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超过2.2亿的国内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一城市化发展远不止于人口的重新分布，而是包含了不同移民群体的新的流动战略。中国的人口流动模式以及所带来的城市发展让研究者预计在未来的15年中，会有大约1.19亿人迁移到亚洲国家的半城市化地区。

中国城市化的成功之处在于避免了大规模城市贫困人口和就业问题的出现。然而，一些严峻的挑战也伴随着城市化发展而来，例如财产权问题、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划分和成本分摊等问题。到目前为止，物权法律仍然不够清晰。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缺乏财政和能力以兑现中央政府的承诺，即到2020年为止，为1亿农民工解决城镇户口问题，并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问题。

一、城市比对案例：

北京可以撒娇，深圳不可任性

作者：罗天昊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一南一北，双雄兀立。

近期，深圳房价飙升，引起全国关注。2015年一年，深圳房价涨幅，竟然超过70%以上，位居国内第一，而经过此轮狂涨，深圳的房价，已经从北上广深中的小弟，跃升为大哥。深圳一个小区的市场价，已经可以抵上排名全国第五的深圳机场。而从房价负担方面来看，深圳的买房负担，不仅超过北京，更超过有全球房价之巅的香港。而首付贷的在深圳的流行和坐大，更使深圳成为中国新的投机之城。在北方，北京则成为房价上涨的永恒之城，近十年来，房价近似神话。

一直以来，房价是否高，成为某些地方衡量城市重要程度的指标之一。深圳房价狂飙突进，固然体现了深圳在全国地位的突进，亦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深圳的起家，得益于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深圳一度是市场的力量释放最为强劲的地方，亦是市场之花盛开最鲜艳的宝安之地。

中国是一个半吊子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权力的巨手，却比市场更为强势。

当下，深圳的高房价，更多是受权力因素影响，而非市场因素影响。在市场体系中，深圳冠绝国内，在权力体系中，深圳却泯然众人，挟如此高的房价，深圳未来将遭受重创，元气大伤。

北京为何可以撒娇？

中央集权，千年传统。

在中国，权力对于资源的强大控制力，不说超过市场，起码是并驾齐驱。

自古以来，中国的财富与资源，就集中于都城。自秦始皇迁天下富商集中于咸阳为始，中国的都城，不仅是权力的中枢，也是财富的中枢。

时至今日，这个格局还没彻底改变。在中国建设银行联合波士顿咨询公司推出的中国富人地图中，中国富人最多的地方，依次是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可以看到，中国的富人产生最多的地方北京，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不是经济总量最大的地方，而是权力最集中的地方。

可以设想，如果美国的富翁可能都产生于华盛顿吗？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权力中心，也是中国的财富产生中心，同时，北京还是中国的资源中心。

在经济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几个核心指标领域，北京独步全国。211大学，还是985大学，北京的是中国最多的城市。而且最著名的两所大学清华和北大，均坐镇北京。在经济领域，国资委直管的100多家央企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总部驻跸北京，超过中国其它所有城市总和。在全国三甲医院体系中，北京远远超过其它城市，中国最好的医院，都集中在北京。而北京作为一个北方城市本来是一个缺水的城市，但是可以利用政治地位的优势，先是用河北的水，到河北的水不够用了，还可以通过南水北调，征用南方的水。　

在权力体系中的绝对优势，使北京集中了中国最多的资源。而这些刚性资源绕不过去，所以，纵使北京雾霾重重，人们还是对其趋之若鹜。

再看看中国的四大一线城市，北京和上海是直辖市，广州是副省级城市，深圳也是副省级城市，它们不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在权力体系中，也处于优势。

挟两大优势，所以，人口源源不断流向这些城市。从2005年至2015年的十年中，北京常住人口增长45%，上海增长37%，广州增长38%，深圳增长30%。在权力体系中的优势，是城市人口集中的一大原因。

北京在全国的地位，犹如省会在各个省的地位。其机制类似。

在中国去年的房价上涨的城市中，几乎所有的省会都位列其中。省会城市对于全省资源的吸附能力，正如北京相对于全国。纵使是中国经济落后地方的省会，其房价也可以坚挺，无它，本省内最好的资源，都在它的手里，而这种资源的拥有，并非由市场竞争得来，而是一种基于权力等级安排。省会城市在省内的权力体系中处于顶端，拥有的公共资源最多，是全省人无法绕过去的坎。连河北这种北京灯下黑的地方，省会石家庄仍然可以凭借强大的资源，吸附人口。

所有，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部分的省会，不仅是政治上最强势的城市，亦是经济上强势的城市。

