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30年，可能还是要回答三大疑问：第一，既然大浪潮是企业密集出现的关键驱动力，下一波大浪潮是什么？第二，中国下一波企业家的瓶颈又在哪里，如何超越前代？第三，原有的企业家又是否能顺利交接，不会面临台湾、香港的难题？

70后企业家少了些家国情怀，多数崇尚成功学，很多钱也更加符合市场框架，因此也会少了很多纠结；当然，在市场的初级和野蛮下，还有一批不那么显性的人，也会大肆利用资本市场、政商体制牟利，是这一代企业家相伴相生的另一面。

 

作者：刘燚

未来30年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

很少有企业能穿越几个时代

　　最近两年，异常低调的任正非频频发声，不但主动接受海外媒体的访谈，还不吝时间多次与国内媒体恳谈，至于间或发布的内部信函，频次更是有明显的提升。所作所为，皆为立言乎？当然不是。如果你留心一点，会发现，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马上就要72岁了，接班人问题，企业文化的传承问题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

　　这不仅仅是任正非的问题，还暗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到来。

 

一个时代的结束

　　如果你再去对比一下，联想的柳传志也是1944年出生，十年前就筹备退出了；但是，在2008年历经PC危机的时候又不得不出来力挺联想；最近，联想手机遇到困境之后，他虽然也多有暗示，但是二次复出的可能性已然不大——终究是要放手的。

　　与他们相比，1949年出生的张瑞敏还战斗在一线，希望重塑海尔，甚至“去公司化”；1954年出生的董明珠还在保持了几十年一贯的战斗精神，不断发声，和张瑞敏一样希望再推动企业新一次转型，但是作为有国企背景的企业掌门人，距离自己退休的年龄也不过是最后的时光；1951年出生的王石，除了在娱乐版出现，也不常谈论地产行业了。

　　其实，还有更老的一批人：1942年出生的何亨健走得最为顺畅，纯民企背景的他早早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其实也是持有比较多股份的职业经理人；而同样是1942年出生的侯为贵，在把中兴带到全球前4之后距离交棒也为期不远了；而1940年出生的万隆，在双汇内部问题解决之后恐怕也没有恋战的必要了。

　　换一个角度，看那些纯粹的国企，中移动原董事长的王建宙出生在1948年、招商银行原董事长马蔚华出生在1949年，早已退休；广受赞誉的中海地产原主席孔庆平出生在1957年，也已离开职场；1958年出生，先后主政华润、中粮的宁高宁可能是这一代人里比较年轻的一位了……

　　正因为1980年代是一个草莽时代，是一个纠葛时代，也是一个囤积了几代人共同从体制内发轫创业的时代，所以，这也是中国优秀企业的一个密集创办期。以1949年为主轴，这前后的十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企业家，几乎创办了中国八成以上的全球500强和准500强企业，也是中国得以工业化的主力军，主宰了8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整整30年。如果更准确地说，他们很多都发端于1984-1986年的中国城市商品化改革时期，到2014-2016年或将成为他们的密集退出期。

　　这一代人，张扬也好、低调也好，传统也好、西化也好，多多少少身上都有一些英雄情结、家国情怀。加上几乎所有这些企业都是体制内的、或者脱胎于体制内的，其中就包含着各种纠葛，都是充满故事的人——尽管，这故事也不再那么受到新一代人的膜拜和关注。

　　当我们来到2015年，国家在面临大转型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下一个时代谁可以承担转型的重任，谁才是未来的王者？他们的接班人又如何？

 

中国是否会面临企业家的断层？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港、台的华人企业家，甚至是欧美的华人，从中会有新的发现。

　　以香港为例，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四大家族也好，还是更宽泛的十大家族也好，除了祖宗基业之外，又出现过几个年轻的企业家？闻名者寥寥。不仅如此，四大家族创办的产业也无外乎地产、基建、零售，在新产业面前，其实香港也并无太大建树。

