机构改革问题上，仍然一直进展缓慢甚至“无所作为”，知情人士透露，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李若虹依然担任董事长有关。

　　“超级权力”

　　“缺乏刚性的权力约束机制，滋生了不良资产快速增长的温床，是时广发银行日益凸显的经营危机亦由此而来。”上述前广发银行职员说。

　　在董事长李若虹的“铁腕”与强硬下，“缺乏刚性的权力约束机制”的广发银行卷入了本世纪初国内两宗商业大案——“广发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弊案”、“深航收购案”，这其中皆闪现着李若虹的身影。

　　2005年，在广发银行重组过程中，分管资产管理部的副行长王新在处置银行580亿元不良资产时，收受“中间人”侯明贿赂80万元港币，非法帮助后者代理的汉国置业收购了广发银行不良资产中的两个地产项目——广海项目和中旅大道项目。2010年10月25日，王新因受贿罪被广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4年。另外，侯明在资产弊案中还同时与广发银行多位高管保持密切关系。2010年8月5日，他曾在广州中院接受审判，被诉受贿160万元。

　　彼时无论是在关于王新或是侯明的起诉书中，均多次提到了时任董事长李若虹。不过，根据官方说法，侦查机关并没有发现证据，证实王新之外还有其他副行长以上高管收受贿赂。而案件开庭审理期间，李若虹亦极力摆脱与此案的干系。

　　但有接近案件的核心人士对外界透露，在中旅大道项目中，广发银行资产管理部曾递交相关报告给王新，而王新对该报告的意见历经了两次完全相反的变化——最初为不同意，间隔十余天后，又签署了同意的意见，这其间他曾向李若虹请示。这种说法亦在王新案起诉书中得到印证。

　　李若虹在2009年6月19日即王新被批捕当日，便以“健康问题及配合上级工作调动”为由，提早近两年辞去了广发银行董事长职务。

　　“联想到如今李若虹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这似乎不是‘巧合’。”国内某城商行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该案件反映出的是银行在贷款与资产处置过程中存在的严重内控漏洞。广发银行高达580亿元的不良资产处置，许多都要由王新来一一执行，在没有有效外部监督的情况下，利用潜规则将公家资产置换成私人财产的行为不是难事，而这或许也可以解释李若虹为何成了广发银行重组的“最大阻力”。

　　李若虹的“超级权力”，给广发银行留下了大量未见光的不良资产。“他(李若虹)须对广发历史上产生的不良资产负主要责任。”多位位广发银行内部人士这样说。

　　2005年至2009年，震惊全国的深航收购案(亦称“李泽源窝案”)，是李若虹在任期间的另一桩“大事”。

　　2005年，当时的深航实际控制人李泽源以27.2亿元“天价”，如愿从广发银行旗下广控集团等股东手中拍卖获得深航65%股权，并以“扩大深航版图”名义相继展开了一系列资本运作。然而不足四年，李泽源的“惊天阴谋”终于暴露，2009年年底，李泽源被警方拘捕。案情显示，李泽源借钱收购深航股权，掌控局面后再逐步将深航资金倒出，以偿还债务，给深航留下了近百亿的财务黑洞。2014年1月，李泽源因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纵观整个案件，广发银行和李若虹在当中的角色颇为关键且值得玩味。”前述城商行人士认为。

　　这不难从当时审理该案的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相关材料中找到根据。据材料细节，2005年5月，李泽源控股的汇润投资联合亿阳集团从广发手中购得深航65%股权时，约定转让款分三次支付，但在完成前两次支付后，汇润投资与亿阳集团表示无力支付剩余5.44亿元转让款，遂于2005年12月18日与广发银行、广控集团等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书，将这部分债权转让给广发银行。因此，一笔巨额不良资产就这样划入广发银行账内。

　　与此同时，李泽源与李若虹的关系引起了外界关注。根据案件审理期间，检方传出的说法，李泽源最初并不认识广发银行的高管，为了结识时任行长李若虹，李泽源设法查到他出差时的下榻酒店与之会面。入主深航后，李泽源继续重用深航财务总监谢云双，而后者与李若虹关系深厚。此外，李泽源口中的妻子高艳曾官至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