只有极少数城市，能够抗衡省会。如辽宁的大连与沈阳，山东的青岛与济南，江苏的苏州与南京，浙江的宁波与杭州，福建的厦门与福州。而考究这些能够与省会分庭抗礼的的城市，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底气不仅在于经济实力，也在于政治实力。大连、青岛、厦门、宁波等城市均为计划单列市，其人权和事权多由中央直管，而苏州市委书记，则多由省委常委兼任，比肩省会南京的市委书记。深圳在经济上与广州分庭抗礼，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深圳是计划单列市，其人权和事权可以相对超脱。

中国城市的公共资源安排，是按照政治地位排队。在这种体系中，直辖市处于第一个梯队、省会处于第二个梯队，计划单列市处于第三梯队，其它常委兼任书记的地级市属于第四梯队，一般城市处于第五梯队。

北京之强势，源自两大体系均占优。在市场体系中，北京作为东部城市之一，处于第一梯队，在市场体系中，北京独步天下，拥有无法回避的公共资源优势。所以，北京的房价一直涨，均价突破十万指日可待。

只要中央政府一直为北京背书，只要这种按照权利体系分配公共资源的模式不改变，只要最强势的央企、最好的学校和医院都集中在北京，北京的房价就不会跌。

北京的房价上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权力的撒娇。

深圳为什么没有资格任性？

深圳的房价飙升，不像北京，隐约令人感觉到不祥。

今日，这种不祥已经明朗。

北京可以撒娇，深圳却不可任性，因为在权力体系中，深圳没有任性的资格。

在全国体系中，深圳虽是特区，但也不过是数十个副省级城市其中的一个。在资源拥有上，根本无法与几个直辖市比较。四大直辖市中，纵使除去北京，其它三个直辖市，也有数十家央企投资，其获得的中央政策性资源倾斜的优势，非深圳可比。在权力体系中，还有数十个省会城市，以及十几个计划单列市。深圳在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中，不仅经济总量排名末尾，政治地位也是排名末尾。

纵使在广东省内，深圳所拥有的公共资源，也比不过省会广州。

在211大学体系中，广东有四所，分别是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而这四所大学，都在广州。深圳本土最好的大学，也就深圳大学勉强拿得出手。而在中国大学系列中，深圳大学刚进入一本系列，在广东并不强势，根本排不上号。而按照新的医院排行标准，深圳没有一所医院进入全国100强。在交通领域，广州拥有更强势的地位，航空方面，广州机场排名全国第三，深圳只排名第五，在火车交通领域，广州更是华南的枢纽，而且高铁直通东南亚。

在公共资源方面，深圳相对省会广州处于劣势，而北京和上海，在其所在区域，处于王者地位，没有竞争对手，更无可替代。

而在市场体系中，深圳虽然有一定优势，但是并非不可替代。深圳的平均月薪比广州高10%左右，但是房价却是广州的两倍。深圳纵有腾讯、华为等本土巨头，但是高房价的压力，已使其产生迁徙之意。论经济总量，广州还要超过深圳，而在服务业、文化产业领域，广州亦领先深圳。广州的潜力巨大，对于深圳未来造成了强大的压力，深圳并非不可替代。不仅是广州，深圳的一些产业，在高成本压力下，也已经转移到了东莞。

在权力体系，深圳泯然众人，在市场体系，深圳并非无可替代。

若放纵房价飙升，作为移民大城的深圳，很可能逼走部分人口，他们本人就无户口的羁绊，逐水草而居，既然深圳的水草已经不再丰美，也就无可留恋，而且这些人口的主体是青年人，国家最宝贵的财富。连上海去年都出现了人口回流，深圳没上海的硬件资源，更不可阻止人口外流。

若继续任性，深圳的青年之城，活力之城的灵魂，将彻底丢失。

深圳是中国最鲜艳的市场之花，不可失去根本。

(源自：罗天昊公众号：luotianhao99)

二、移民数据

中国已成为新的国际移民目的地（2016.03）

国际移民组织（IOM）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源自：《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中文版

2016年3月17日，国际移民组织（IOM）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中文版。报告重点展示了全球最新移民趋势、移民与城市多样性、城市移民与经济发展关系等内容，并侧重于关注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问题。

报告指出，中国已成为新的国际移民目的地，北京、上海、香港成为居全世界前20位的全球城市，中国有超过2.2亿的国内移民人口。报告同时指出，移民参与和移民融入对建立稳定、开放、生机勃勃的社区不可或缺，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未来。