　　台湾可能好一点，但是，也存在着巨大的断层：1931年出生的张仲谋依然是台积电的灵魂人物，1950年出生的郭台铭算是其中年轻的一位了，加上联发科的创办人蔡明介，在部分领域还算得上“后继有人”，加上康师傅、统一企业和旺旺三家企业，因为很早在大陆生根还可一战。

　　但是，更大的背景下，1917年出生已经仙逝的台塑经营之神王永庆之后，女儿王雪红已经乏力驾驭HTC；1944年出生的宏碁创始人施振荣、1952年出生的华硕领军人施崇棠即使亲自出马、也难以完全扭转公司的前途了，因为PC产业的大势不再；至于张荣发所创办的船运行业、蔡万才所开创的金融事业，由于台湾市场本身比较狭小，很难有更大的发展了……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企业家终究是大时代、大市场的产物，时势造英雄。

　　与之相比，大陆的企业家们要幸福得多：改革开放是一个大时代，因此造就了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一大批企业、一大批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也与时代相得益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第一波长达30年的发展浪潮；而在此之后，出生于文革前、成长于文革中的企业家本来有一个断层。

　　自1994年市场化改革之后，加之信息产业的大发展，又出现了新一波的浪潮，也密集造就了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1964年出生的马云，1968年出生的李彦宏，1971年出生的马化腾，三个人创办的BAT共同主宰了中国的互联网时代，他们与1971年出生的丁磊、1974年出生的刘强东、1978年出生的傅盛……都可以算做同一批人，共同成就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繁荣。

　　70后企业家少了些家国情怀，多数崇尚成功学，很多钱也更加符合市场框架，因此也会少了很多纠结；当然，在市场的初级和野蛮下，还有一批不那么显性的人，也会大肆利用资本市场、政商体制牟利，是这一代企业家相伴相生的另一面。

　　但是，我们面向未来的30年，可能还是要回答三大疑问：第一，既然大浪潮是企业密集出现的关键驱动力，下一波大浪潮是什么？第二，中国下一波企业家的瓶颈又在哪里，如何超越前代？第三，原有的企业家又是否能顺利交接，不会面临台湾、香港的难题？

 

未来中国企业家的“三条道路”

　　如果我们说到传承，很少有企业能穿越几个时代，你是时代的骄子、也往往被时代所淘汰，IBM这样的百年老店毕竟是少数。那么，那些得以传承的企业精神，就是可学习的对象，也是少数可借鉴的样本：

未来中国企业家有“三条道路”可借鉴

　　第一种是所谓日韩德模式。日本人拥有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三菱、三井的大财团更是源远流长，这是不是一种成功的模式？至少对于大型集团企业是这样。

　　它们的特点是：家族企业控制企业方向，但是股权更为分散，这样能避免企业失去固有的文化、关注长期利益，避免被职业经理人的急功近利所主导，也能避免股权过于在家族之内、失去了开放性和活力的问题，核心是文化和股权设置。你仔细去对比，香港、台湾的家族企业，甚至是马来、印尼等华人企业，家族往往控制权过大，一代创始人之后多数就会衰落，二代之后依然能处于引领地位的更少。

第二种模式是所谓美国模式。

美国的模式是高度关注创新的，兼顾家族企业的股权分散化，其中更值得一提的是创新。近100年来，美国人在全球的主要产业里都是引领者地位，只要有大的产业浪潮，总有新的一批企业冒出——与守成相比，这也往往意味着更好的进化、迭代。在技术更迭迅速的产业，美国模式优势无疑更加明显，因为在这里颠覆重于打磨，创新重于管理。

　　与之相匹配的是更加彻底的市场化，而不是伪市场化。什么是伪市场化？很多A股上市公司，已经彻底成为创始人家族的圈钱机器，没有制衡、也没有必要的股东回报，具有皇帝一样的封建性地位。如果中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在宏观制度上营造一个企业必须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制度，不对知识产权负责的态度，那么，中国不太会出现美国式的长期创新环境，中国将会有很多的“富豪”，很少的“企业家”。

