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不愿具名的央企地方公司现金流出了问题，即将面临停产。但还要保证上缴利润？“这是央企通病，效益好时，把底下进货权、销售权等都收上去了。效益不行了，赔钱了，权力都下放下去了，只规定上缴利润总额。交不上了，党政一把手就地免职。”

作者：谢玮

原题：僵尸企业的自白：为何死不了？员工及家属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

　　“减产（和停产）方案已经跟公司相关部门打过报告了，撑不住了。”长叹一声后，一位有着十余年从业经验的某央企地方公司“老兵”王明（化名）告诉记者。

　　这家不愿具名的央企地方公司只是众多央企中规模最小的单元之一，它身处产能过剩行业，如今企业的现金流出了问题，即将面临停产。

　　作为公司管理层，王明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产能过剩。

形成：“归根结底还是低端产能过剩”

　　自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民营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崛起，王明所在央企的市场垄断地位、定价权相继被打破。

　　“其实，原来因为控制了市场约70%的产能，我们央企还有话语权。但自从民企投产了以后，像山东几个发展较好的民营企业占据了市场份额，我们连话语权都丧失了。”王明说，自己所在的企业所处的是一个产能过剩、竞争惨烈、优胜劣汰的行业，是央企中为数不多的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

　　但无可回避的是，无论是央企还是民企，严重产能过剩正在挑战着整个行业的经营底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从这一年的第三季度开始，该行业产品价格迅速下滑，此后四五年间，市场环境愈发严峻。2011年，每吨铝制品的价格是16000元，2012年为15600元，2013年下降到14400元左右；如今，价格已不到13700元，据说这已不抵行业平均成本。

　　“公司走入这样的困境，归根结底，原因还是产能过剩，并且是全球性的产能过剩。想当年产品卖到6000多一吨的时候不是一样卖吗？而且当时矿石100多元一吨，成本非常低。”王明对记者表示。

　　“就跟生物链似的，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人要了，没有人用了。其实，我们也寄望于将产品深加工，丰富产品种类，拓展下游应用领域。然而还是由于技术水平限制、创新力度不够，因此在行业的深加工等方面还是欠缺。”王明直言，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低端产能过剩，“举个例子，在汽车配件上，能用铝材的地方都不用钢铁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其他的还能向哪里拓展呢？”

　　然而，即使在恶劣的行业形势下，像山东魏桥、山东信发等国内一些较大的民营铝制品生产商，仍保持一定的盈利能力。

　　王明告诉记者，氧化铝生产的技术，最早对民企来说是个瓶颈。但随着大量投资涌入行业，央企内部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大量流失，核心技术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只要你有钱，就有人来帮你建厂，来帮你组织生产。目前来看，还有好多民企要上氧化铝项目，民间的钱太多。”王明说。

现状：剥离人员、变卖资产，千方百计上缴利润

　　王明告诉记者，为保障上缴利润，2015年公司确实用尽了办法，“包括我们把矿石挖出来以后，品位好的矿石卖给民企，品位差的自己用，降低工人工资，变卖资产，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增加非经常性盈利，终于完成了总公司分配的任务，上缴了数亿的利润。”

　　企业经营已经如此困难，为何还要保证上缴利润？

　　“这是我们央企的通病，效益好的时候，把底下进货权、销售权等都收上去了。子公司只搞生产，就是一个车间。效益不行了，赔钱了，销售不出去了，又把权力都下放下去了，只规定上缴利润总额。交不上了，党政一把手就地免职。现金流要断了，那你就彻底停产，总部没有钱扶持你。”王明直言。

　　对此，工人不是没有埋怨。

　　据他介绍，早在2015年1月，公司就确定了剥离人员的具体方案。方案保留操作工和管理人员，选择剥离电、钳、焊、清理等辅助工种。辅助工种仍维持此前的工作量，但只保证原工资的75%。想要保持原收入水平，只能靠工人个人在周围的企业“找活干”。