全球最新移民趋势

中国成为新的国际移民目的地

随着全球范围内新的迁移目的地的出现，移民流动的地域正在发生着改变。除了传统上从发展中国家到北美和欧洲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之外，东亚、南非、巴西和印度等快速发展的新经济中心也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新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也正在成为移民接收国，因此，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人口迁移，即南—南迁移，越来越具有重要性。例如，中国广州等新兴经济体城市成为非洲移民目的地，而中国在接收尼日利亚移民的同时也已成为向中东地区的移民输出国。随着欧洲和北美收紧对非洲移民的入境限制，越来越多国家的移民将中国作为一个更为可行的选择。

中国的外国人口数量不断增长

中国的外国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但有所增加。随着跨国公司落户城市，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员工被派遣到中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籍专业人士，从2000到2013年间，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增长了超过50%。由于中国的城市发展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以及投资、创业和就职于跨国公司的机会，因而越来越多移居国外的中国人选择回国发展。中国的城市为吸引海外人才也竞相出台了各种奖励政策。

迁往新加坡、吉隆坡、中国香港、曼谷等亚洲高收入城市的国际移民主要分为以下三类：外籍专业人士和高级管理人士、国际学生、低技能移民劳工。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有一大批外籍女性家务工作者，她们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据估算在亚洲的人数已超过200万。

城市化发展与城市人口增长

北京、上海、香港居于全世界前20位的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核心。全球城市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约占19%的全世界外国出生人口居住在这里。根据2014年排名，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居于全世界前20位的全球城市中。

1990到2014年中国城市新增人口4.5亿

在亚太地区，每天约有12万人移居城市。在1990年到2014年间，亚太地区的城市新增人口约为10亿，其中中国约占一半（4.5亿）。亚太地区的城市人口一直保持着长期增长，在1950～1975年和1975～2000年，其城市人口分别增长一倍。从2000年到2025年，预计将会再增长一倍。

人口增长的城市大多在中低收入国家。在那里，每年有多达6600万的人口迁移到城市地区。城市扩张的模式不尽相同，但近90%的出现在非洲和亚洲地区，在未来35～40年间，中国和印度将在全球城市人口增长中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这一促进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移民。

政策推动半城市化发展

半城市化是指处于城镇边缘的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例如中国深圳。城市边缘地区的人口增长不仅是因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中心迁移，也与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们的迁出有关。因此，半城市化反映出城市人口迁入迁出的双向流动。

在中国，半城市化发展是由政策推动的，政府希望通过分散服务和生产以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需要面对社会和行政管理上的挑战，尤其是在财政方面。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城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有2.6亿人口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仅在2000年至2010年间，就有1.17亿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以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作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引擎，沿海地区接收了超过一半的移民人口。接收国内移民人口最多且移民人口增速最快的为北京、东莞、广州和上海等城市。在2010年，这些城市共接收了超过5200万人，占国内移民人口总量的35%。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中国已开始推动农村小城镇化发展，以协调经济增长、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政府不仅放宽了对农村小城镇化发展的各种限制和户籍登记制度，还积极鼓励发展乡镇企业。随着城市和乡镇企业为农村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以及社会福利的增加，许多农村地区迅速向城镇转型。当地政府也担纲制定了这一长期的城镇化发展规划。

中国城市化的成功之处在于避免了大规模城市贫困人口和就业问题的出现。然而，一些严峻的挑战也伴随着城市化发展而来，例如财产权问题、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划分和成本分摊等问题。到目前为止，物权法律仍然不够清晰。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缺乏财政和能力以兑现中央政府的承诺，即到2020年为止，为1亿农民工解决城镇户口问题，并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问题。

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4%

目前，中国庞大的流动人口占7.3亿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2000至2010年间城市外来人口增长80%，。但是，这些外来人口难以获得合法的城市居民身份，也不能享有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务等。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4%。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占总人口的70%。中国的国内移民在城镇发展和经济竞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中国有超过2.2亿的国内移民人口

国内移民正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全世界范围内城市的发展和多样性。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有超过2.2亿的国内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一城市化发展远不止于人口的重新分布，而是包含了不同移民群体的新的流动战略。

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移民循环来往于城市和自己的家乡。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城市里打工挣钱，把家人特别是孩子留在农村或小城镇的家中。这种人口流动模式以及所带来的城市发展已经引起了亚洲城市研究者和从业者的关注，他们预计在未来的15年中，会有大约1.19亿人迁移到亚洲国家的半城市化地区。

移民与经济发展

中国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农村人口迁移、侨民投资和国家发展之间可以形成良性的循环。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及时地调控和投资来给予必要的支持也很关键。

