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DA因为在中国设厂而致使今年的年报非常难看，因为这样的品牌树立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积淀的。维持品牌的运转和持续的市场研发及创新都需要巨大投入。市场近在眼前，却无法催生出有效供给，从中折射出的正是创新的积累规律。

供给侧改革不像凯恩斯主义那样“皆大欢喜”，需要有魄力的推动者。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都是“伟人”级的领导者，但依然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步履维艰。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相当于为私人部门提供挣钱的项目，而货币刺激相当于开着飞机直接“撒钱”，无论哪种方式都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且短期对经济见效快，受到各国政府的推崇。而供给侧改革更多是解决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需要有魄力的改革者来推动。

 

先看个故事：

PRADA难看的财报与为何中国生产质量反而优于Made in Italy

截至2015年4月31日的一季度，Prada集团净利润仅为5874.5万欧元，亚太地区的表现被看做是拖累品牌进入极度衰退的原因。一季度亚太市场收入暴跌17.2%，该市场占据整个集团约37.8%的份额。(节选自：北京商报2015.6）

2014财年，他们全球业务的净利润下滑了28%，至4.5亿欧元。亚太地区的销售额占36%，这里一向是Prada最重要的市场，这一年却下降了3%。

记者比对了Prada2013、2014财年两份年报，年报中各有一份“公司高层管理者”名单。有5位高管出现在2013年报里，但在2014年报里没有再次出现。

　　从名单中消失的高管在2013财年报告中是这样被介绍的：自1993年开始担任集团财务总监的，50岁的GiulianoGIANNESSI，2013年起担任PradaChina总经理的，43岁的JaniceLAM;2008年7月起担任皮具用品生产分部总监的，46岁的LorenzoPANERAI……

　　离职高管中包括中国总经理，以及皮具部门主管。中国是重要的生产基地，而皮具是质量问题重灾区。

　　来自Prada内部的消息称，现在Bertelli亲自抓产品质量，他直接向各个大区的经理发号施令，过问每个质量环节，要求细致苛刻，公司上下如履薄冰。远在东莞的代工厂都知道，一旦有一批货质量出问题，自己面临的可能是“走人”的结果。

　　其实最大的质量隐患并不在中国。因为中国人力成本低于意大利，产品在中国都是100%人工检验，而在意大利，只能抽检。这就造成在中国生产的Prada产品，质量反而优于Made in Italy。每年因质量问题返修的Prada手袋，意大利产的比例远高于中国。

　　产量压力之下，中国和意大利的生产环节，出现的问题各不相同。

　  许多奢侈品牌利用品牌影响力、订单量来压低与代工厂合作的价格，Bertelli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会带来“偷工减料”风险。近期Prada提高了给代工厂的价格，并且要求代工厂更专注，做服装的代工厂不再兼做手袋，做手袋的工厂不接其他产品线。

　　在质量上投入的成本一旦升高，钱就要从其他地方省出来。以往Prada的产品运输走的是快速却昂贵的空运，现在已经大部分改为价格低廉的海运。为了减少对上架速度的影响，公司各部门做计划的时间就要相应提前。

　　暴脾气的Bertelli，以一种强悍的方式，试图把上市后有些失控的Prada，拉回应有的水准。（节选自：好奇心日报2015.06）

 

再看正文

1、美国的“供给侧改革”是这样的

作者：戚自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实践被称为供给革命。在中国刍议供给侧改革的当下，让我们对美国当年的供给革命进行一些回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夯实了自1894年获得的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地位，美国经济也开始成为现当代经济学发展的主要原动力，新理论在对应着新问题的出现而出现后，又大多通过影响美国政府经济决策而在美国经济实践中进行检验。

从理论出现到发挥作用的平均滞后期是10~15年，现实和理论自此互相促进、相互融合。

在上世纪70年代，与目前国内的学术热点相似，美国经济学界也曾热烈讨论过供给侧改革问题，出现了著名的供给学派。在货币方面，受制于供给学派主张回归到金本位制的操作性，有类似的稳定诉求而且更为现实的货币主义因此受到青睐。

这些重要人物的宏观管理取向彻底扭转了“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政策制定氛围，共同推动了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供给改革实践。结果美国不但走出了70年代滞胀的泥潭，更为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做好了铺垫。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美国供给革命的前提是明确的通胀，而不是中国目前所处的通缩边缘。