　　根据这个方案，2015年1月，公司“被剥离”人员达5000余人。

　　“2015年职工收入很低，很可怜。”王明说，“上班20年以上的工人，包括现场的操作工，一个月也就是2000块钱，其他人一个月只能拿1500块左右。”

　　“央企就是这个通病，头重脚轻。前两年，北京总部办公楼还往外出租呢。但随着这两年‘做大做强’，总部也不断扩张，现在还得租别人的办公楼。”王明坦言，“有什么办法，就是父子关系，我们是人家儿子。”

“去产能”：企业每次改革，都是高成本运行

　　2016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去产能为2016年中国经济的五个主要任务之首。李克强总理指出，认真论证并合理确定未来三年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目标，设定钢铁和煤炭全国总量“天花板”。此后，去产能在政策和舆论层面开始迅速发酵。

　　如今，摆在王明及其同事面前的直接问题是，2016年到底要不要减产？要不要停产？

　　王明透露，针对目前企业的情况，内部拟定了几个方案。总体来看，若全面停产，亏损将高达十几亿；若部分停产，亏损面相对较少；若仍维持生产，亏损面相对更小。此外，还有一个重组的方案，将与其有关联业务的子公司合并，如此能够减少数百万的关联费用。

　　与此同时，人员剥离的方案也在酝酿，王明的数千位同事面临着未知的未来。“也不叫解聘，叫放长假。就是给点生活费，总部也是爱莫能助啊。”王明说。

　　“其实，我们每次改革过程中，都是高成本运行。”王明直言，每次要出台政策，从总部“放风”出有关改革的消息，到真正实施方案“金锤落地”之后再过上一段时间，公司的生产成本才能回正常，这期间生产都是高成本运行的。

　　“因为大家心里都没底了，下一步我去干什么，我还能不能在这儿，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前途了，谁还操心厂里的生产问题啊，所以生产事故不断。这样一来，生产成本能低么？”

自己的明天：“死不了；想划归地方”

　　王明表示，看到有关于“僵尸企业”的新闻，他们确实心生警惕。他对记者分析指出，自己所在的公司一旦全部停产，直接影响的人群将达10万。“除我们公司之外，业务相关的几个下游企业以及为我们供电和供气的企业都会受影响，这些企业的员工及其家属估计在10万人左右。这还不包括间接做生意的。”王明说，“10万人生活没有着落，这可是个大事。”

　　“客观上讲，我觉得‘僵尸企业’还是会存在的。”王明直言，“毕竟这些企业仍发挥着稳定社会的作用，稳定家庭就是稳定社会。”

　　其实，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建设的大型国企，王明所在的公司在30多年的建设发展中，确实为地方经济和周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明直言，地方政府不会愿意看到“僵尸企业被清理”的情况，因为要保持社会稳定。自己所在的县级市共30万人口，仅围绕自己所在的企业伴生的人口就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人不稳定了，怎么办？”

　　王明称，据他了解，其他产能过剩企业有别的办法获得放贷或政府的支持。“比如某地方国企，其所在省份的地方政府直接问他们今年赔多少？赔19个亿，给你20个亿。还有一家地方国企，一个月地方政府补贴一个多亿啊。但是对于非地方国企的央企呢？地方政府会不会给这样的补贴？或者采用什么样别的方式？”

“针对即将面临的减产或停产的可能，我们已经给市政府打报告了。”王明说。然而，王明对于能否获得这样的“输血”表示悲观，因为自己所在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已经十分堪忧。

2016-01-18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重要参考阅读：

大批僵尸企业“活不起”也“死不成”

作者：刘荒 王炳坤 辛林霞 齐海山 梁书斌

愿题目：东北国企改革难推 大量壳企业寄生财政不死不活

　　东北振兴再出发，国企改革无疑是最重要的关隘。

　　国有经济占比畸重的东北地区，国企改革不仅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经济发展的主题。记者近期深入东北多地采访发现，一边是众多“一无有效资产、二无生产经营活动、三无偿债能力”的壳企业“活不起”也“死不成”，一边是压负在国企身上的大量社会职能仍然分不开，部分国企存在诸多历史包袱和现实难题，已成发展的“拦路虎”、改革的“硬骨头”。