　　有没有第三种模式？或者说未来中国所需要的模式、未来世界所需要的模式？应该会有，因为未来的企业规模会越来越大，占有的资本会越来越多，全世界的寡头趋势不可逆转，企业正在变成“超级社会化大生产”，也就是说具备了社会主义的部分经济条件。但是，资本所有者却往往集中在个体手中，资本的权力已经大到了可以左右政治、舆论、文化的程度，成为一种超级资本主义。

　　这种财富创造、运营层面的社会主义客体与财富分配、所有层面的资本主义主体是构成当代全球经济的核心矛盾之一，内在的矛盾所产生的张力正在撕裂这个社会，旧模式很难继续驾驭如此大的张力。

　　最近，扎克伯格给我们创造了一种可能，把个人财富捐出去，重新纳入经济大循环；但是，它也造就了另两种可能，即，这种分配方式可能更低效、或者更黑箱，暂时没有答案。抑或像张瑞敏自问的，企业这种经济组织方式注定在未来30年消亡？这是待解的谜题。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国建国之后的第3个30年，我们正在面临一个转型的巨大当口，什么才是大浪潮？大浪潮下会有什么新的企业、新的企业家来推动经济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否能普惠于民、是否公平而不损害增量，将最终决定它的可持续性，也最终决定我们的经济未来。

未来将来，但关于未来的一切，仍然充满未知。

 

2、企业家为什么重要

成功预测未来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企业家

作者：张维迎2015/03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信息化让经济学理论的问题凸显

　　经济学理论有很多问题，而且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但是这些问题究竟是本身存在的问题，还是由于有了“信息”一物之后存在的问题，我觉得不是非常清楚。在我们看来，本身存在的问题，并非是信息化带来的问题，而可能是信息化本身让这些问题暴露得更明显一些。

　　例如地心说和日心说。地心说本来是错的，不是到十六世纪才开始变成错误的。十六世纪之前，在非常传统的农业社会，地球围绕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绕地球转，对于大部分人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进入航海时代后，我们认为“地球围绕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绕地球转”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

　　任何科学都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解释，一个是预测。经济学在解释方面还相对比较成功，在预测方面则一塌糊涂。为什么预测会变得一塌糊涂？过去所有的经济学预测，无论多么复杂，都有一定的假设，就是理性选择模型。

　　理性选择模型意味着每个人的行动都是由利益所驱动的。其实一百多年前的英国经济学家就非常清楚这一点，经济学每个行为人都是由利益驱动的。他也假定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每个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所有人的行为可以从他的利益最大化角度来解释，整个社会也可以理解为利益的博弈，甚至也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

　　

利益、理念与理性

　　如果假定人的行为全是由利益支配，经济学则变得毫无用处，即：无论经济学家怎么说，跟人是没有关系的，人该怎么行为就怎么行为，整个经济学是没有用的。

　　但是从古至今，人类所有的思想家都深深地相信，人的行为是受到人的观念的指引。引一段话，在两百多年前讲的——“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也就是所有事物都是由观念支配的。”

　　米塞斯讲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没有那么复杂，自由主义就是自由主义，我们也不用责怪简单化，简单化并不是错，只是现实世界太复杂，如果太简单那就不需要科学，也就不需要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有流派，所有流派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理念是重要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每天是不是喝红酒，是不是抽烟，都和认知有关，包括我们常讲的改革，所有历史的改革都很难用利益观念来解释它。

　　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理念和观念是重要的？因为很简单——我们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理性动物。这个理性意味着是什么？意味着我们会思考，我们会分析，干事有目的，我们在行动之前会思考“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每一件我们人类做的事情，我们都需要证明它的正当性——为什么要这么做？

　　

经济学：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我们讲理念、观念，其实就是人类证明他自己所作所为的一个原因，一个定理。究竟什么叫理性？经济学的假设就是工具理性，理性只是人们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理性只是一群欲望的奴隶，我有一个目的，理性告诉你吃什么东西是最好的。