按货币主义的思路，美联储从1982年起开始以M2作为调控中介目标，让货币增长等于年增长率和预期通胀率之和。结果表明，这个思路对美国来说是适用的。

自1973年宣布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货币发行开始失去黄金平价，纸币具有的天然多发倾向和70年代石油危机共同导致的成本推动加需求拉动型通胀，使负利率频频出现，企业由此脱媒，倒逼出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此时提出明确的货币增长目标无疑有利于公众形成稳定的预期。

光有通胀被控制显然还是不够的，增长的动力怎么保障？理论上，拉弗(ArthurBetzLaffer)在微观上提出了减税，斯蒂格勒（GeorgeJosephStigler）在中观上提出了调整产业准入。

政策上，美国先后于1981年和1986年出台了旨在减税的经济复兴税法和税收改革法案，如此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前述货币政策的结合，颇有点像一脚刹车、一脚油门。

而且，减税确实导致了后续的财政危机，但就结果来说，政策是成功的，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连续92个月、平均4%的增长，减税更是因此成了供给经济学的代名词，并已融入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小布什和奥巴马期间都有所效仿；

 

另一方面，国会则举行了上百次有关准入听证会，在运输（航空、公路货运、公共交通、铁路）、通信、能源（天然气、电力）、金融（银行和财产和责任保险）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掀起了一场解除管制的运动。

减税和货币稳定的共同效果，则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可喜变化，突出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但到底是怎样的作用机理，使得两者共同促成了这样的结果？

这需要把美国经济放在更广阔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进行说明。美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贸易逆差巨大，而简单进行跨时经常项目逆差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主要是由财政赤字的扩大推高了利率，进而抬高了汇率所造成的。

在以伊利诺伊州的卡特彼勒公司和商业圆桌会议为代表的制造业利益团体的持续游说下，美国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在汇率政策上逐步放弃了自由和开放的原则，人为进行了系列干预（广场协议等）。

也就是说，美国在8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都放任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并使其主要发生在贸易部门。

值得关注的是，同期的美国企业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投资。为平衡国际收支而导致的国际资本流入，使美国在80年代由债权国彻底变为债务国，但债务主要被政府支出在了军事和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

这样，借着资本的出出进进，美国把竞争力已经处于强弩之末的制造业转移了出去，国内的军事科技和基本生活水平或者说消费却得到了保证，GDP按产业部类来说，其增长也逐渐过渡到由按产业递进规律发展起来的服务业来支撑。

而且由于服务业中一半以上是作为连接第二第三产业纽带的生产性服务业，结合着人口结构和能源价格走低等有利因素，美国劳动生产率必然呈现跃升态势。

这样的经济结构结合着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美国国家创新机制，共同带动了90年代的信息产业的出现和发展。

比较来看，与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呼吁政府由需求力量变为供给结构调整推手相比，美国的供给改革似乎更偏重于市场化的准入改写。

其实，政府从来不曾在供给方面有过缺失，因为投资是个极其特殊的变量，先期形成的需求，过后就成为供给，有效的供给能与需求相匹配甚至引致需求，而无效的供给就构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政府调整经济结构，就好比一只插入投入产出表的上下翻飞的手，替各类经济主体打着如意的算盘。

 

另外，美国供给改革之所以能成功，是与制造业和贸易部门被倒逼分不开的，否则劳动生产率不可能出现有利变化。类比来看，中国目前的某些产业不景气和国际竞争力缺损应该不难接受，问题是维持经济增长的目标与之难以协调。

还有，美国的国家创新机制，似乎和当前由政府来鼓励创新的呼声不谋而合，但该机制在鼓励的过程中依然秉承了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思路——通过改善市场的运作环境（比如1980年制定了技术创新法和中小企业专利程序法来保护知识产权）来提高市场运行效率，而直接拨付资金或制定某产业方向仅是其中的部分且次要的内容。

这里仅以中国跨出国门的旅游者对外释放的奢侈品购买力为例，规模上万亿元的巨大市场无疑给供给提供了可能的成长空间。

可是，同时我们看到，PRADA因为在中国设厂而致使今年的年报非常难看，因为这样的品牌树立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积淀的，而完全为了满足需求的功利性供给，会彻底损伤品牌的公信力，从而动摇企业生存的基础。