　　“李若虹离开广发银行，广发巨额历史不良资产等问题将逐一浮出水面。”有广发银行内部人这样判断。

　　其实关于当年的这场收购案，还有着另外一种观点。孟凡生教授指出，深航在市场化重组实施的过程中，竞拍方即李泽源操纵的汇润投资及其伙伴的实际资金实力与其对深航的举牌价格并不相称，在没有得到大财团的支持之下，显然是一种拍卖中的代人举牌行为，而被代表方又与原有的控股股东广控集团脱不了干系，这完全是新瓶装旧酒。

在业界看来，即将逐一浮出水面的或许不只是广发银行的历史不良资产问题，超级权力之下错综交缠的层层关系，其背后的利益牵连尚未完全显现。

　　李若虹“后遗症”

　　随着2009年8月李若虹被调任广东省金融办副主任、中行系银行家董建岳空降广发银行董事长，广发银行开启了一个全新时代。

　　有着11年中行工作经历的董建岳，先后担任信贷部和公司业务部副总、资产保全部总经理，辽宁省分行行长等重要职务，2003年—2008年主掌中行辽宁分行期间，该分行业绩从亏损16亿发展至盈利21亿，一举成为中行的明星盈利分行。另外，由于董建岳深厚的人脉关系，其中行旧部亦纷纷加盟广发。

　　新一届董事会和高管团队上台后，旋即开始了在人事、战略规划和考核机制上大刀阔斧的改革。彼时广发银行活力初现，财报显示，2010年、2011年，广发银行的资产规模、净资产、各项存贷款余额均实现了不同幅度的增长；另据《银行家》杂志全球银行1000强的排名，广发银行曾从2008年的第272位，跃至2012年的第123位。

　　尽管如此，在多位广发人士看来，李若虹执掌广发银行期间所埋下的隐患仍然潜存。

　　资本充足率就是广发银行无法摆脱的桎梏，这也是李若虹时代留下的一道难题。据广发银行官方资料，2009年末，广发银行总资产为6665亿元，总负债6443亿元。根据广发银行《2010-2012年资本管理规划》，2012年底总资产将超过1.2万亿元，因此，亟需补充300亿元左右的总资本和180亿元左右的核心资本，而2009年末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核心资本充足率还在持续“双降”。

　　面对资本充足率与核心资本充足率的双低，董建岳曾经计划在2010年上半年通过股份增发的方式补充100亿元以上核心资本，使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7%和10%以上，并在2010年底前后择机发行少于40亿元次级债券。在进行增发和发债的同时，董建岳决定推动广发银行以“A+H”股上市的方式增资，融资规模约为350亿元。

　　可这一次事情却没有那么顺利，来自广发银行内部消息，截至2014年5月，广发银行仍未正式向监管机构提交IPO申请。“事实上，以两年的各项经营指标来看，广发银行要上市恐怕不容易。”金英证券(香港)研究员Steven ST Chan对记者说。财报显示，2013年广发银行总资产1.47万亿，同比增长25.83%；但全年实现净利润却只有115.83亿元，同比仅增长3.24%，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净利差、净息差等关键盈利指标也大幅下滑。

　　“主要是因为去年该行深化业务转型，在业务开展上‘有取有舍’。”广发银行方面这样解释业绩下滑的原因。

　　另据广发财务数据，不良率高企仍是制约广发银行的一个关键症结。2012年、2013年广发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而2012年广发银行温州分行10.10%的不良贷款率，更是创下了近年来温州各银行的不良率新高。“广发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也仅有170%，抵御风险能力尤为不足。” Steven ST Chan表示。

而如前述，李若虹此番被调查或将使得广发银行的巨额历史不良问题浮出水面，广发银行的上市时间表亦或将渐行渐远。

（作者：张宁；来源：企业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