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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钾盐缺口

    中国有56%的耕地需要“补钾”,总体上越往东南越严重,闽、湘、鄂、粤、海南以及江淮地区土壤钾含量都十分稀少,高效钾含量只有新疆、关中农业区的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2023年,中国钾盐缺口68%,需进口1000多万吨,而由于钾的高度垄断,进口选项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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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井物产的情报网

    微软的情报系统对企业经营的贡献率大约是17%左右,而三井这种贸易财团则是以信息为最终的经济效益,其情报就是整个公司的命脉。作为民间研究机构,从研究的深度、广度和企业接受程度来看,比政府研究机构更有效率。其成果被日本企业界认为是经济变化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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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盒装奶是950毫升?

    国内的一些牛奶包装沿用了美国的可折叠屋顶式纸盒设计,用的模具一样,那标注的容量也跟别人一样,取近似值950毫升。制造商在保持包装大小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稍微减少产品的体积。这可以帮助公司在生产成本上升时控制开支,而不会显著提高零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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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县城与打火机

    12道工序、32个零配件、15项测试标准……制造出1元打火机。全球一年销售200亿只,约七成来自中国湖南邵东。这里年产打火机150亿只,远销120个国家和地区,串起来能绕地球20圈。在邵东,平均每1分钟就有2.8万个打火机下线,其打火机生产技术也在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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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生的俄罗斯农业

    2002年俄出台《农业用土地流通法》后,一系列法律让农用土地流通得以明确、透明地进行,保证了农业政策的稳定性。2007年对农业发展做出规划,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和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对农作物保险费实施补贴。次年俄罗斯农业从粮食净进口国转变为粮食净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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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度,用糊糊驯服味蕾

    谷物的富余,让印度不怕浪费粮食,人们发现,面粉和米粉作为糊糊的增稠剂,质地更浓郁粘稠、香料与食材融合度更好,且可以保温和解腻,缓解糊油脂和肉类的油腻感。原本粗劣的糊糊,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越来越能驯服各种各样的食材,并形成另一条美食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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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拜耳伤痕

    买下孟山都,彻底改变了拜耳的发展轨迹。拜耳最大的三项并购是2006年以199.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先灵公司,2014年以142亿美元收购默沙东的OTC业务,以及2016-2018年间以630亿美元收购孟山都。前两项并购起码还增强了拜耳的制药业务竞争力,最糟糕的是对孟山都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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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家族办公室现状

    只有少数家族办公室将注意力放在促进家族团结和长期稳定上。在职能专业化方面,投资管理进展最为显著,而其他职能专业化水平则存在差异。家族本身的专业化水平也呈现出类似的情况。许多家族和家族办公室都缺乏领导人接班规划,并且未为下一代制定教育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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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地理标志保护制度

    长期以来,日本对地理标志的保护,都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等法律提供的被动保护。2014年日本颁布GI法。该部专门法对地理标志的保护进入主动保护阶段。该法能制定实施,除了促进农林水产等产业发展、保护消费者利益外,与欧盟谈判也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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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产业链演化历程

    技术演进、竞争优势和风险环境是推动全球产业链发展的三股主要力量。技术演进是产业链结构变化的基础。在不同时期,三股力量以不同形式共同塑造全球产业链格局。在当前,三者分别对应着绿色化、效率性和安全性,使产业链呈现绿色化与多国多中心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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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游戏行业的肉与汤

    AI会不会彻底改变这个行业,“不好说”,“AI原生游戏大概率不会是我们先搞出来,可能是哪个做AI的实验室先做出来,然后其他人会在他们的基础上往下走,”卢竑岩表示,目前还没有看到离实用特别接近的科研成果,“但也很难说,会不会突然有爆发性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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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年美国房价历史和规律

    从1890年到2013年的123年中,有28年下跌,95年上涨。其中跌得最深的是2008年,跌幅达18%。连续下跌达到5年的只有两次,第一次是1929-1933年累积跌幅达26%;2006-2011年累积跌幅达33%。在过去的123年中,美国房价平均增长率为3.07%,CPI 通胀率为2.82%。在扣除通胀率后,房价就基本不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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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枢纽城市之争