　　壳企业寄生财政不死不活

　　在东北三省，“壳企业”数量不少。这些企业要么由基层政府管理，每年拨付一笔财政资金给职工发放救助款，补齐社保费用；要么由尚有生产经营能力的大型国企背着，企业有利润时吃利润，无利润时吃资产。

　　几辆驾校汽车正在空荡荡的厂区内练习倒桩，四层办公大楼破旧杂乱，除了一层门庭有几个房间出租给商家外，多数房间门窗破损、桌椅全无。早已停产断电的厂房内空空荡荡，机器、设备早就被拆除卖掉……

　　这是已停产四年的辽宁阜新液压件厂，记者几经周折找到办公楼三层的工厂“留守办”。闻讯匆匆赶回的厂长葛军问明来意，将记者让进厂长办公室，落满灰尘的破旧沙发无法落座，大家只好站在地中央交谈。

　　“全厂在册职工近600人，除了10名留守人员外，其余人员全部放假在家，每人每月的210元生活费只能挂账，到2013年底已经欠职工工资及各项费用1.2亿元，现在每年还在以1000万元的速度增加。”葛军一脸无奈地说，厂子欠银行的8000万元贷款也早就到期了，由于还不上，厂房、土地已经被法院查封，恢复生产根本没有希望，“好在银行还允许我们将厂区出租给驾校练车，租金用于给留守人员开工资，给特困职工发放救济金等”。

　　记者在“留守办”看到，几名留守人员在那儿闲聊，对记者的采访既好奇又意外。“他们现在只是整理职工档案，办理一些手续，跟生产经营已经毫无关系了。”葛军说。

　　辽宁省国资委一份资料显示，全省目前仍保留的国有“壳企业”830户，它们一无有效资产、二无生产经营活动、三无偿债能力，只留下人员和债务包袱。这些企业涉及职工16.5万人，而其拖欠各类债务的具体数额，则无从统计。

　　近期，清理“僵尸企业”在各地被一再提及。沈阳市铁西区企业管理服务中心下辖数十家“僵尸企业”，中心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问，规模庞大的职工群体如何安置？企业拖欠的巨额债务如何补偿？这些问题不解决，“壳企业”就不能轻易破产退出市场。

　　老国企“拖家带口改嫁”显踟蹰

　　总部位于沈阳市的北方重工集团，即将引入管理经验丰富的中国建材集团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却由于背负十几家“壳企业”和沉重的离退休职工管理任务，混改推进缓慢。集团副总经理苏学祥无奈地说，公司现在就像二婚女子拖家带口改嫁，谁碰到都是会犹豫再三、仔细斟酌的。

　　最近，吉林省四平市昊融银业有限公司也遇到件烦恼事。10年前，国有的吉林四平银矿因资源临近枯竭实施政策性破产，剩余资产被吉林昊融集团收购，成立了新的国有控股公司。

　　“按理说，像这样的新组建企业，根本就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公司退休管理中心主任郭炳春介绍，可由于种种原因，已破产企业的退休和工伤职工管理任务，还是被新公司背了起来。时至今日，公司还得管理600多名原企业退休职工的大事小情，为此耗费了不小精力。

　　新办国企尚且如此，老企业的社会职能之重可想而知。在辽宁本溪，拥有百年冶炼史的本钢集团，不仅承担对2万多户居民的供水、供电、供暖等服务，而且还有多处职教和医疗机构服务百姓就学、就医。本钢集团运营改善部副部长范洪彬介绍，本钢每年补贴资金超过1亿元，当前的困难形势让钢铁企业自身难保，这一负担无异于雪上加霜。

　　东北三省“油城”“钢都”“石化城”“煤都”等众多，作为新中国最早布局的重化工业基地，不少国企历史悠久，职工众多。计划经济时期，这些企业出于保障职工福利、承担社会责任的需要，“大而全、小而全”组建了大量跟生产经营没有直接关系的机构承担社会职能。而今虽然历经改革，这些负担仍未彻底剥离，这些过去改革遗留下来的“剩余物”，正在成为新一轮改革的现实障碍。