城市化促进城市边界的扩张和新城市中心的出现

中国的经验表明，城市化不仅涉及人口向城市地区的净流入，还会促进城市边界的扩张和新城市中心的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是就地城市化的出现和发展。在就地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聚居区就地转变为城市或城镇，人口也未发生远程迁移。在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之间，70%的城市总人口增长归因于对农村地区的重新分类，昔日的农村被划入城市。仅仅近期，在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期间，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移民数量才超过把农村地区重新分类带来的移民数量，成为城市人口增长的最主要来源。

农村—城市迁移促进农村减贫

移民扮演着联系农村来源地和城市目的地的关键角色，城乡联结对个人、家庭和社区具有多重的影响。中国研究者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喜欢迁移到城市地区。在迁移中形成的城乡联结带来益处，部分弥补了人口迁出给农村社区和留守家庭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联结确实给移民家庭和社区带来积极的影响，需要进行恰当地维系。

国际与国内汇款促进城市发展

中国的经验表明侨汇和国内汇款的多重影响相继促进了城镇和城市的快速发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初期，福建、江苏、浙江、广东等中国东南部省份从侨汇和侨胞投资中获益良多。海外侨胞帮助那里的农村地区克服了投资、基础设施和技术工人短缺等发展障碍。随后，中国内陆赴东南部省份的移民开始汇回大量资金帮助家乡发展建设。2000年初，在贵州省进行的“中国农村家庭调查”发现：82%的男性移民和73%的女性移民在调查年份给家乡汇款，数额达到移民者家庭收入的30%。中国国内移民的汇款合计高达每年1600亿元。这些汇款对经济社会发展、移民家乡城镇化转型和移民家庭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非洲移民促进中非贸易合作

在中国广州及其他地区，非洲个体商人和移民在改变非洲经济和社会、与中国城市建立交流合作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允许国外投资并鼓励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发展等，使中非双边贸易得到快速增长。中非贸易不仅经历了国际贸易蓬勃发展时期，还经受住了石油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

移民融入与城市治理

在目的城市，移民参与和移民融入对建立稳定、开放、生机勃勃的社区不可或缺，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未来。城市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为快速增长的多样化人口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政策论坛研究发现在所有主要新兴经济体中，有效地服务供应和城市发展之间联系密切。

拓展渠道促进移民融入的经费分担

移民获得服务的情况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极其紧密。除了发放公民身份，其他移民融入事项——语言学习、教育、公民意识、健康服务和公共安全保障等，都需要地方上从公共财政里出钱。

在中国，在缔造新的发展中心和使生产服务去中心化向城市边缘地区或更小城市扩散方面，城市化是比较成功的，但地方政府在为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服务时仍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和行政管理挑战。据报道，地方政府拥有国家一半的财政收入，却要负担全国80%的支出。

福建省福清市等城市的经济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政府拥有了外国投资项目的审批权，再加上海外福清侨胞的投资和对外国投资采取灵活的政策。福清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工作机会，包括吸引了许多来自国内农村地区的民工。这也有助于缓和乡村人口流向拥挤的大城市的局面。

设立专门机构提升城市居民权利

城市政策制定者们正做出积极的努力来提升社会凝聚力。大多数优秀实践只有在联邦和地方政府给予政治保障，城市对多样性采取友好政策，并配合着促进实施的体制框架，才能够真正地展开。主要案例之一是中国福建省设立了对外开放省级办公室，帮助地方政府更加灵活地对待外国投资者，他们很多人是华侨华人。（转自：FT中文网）

三、延伸数据：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源自：《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蓝皮书

　　国际移民环境是加大引进国外智力力度的重要人文和社会基础。近年来，受国际战略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影响，以及国际移民发展规律的制约，中国国际移民环境呈现以下九个新特点。

出入境人次占全国人口比例低

　　2013年，含港澳台人员在内共计4.54亿人次出入境，占全国人口13.7亿的3.3%，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100%的水平。外国人入出境中国，2013年5251万人次，虽然比2009年4373万人次增长了20%，但是比2011年5412万人次下降了3%，比2012年5435万人次下降了4%。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次，2013年1.95亿人次，比2009年内地居民出入境9491万人次增长了106%，而且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每年都在增长。

在华外国人少、比例低

　　一方面，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截止2010年11月，59.4万名外籍人员人居住在中国境内，占中国人口的0.04%，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平均10-15%，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2-3%。另一方面，在华外国人人数超过10万的国家只有韩国，城市仅有上海、北京和广州。外国人社区开始显现并正在成长。中国在海外的侨胞已逾6000万，分布在198个国家和地区。除东南亚等传统侨胞聚居地外，美洲、欧洲、非洲一些国家成为侨胞新聚居地。在一些欧美国家，外籍华人已成为当地第一大少数民族，华侨华人10万以上的城市达60个。