    超级承运人与枢纽机场相辅相成,带来大量客流、物流,从而拉动当地经济发展。无论是超级承运人,还是枢纽机场,都强调“集中”,如达美航空在亚特兰大份额超过80%,堪称“堡垒枢纽”。而中国目前有57家航司,三大航在北上广基地份额都仅在40%-50%之间,市场份额较为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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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波音从工程奇迹到信任危机

    批评人士说,波音公司把安全当成了利润的牺牲品。”这样做是为了让波音的运营更像一家企业,而不是一家伟大的工程公司。波音的确是一家伟大的工程公司,但人们投资一家公司是因为他们想赚钱。”今天的波音既不是一家伟大的工程公司,也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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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计算机产业史

    本文从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ENIAC发明开始,阐述计算机作为不同效用工具为人所用。从科学计算、数据处理、适时控制,到线上社交、个人玩乐、办公效率、图形工具,再到内容平台、互联网与云计算时代,最后计算机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无处不在。

    互联网之所以能够大而统一,发挥最大网络效应,与其去中心化的基础定位有很大关系:数据包发送方式和发送内容无关,任何设备都可以加入互联网,唯一中心化的域名管理机构获得了独立且非营利地位,互联网治理更多依赖社交机制,而不是靠特定机构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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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墨西哥的中国工厂

    中国企业到墨西哥以前,目光紧盯着美国,到墨西哥后却发现了许多新机会。同时到了墨西哥后,它们惊觉,中国经验失灵了。不同于过去从欧美日企业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再从中国到东南亚的产业转移,中资企业到墨西哥是一场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应变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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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像研究人类一样研究ChatGPT

    一篇有关“机器心理”的预印本。他在其中提出,把LLM当作一个人类对象来对话,可以揭示底层简单的计算之中产生的复杂行为。Google的研究引入“思维链提示”,来描述一种让LLM展示“想法”的做法,会让模型按相似的流程行事。它会输出思维链,这么做更可能获得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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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欧亚电网互联的地缘要素

    欧亚电网互联问题上,欧盟和俄罗斯等传统“电力中心”依然重要,新“中心”如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朗等也在崛起。随着技术发展,电网容易受外部力量影响,美国也在不断尝试渗透。电网联通可以建立包容、平等、开放的政治空间;同时,也可以成为政治制度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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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与“繁华”

    相比窄路,大宽马路大街区反而才堵车。小尺度的交叉口信号相位少、周期短,可使清空距离和损失时间变短。北京“宽马路、疏路网”,与东京、纽约、香港“窄马路、密路网”,后者利于微循环打通,利于商业繁荣。另外,不是街区制,三百万以上人口就会爆发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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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基金业萧条30年后

    90年代初至今,日本基金行业直面“失去的30年”。但仍实现一定程度结构性发展:当资金逃离权益市场,通过出海等方式拥抱固收业务、后开发养老金投资、逐月决算基金等特殊业态,头部机构又依托日本央行购买ETF扩表等,在被动产品上做大规模,最终铸成今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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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文的樊学长,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来源:地球知识局《自留地,拯救俄罗斯》;转自:虎嗅网2020.04】

 

当今世界,俄罗斯在农业领域是可以和美国、澳大利亚并列的大国。其部分农产品出口量在世界排名靠前,粮食对华出口量尤其亮眼。

但在历史上,这片多难的土地不论在内战时期、斯大林集体化时代、80年代供应紧张或是90年代的休克时期,总会遇到食品供应问题。背后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导致的结果大致相似,有时甚至会以大规模饥荒而告终。

 

大饥荒下的街头(1932图片来自AlexanderWienerberger/Wikipedia

 

不过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虽然经济困难,粮食减产,却没有出现大饥荒。究其原因,是俄罗斯特殊的“居民经济”为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种类似自留地的制度处在灰色地带,虽然无法帮助成就一个农业强国,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帮助俄罗斯人渡过难关。

 

未被改造的传统

 

前苏联农业中的自留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市居民的乡间小院“达恰”,另一类是农民的自留地,其产出也被称为“小农户经济”。