奢侈品虽然奢侈，但其利润依然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维持品牌的运转和持续的市场研发及创新都需要巨大投入。市场近在眼前，却无法催生出有效供给，从中折射出的正是创新的积累规律。

 

最后，稳定的货币环境和通胀预期是一切改革成果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以上就是在回顾美国供给革命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角度和思考，如果非要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正如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得曼所评价的:“供给经济学其实就是最最基本的经济分析，它只是假定经济主体会沿着高回报的路径前进而已”。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相关：

国外是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

作者：姜超

原标题：走出凯恩斯主义的“围城”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两次提到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何谓供给侧改革？在凯恩斯主义主导的需求侧管理大行其道的今天，为何突然提出要供给侧改革？国际上有哪些国家进行过供给侧改革？有何经验和教训？

（此处删减一小节，需要请自行搜素）

 

美国经验和英国经验

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胀率高达13.5%、失业率达7.2%，而经济增长率仅-0.2%，深陷“滞胀”泥淖。同时美国经济也存在税率过高、限制进入、价格管制等诸多结构性问题。例如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最高达70%，企业所得税率高达46%，抑制了私人部门投资和生产的热情。

面临凯恩斯主义“神药”失效，复苏亟待新“药方”。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开始奉行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主张，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推减税，同时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经济回归繁荣，“大稳健”时代来临。里根经济学大获成功，美国经济迎来“大稳健”时代，但也提高了美国的赤字率，增加了政府债务。但总体看，里根经济学为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70-80年代的英国同样陷入了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泥淖，零售价格同比一度飙至25%，GDP增速出现负增长。同时英国也面临工会力量庞大、国企过多、政府干预过度等结构性问题。撒切尔强推改革，国企私有化增效。

撒切尔1979年上任首相后，首先采纳了货币主义的观点，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胀。同时采用供给学派的观点，加速推进国企私有化、减税、废除物价管制等改革措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触底反弹，长期稳健增长。经过改革，恶性通胀得到控制，英国经济触底反弹，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波动率大幅减小。撒切尔的结构化改革被认为“挽救”了英国经济。

 

经验总结与借鉴

为了解决80年代的滞胀问题，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均采用货币主义观点紧缩货币，也采用了供给学派的结构性改革。里根经济学侧重减税，撒切尔主义更侧重国企私有化。尽管中国当前所处时期和面临的形势和当时有所不同，但英美经验仍然有值得借鉴之处。

突破凯恩斯主义稳增长，大刀阔斧地供给侧改革。无论是里根经济学，还是撒切尔主义，都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大胆突破。70-80年代的石油危机叠加英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造成高通胀、高失业的局面，凯恩斯主义刺激总需求的思想变得束手无策。因为扩张型政策会加速通胀，紧缩货币又会推升失业，无论哪种措施都很难解决经济本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所以供给学派的观点“粉墨登场”。

中国当前虽然没有面临滞胀的局面，但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亚于当年的英美。例如，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的总资产中，国有控股占比高达37%，但从今年三季度利润增速来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表现最差，利润同比大降将近30%，而私营经济却依然保持8.92%的负增长。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占用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却低效率的运行着，对经济构成拖累。此外，体制内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相对容易，而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贷款，导致央行即使再“放水”，水也大都流向了国有及其关联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依然高企。这些都是供给端出了问题，单纯依赖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是很难奏效的。

减税和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构建“小政府”。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的另一个精髓是经济上推崇自由主义，构建“小政府”。无论是减税，还是降低门槛、放松各种管制，都减少了政府的过度干预，激发了市场的活力。我国当前也存在政府干预经济过多的问题，金融、电信、能源、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诸多领域对民营企业开放程度低，且存在价格管制，此外企业税负过重，都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当然，我们也不推崇过度的自由主义，因为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且要考虑社会公平性问题，需要“小政府”来发挥作用。

供给侧改革不像凯恩斯主义那样“皆大欢喜”，需要有魄力的推动者。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都是“伟人”级的领导者，但依然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步履维艰。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相当于为私人部门提供挣钱的项目，而货币刺激相当于开着飞机直接“撒钱”，无论哪种方式都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且短期对经济见效快，受到各国政府的推崇。而供给侧改革更多是解决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需要有魄力的改革者来推动。

源自：腾讯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