在华的外国专业人才少

　　一方面，2012年，在中国工作外国人约70万人，比2011年新增约5万人。2012年，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共25万人，比2011年增加了4500人。2011年，持外国专家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共53万人次，比2010年增加了4.5万人次。2004-2011，外籍高层次人才及家属1735人取得中国永久居留。从2008年开始，中国启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至2014年5月，有1306外籍人才及其家属以及各部委和省级人民政府推荐的高层次人才，获得中国“绿卡”。另一方面，在外国工作的技能中国人数量巨大。2013年，在韩国工作外国人76万人，其中33万来自中国。年均2万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获得美国永久居留。1996-2013年，251万名外国人持EB-1-EB-5等职业类永久居留签证入境美国，年均14万。1999-2013年，1638万名外国人持H-1B、O-1、P-1和L-1等职业类临时居留签证入境美国，年均109万。

来华留学、出国留学和留学回国人员持续增加

　　中国重视留学人才不足，不向外国在华留学毕业生签发工作签证。从2013年，35.6万名留学人员分布在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46所教育教学机构。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41.4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35.4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3.58%和29.53%，在华留学生都不能在华工作和毕业后直接获得工作签证。

　　从世界各国吸引外国人才看，留学生是外国人才的重要储备。向外国留学毕业生签发工作签证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常例。2007年，日本向10,262名外国留学毕业生签发了工作签证，其中7,539名是中国留学毕业生。2012年《出境入境管理法》第42条和2013年《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第22条都对留学生勤工助学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在华留学生有望可以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一样，享有工作权利。

出国投资移民人数不断攀升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很多国家迅速调整投资移民政策，拓宽投资渠道，增加配额，加快审理速度。2013年，6895名中国人获批美国EB-5投资移民签证，是2010年772人的8.9倍。2012年，中国出国投资移民约1.3万人，高于2011年的1.2万人和2010年的8千人。以人均投资150万美元计，2012年输出资金近200亿美元。除投资者本人需要面临的投资安全、临居转永居不确定、融入能力弱等风险外，中国政府也面临着洗钱漂白、畏罪潜逃、抽逃资金、冲击外汇管制等风险。就外国人来华投资移民而言，中国与很多国家一样，虽然需要引进外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但是没有调整2004年以来实施的投资移民方面的规定。截至2012年年末，外国来华直接投资余额为2.16万亿美元，比2006年年末增长了4.7倍，年均获得投资类外国人永久居留只有约1、2百人。

永久居留人数存在国际“逆差”

　　1985-2012年，总计约有6000多名外国人，年均几百人取得中国永久居留权。但是，近年来，中国每年约有15万人、10万人分别取得四个传统移民国家的永久居留权和国籍。在中国，永久居留、归化作为重要移民制度的凝聚、吸纳作用远未发挥出来。

中国海外非法移民减少

　　持续多年的在外国中国人非法移民情况出现明显好转，而在中国外国人非法移民情况日趋严重，跨国贩运人口形势依然严峻。2008年至今，受收入增加、人口结构老年化、生存环境艰难等因素影响，在外国中国人非法移民情况呈现出偷渡人数显著下降。在中国外国人非法移民以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非洲国家、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人员为主，他们开始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中国正成为难民接收国

　　中国向发达国家输出的难民人数居高不下，多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第一大难民来源国，2011年，8601名中国人获得美国难民资格，占总数的34.4%。近年来，向联合国难民署驻华办事处寻求避难人数不断增加，每年约有几百人。周边国家政局不稳和双边关系紧张可能导致边民和海外侨胞涌入中国。2009年以来，缅甸果敢、克钦地区几万边民因战事涌入边境地区。2014年，越南爆发反华示威骚乱。2012年，联合国难民署关注人群共有3583万，其中1050万难民，93万寻求庇护者。虽然，从全球来看，中国输出的和输入的难民和关注人群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当有相应的责任和担当。

在华外国人难以融入中国社会

　　受语言文化差异等多重因素影响，除与中国人通婚的外国人外，在华外国人很难融入中国，出现了文化孤岛、社交封闭等现象。中国政府部门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促进外国人融入中国，但是实施效果还有待检验。海外侨胞公民意识、参政意识和维权意识增强，进入各级议会和政府人数越来越多。海外侨民更加注重保护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避免恶性案件的发生，更主动关注所在国利益，更积极地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海外侨胞在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仍保持中华民族和文化的特性，与祖（籍）国保持紧密联系。（转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