“达恰”是一个音译词,原词дача的词根意为“赠与”,原本指沙皇赠送给贵族的位于城郊乡村的小片土地。因为面积狭小且靠近城市,这种土地的主要功能并不是生产粮食,而是用来修建别墅和果园、花园,供其主人在夏日时避暑消夏。

暂时远离大城市的喧嚣,到私人别墅里度过周末,不管到哪个时代,都是有钱人的消遣(图片来自:Wikipedia

 

“达恰”的最早记载见于1821年,由于它像中国的黄马褂一样是皇家恩典的象征,因而在贵族中大受欢迎。后来“达恰”越来越多并逐渐下沉。至十九世纪末,配合逐渐近代化的交通,仅莫斯科周边就已经有了6000余座。

1917年莫斯科郊外的别墅景象,贵族象征,在我们的历史里叫别院,(图片来自Schnäggli/Wikipedia

 

在苏联时代,这些土地自然被收归国有,但从1930年代开始,它以另一种方式复活,先是机关单位建立了自己的集体农庄,为其成员提供瓜果蔬菜和休闲地点,到1950年代索性允许工人和公务员拥有“达恰”。不过实际拥有者还是以官员与军官为主,毕竟总有些人比别人“更平等”。

苏联时期的加拉格被建设成“工人度假胜地”,有大量的独栋别墅,也是领导们最喜欢的地方(图片来自SergeyProkudin-Gorsky/Wikipedia

 

真正让“达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是赫鲁晓夫。他农业方面的改革举措绝不仅仅是种玉米,而是一系列涉及多层面、复杂多变(甚至些许零碎)的计划。更广泛地给予城市居民达恰,让他们用600平方米的小片土地生产农副产品,满足家庭所需,也是赫鲁晓夫改革中扩大耕地、鼓励副业、改革分配制度思路的体现。

每户都有小片土地的别墅群仍在俄罗斯普遍存在,贵族的第二住所已成了很多普通人家的固定居所(图片来自Vmenkov/Wikipedia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达恰”逐渐普及的同时还被允许修建25平米的小屋,在苏联大城市居民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它提供了低成本的度假地点和副业与副食以改善生活,拥有它也成为了社会各阶层可以实现的理想,成为了苏联梦的一部分。

连工人也能举家来度假,这也算是享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点成果吧(图片来自:Wikipedia

 

但和消费主义的中产理想不一样,“达恰梦”最终被证明不只是一个虚幻的泡影,而成为了稳固人民生活的缓冲器。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住宅用地的收入增长超过了通货膨胀,这大大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比例(图片来自Vmenkov/Wikipedia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农村地区因原有的土地产权变更迅速,农业生产一度失序。而城市居民的生活则被通货膨胀冲击,农产品价格飞涨,远超工资涨幅。农民没有粮食,工人买不到粮食,几乎就要遭遇新一轮的饥荒。

好在此时经过几任领袖的切割分配,俄罗斯已经有了超过3000万块“达恰”,平均下来几乎每个城市家庭都有份。一片用平方米计算的袖珍土地,在此时成为了很多城市职工的救命稻草。他们在这里养鸡、养牛、种土豆,俄式农业精神也在这里悄悄地发扬光大。

自产自用式的俄式精神不止在俄罗斯,曾经的联盟内国家,也难免被影响了(布拉格图片来自PetrVilgus/Wikipedia

 

集体化时代的自留地

 

俄罗斯农村的自留地同样历史悠久,与之对应的,则是俄罗斯农村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村社组织。

沙俄废除农奴制后,村社依旧存在,承担着按人头重新划分土地,经营公用林场、牧场的功能,农民的大部分精力用于耕作村社分配土地,剩余精力用于耕作自己房前屋后的小空地或私开、私有的土地。这类私有土地通常面积较小,分布破碎,但是靠近水源、道路,配合农民的精耕细作,往往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单位产量,是农民的重要副业,也被称为副业经济。

房前养鸡屋后种菜,确实很难加入大农业(图片来自NationaalArchief/Wikipedia

 

斯托雷平改革摧毁了旧有的村社体制,鼓励私有的家庭农场的发展,而农民的自留地并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因为顺应了农民的需求而迅速发展。