　　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康德，他们讲的理性都是一个目的——人类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一个人用理性统治欲望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理性的人，这是很难的，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人经常会处于一种激情，处于一种冲动行为的状态之中，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所以说他是不理性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经济学可能要改变我们所谓的“工具理性”的假设，走向价值理性或者目标理性，这非常重要。

　　

后工业社会，非物质利益将更为重要

　　人的利益是通过理念、观念来认识的，什么符合我们的利益，什么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取决于有什么样的观念。利益本身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经济学家解释物质利益，是因为人类长期时间内物质利益是最重要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物质利益，易于量化。

　　我们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非物质利益将变得更为重要。物质利益达到一定程度，稀缺性已经解决了；所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非物质利益变得更为重要。

　　非物质利益更依赖于个人——你希望有荣誉、有好的名声，这都是给你的。有没有好的名声，在于你的行为正当不正当，如果正当就有好的名声。那么你认为的正当、公益、公平是什么？穷人把富人的东西拿出来是正当的吗？现在认为不是正当的，现在讲产权。还有什么东西可供我们选择？你脑子里可行性的空间，意味着你有什么样的观念，包括我们处理金融危机等等，都与这个有关。

　　

对未来世界的理解，并非基于过去的数据即可获得

　　进一步讲，之所以观念更为重要，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非常有限，非常不完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对未来的理解，并非基于过去的数据即可得到，世界太复杂了。我们对世界的观念有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是错的。如果是对的，不需要任何理念，按照本来行为就可以了。

　　经济学家大萧条没有预测到，拉美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没有预测到，墨西哥金融危机没有预测到，亚洲金融危机没有预测到，苏联垮台没有预测到。革命本身没有预测到，如果预测到了就不可能发生革命。

　　原因是什么？这种稳定性和变化，依赖于有什么样的观念，这些观念的本身，又是我们人发展用来对付不确定性的。

　　

企业家有能力应对不确定性

　　成功预测未来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企业家，为什么呢？企业家有能力应对不确定性。所有最伟大的成功企业家，不是根据过去的数据做出未来的判断，如比尔•盖茨、乔布斯，马化腾的微信，五年前没有任何数据可以预测微信的。大家很热衷大数据，大数据改变我们的工作，改革我们的工作，改革我们的思考，这对经济学家是很好的一点。但是，大数据信息不可能完全，不确定性永远在那儿。

　　任何人在大数据方面的努力，不会让他变成比尔•盖茨，也不会变成乔布斯，当然不是说这些没有用，这些东西非常有用。但企业家还面临没有人看到的东西，30年前没有预测到今天的手机，今天的互联网。30年之后什么是最伟大的产业，没有人能够预测到。

有些事情可以发生，但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

 

3、当前的中国缺乏尊重企业家的文化氛围

一流人才到底应该是官员还是企业家?

作者：卞华舵；2015年05月

　当前的中国缺乏尊重企业家的文化氛围，美国是一流的人才当企业家，而中国是一流人才当官，二流人才做学问，三流人才才做企业家。

　　电商在中国火爆异常，马云提出到2020年电商会占到整个国家GDP的50%。它的成功正是基于我们对互联网的充分利用。互联网正在解决传统制造业信息不对称的现实问题，让产业实现端对端的直接对接，颠覆传统的自动化制造模式。

　　基于互联网的发展，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概念越来越热闹。它们也的确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其影响力边界在哪里？企业该如何应对这股热潮？我认为还是得先解决几个根源问题，否则就只是在凑热闹，而无法真正实现中国制造2025愿景。　　

　

不同逻辑的赶超

　　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是：中国制造业处于什么阶段，接下来的历史阶段里中国制造应该怎么走，是否可能跟过去30年一样发展迅速？

　　中国制造业在过去30年中走完了欧美国家100年甚至是150年的“路程”，可以说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接下来的新高峰会在什么时候？2025年还是下一个世纪的中叶？这还难以预测。