　　地方官员“怕丢权”抱残守缺

　　一些地方官员仍然对以“放手”为重要特征的国企改革感到不适应。吉林省四平市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全市竞争性国企已经改制得一家不剩了，而政府对民营企业又说了不算，“这让我们在搞经济，调结构时没有了抓手”。他甚至认为，如果国有企业还在，政府抓经济的力度可能会更强一些！

　　2015年年初，辽宁省鞍山市准备引入一家大型燃气企业，对当地政府独资的地方燃气公司进行收购，不料却遭到多个部门强烈反对。一位当地官员向记者透露，各方反对既有市场经济观念认识方面的问题，也跟一些部门和领导不愿放弃国企控制权有关。

　　据悉，这家燃气公司每年收取的超亿元煤气上网费，过去都是交给市政府统一使用。“一旦被别人收购，公司就得和政府分开算账、分灶吃饭，政府的这块收入就没有了。”“燃气涉及千家万户，这样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企业，交给民营或有民营股份的企业经营，万一乱涨价或出了其他问题谁负责？”各种各样的质疑，成为这起收购案的阻碍因素。

　　2008年，黑龙江省推进各地国有煤炭企业资源整合，在重组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四个重点煤矿优良资产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龙煤集团。据集团一位高管介绍，前些年煤炭效益好时，省里从集团拿走十几个亿用于公路建设，现在煤炭行业不景气，只能靠向省里借钱发工资。可见改革推了很多年，有的国企反而与政府绑得更紧了。

近些年，中石油大庆油田公司还留有职工子弟“顶替”父母接班的影子，油田公司隔一段时间就要从大专院校毕业的职工子弟中，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取一部分人进入公司工作。采访中很多职工要求，这种对内部职工家庭的就业优惠政策可不能取消。而油田稳定工作协调服务中心副主任谢伟则认为，人员过多已成为公司的重大负担。

　　国资民企各有所虑谨小慎微

　　混合所有制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式。在国企主要布局于重化工业的东北三省，推进“混改”难度不小，其中既有“大象与蚂蚁如何合作”的困惑，也有“麻秆儿打狼两头怕”的顾虑。

　　辽宁紫竹集团是一家以开发、加工钢铁高科技产品为主，年产值近50亿元的大型民营企业。谈起对国企混改的态度，董事长洪海直言“不能轻易参与”。

　　“这轮改革剩下的都是大型国企，体量大、资产额高，民企大多没有实力控股；如果没有话语权，以国有企业现在的经营管理机制，我们的钱投进入很可能打水漂。”他说。

　　这一困惑在东北民营企业中颇具代表性。相对东北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民营企业家普遍害怕参与混改只能充当小股东，难以形成有效的股权制衡，对完善国企决策和管理机制作用不大。也有人认为，东北重点行业多被央企垄断，民营资本虽能进入某些领域，但整个产业链的垄断壁垒不破，民资仍难免处于弱势地位。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对产权混合也有顾虑。整合大连特钢、抚顺特钢和齐齐哈尔北满钢铁而成立的东北特钢集团，是辽宁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试点企业之一。记者不久前往该公司采访了解到，企业在人事、薪酬、干部的“三项制度”改革上探索出了一套经验，但产权混合的成功探索并不多。

　　公司党委的一位负责人表示，上一轮改制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利益输送等问题，让人们至今心有余悸；因此在相关规则，尤其是国有资产的价格评估和交易规则没有明确之前，大家对混改颇有顾虑。

除了种种困惑和顾虑心理，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在思维方式、运行机制、管理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也增加了双方合作的困难。辽宁紫竹集团每年都去大学选拔人才，优秀学生从大二起就跟公司签合同、领工资，假期到公司实习，一毕业就能跟工作岗位无缝对接。“但国有企业在用工和分配制度上多有限制。”洪海说，这种企业文化和发展目标上的冲突，需要长时间磨合才能顺利合作。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