　　这就好比一个成绩不太好的学生，从50分追赶到80分，可能只需要一个月的努力就能实现，但是从80分到90分则可能需要两年时间，再从90分追赶到100分则可能需要十年时间，因为越到高分阶段难度越大。

　　中国制造业亦是如此。过去的30多年从最后一批国家一下赶超成为了世界一流制造业国家，这是一种逻辑；但在接下来的历史阶段，中国制造业要真正领航全球，或者成为站在世界制高点上的制造业强国，就是另外一个逻辑了。因为在过去的30年中，大部分中国制造业只需要模仿和消化吸收，而现在一切都已改变。

　　举个例子，中国高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却又相差很远，其背后的逻辑值得思考。另外，为什么在当年非常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却制造出了“两弹一星”，解决了很多世界性难题？这些都是需要当下中国制造2025政策制定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创新环境缺失

　　其次就是创新环境问题。总理多次提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中国却是最缺乏创新环境的。

　　作为投资者，我对此深有感触。现在小微企业很受关注，但实际上这类企业却恰恰缺乏真正创新的动力，因为他们一创新就死亡，不是创业者可能不清楚。

　　不仅小微企业，大企业也是如此。比如国内一家大型电缆企业，早在上世纪末期就引进了美国的碳纤维技术，但是要想把它卖给中国的电网使用根本就不可能。因为电网公司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并没有错），要使用新产品需要先经过五年的实验时间，实验成功后还需要至少五年才能推广使用。一个新的电缆产品要想进入中国的电网，没有十年时间是无法开始批量生产的。十年磨合，一个企业家的锐气估计已经荡然无存。如何解决这种创新产品的运用机制问题值得深思，而中国高铁的成功恰恰是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产学研用体系。

　　此外，限制创新的还有来自于鼓励创新的创新体制。不妨再举一例，国内有一位科学家，花了40年时间研究出一个新的玉米品种，经过种种考察和验证发现确实是全球最领先的。它属于杂交品种，玉米棒和玉米秆是一样的，秸秆含糖量也是一样的，但却由于申报体系的限制，遇到了问题。要把它申报成玉米，但它又不是传统的玉米，申报项目时找不到相应的品类。找到农业部，农业部说这个事情不好解决；再找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也答复解决不了。一个真正的创新，就因为这样的限制“难产”了。

　　创新本身就是风险，一旦失败，就得不到各种支持了，但那些失败的创新者同样令人尊敬。中国缺乏尊敬创新失败者的文化，而这恰恰是创新最需要的氛围。没有这种文化就难以树立真正的创新精神，也就难以成为强国。中国在200多个细分品类中达到世界领先，但是要真正超越日本美国和德国，还必须要建立一种真正的社会机制鼓励创新，支持创新失败。　　

　

人才氛围缺乏

　　最后是人才问题，这是中国制造业永恒的痛。不仅是制造业存在这个问题，非制造业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研发人才，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因为我们缺乏培养优秀的职业工人和企业家的土壤。

　　这与文化有关，因为中国的父母教育子女时都希望他们将来做高官，但制造业却需要一种追求精致的工匠精神，这正是德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出租车司机，如果开出租一辈子都没有出过一起交通事故，是不是可以享受非常高的社会荣誉？一个技术人员一辈子做技术，把所在的技术领域做到极致，是不是能够与总经理享受一样的地位和待遇？做面包做了40年做得很好，是不是也一样可以认为是成功人士？为什么非要当官，非要做教授呢？这是一种文化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

　　人才的范畴也不单指技术人员，优秀的企业家（或者说职业经理人）同样缺乏。在即将发生的社会变革中，变革的主体不是政府，也不是科学家，而是企业家，因为企业家才是整合各种生产要素、推动商业变革的主导力量，而当前的中国却又恰恰缺乏尊重企业家的文化氛围。所以美国是一流的人才当企业家，而中国是一流人才当官，二流人才做学问，三流人才才做企业家。

　　因此，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思想是中国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亟需打破的藩篱。

源自：新华网思客（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