十月革命后,面对内战与协约国武装干涉的境况,苏俄在控制区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严格的余粮收集制对农业生产秩序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截止1920年,粮食产量对比一战前已经腰斩,经济作物产量缩水更加严重,1921年终于酿成一场大饥荒。

富农作为打击对象受冲击最大,因为他们往往是家庭农场的业主。雇农们则钻了管理松懈的空子,得以分配更多精力在自留地中,副业经济反而得到了畸形的发展。客观上,雇农家庭因此可以免于或缓解饥饿,为城市提供了部分粮食,也缓解了经济作物产量严重缩水的问题,但终究只是杯水车薪。

富人的谷仓也一起拉走,但这次运动查出的富人数却比真实的富人数多一倍(图片来自MikhailZelezniakV/Wikipedia

 

斯大林执政后大力推行农业集体化和现代化,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被大力推广并成为苏联农业的基础。而二者的剩余农产品被列入到苏联国家工业与农业系统之中,实质上已经不再自由流通,转而进入苏联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流通体系里。此时,成为集体化漏网之鱼的小农户经济,因为被一定程度的排除在计划经济之外表现出较高的灵活性,成为了苏联农业中灰色的补充成分。

每家每户来一遍,仿佛形式主义种田?(图片来自IENCUT/Wikipedia

 

苏联式“纪律严明”间接导致1932年的大饥荒(图片来自:Wikipedia

 

早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就试图解决斯大林体制留下的问题,改革举措中包括扩大农民经营自主权,鼓励发展副业。及至80年代,苏联农业已有较大发展,粮食产量由1950年的1264亿斤增长至1978年的4600亿斤,但是依旧存在粮食时常发生减产;饲料不足,需要进口粮食作为饲料,进而影响肉蛋奶的供应、农业投资巨大但效率低等问题。

玉米王者除了著名的玉米运动,还有提出要在三年内使该国的肉类产量增加三倍的建议,以至于出现了“梁赞骗局”

 

1987年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执曾表示希望学习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对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进行改革。毕竟苏联领导人也能看到,小农户经济的经济效率确实较高,在没有政策支持和投资的情况下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农、副产品,并保持盈利状态,表现出了很高的灵活性和积极性。

小岗村这一张“生死状”,是中国当时条件的产物,苏联未必能有(图片来自:Wikipedia

 

这条路也许走得通,但是当时苏联已经积重难返,这一提议也因政治原因没能推行。

好在整个苏联时期,虽然当局和农民都知道小农自耕田是灰色产业,却也心照不宣地达成了放任其自由存在的默契。这也为即将到来的剧变中,俄罗斯人能填饱肚子这个大目标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休克时代的救命稻草与消亡的前景

 

苏联解体的第二天,19911227日,叶利钦就颁布了土地改革相关的总统令,要求国营、集体农场重新登记并改组,199311日前完成,并计划在几年之内建立几百万个家庭农场,完成彻底的私有化改革。

梦想很丰满(图片来自:http://www.kremlin.ru/V

 

如当年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一样,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利用强制性进行的农业所有制改革运动。然而苏联刚解体,全国根本没有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经验,因此叶利钦只能用自由市场经济最反对的方式——政府干预,来创造自由市场经济。

名不正则言不顺,则出师不利,这场改革的最终结果也确实与最初的美好设想背道而驰。部分农场分出小片土地,成立了工作人员私人购买的家庭农场,而大多数农场的产权转移给了个人成立的所谓“农业企业”,实际上的组织架构、经营方式甚至工作人员都还是原班人马。

小片土地私人化在全球贸易互通不发达的时候,是一个让大量人口填饱肚子的办法,但现在农业的收入已经远远跟不上整体经济的速度了,逐渐趋于大农场机械化的经营方式(图片来自Dryuncher/Wikipedia

 

换言之,农业是私有化了,但导致农业经营低效的管理体系未被改变。所谓的私人老板,就是原来低效体系中的旧官僚本人。

但就产能和粮食加入贸易流通来说,还是大农场产量高.俄罗斯现在也是第一大小麦出口国(图片来自PavelLPhotoandVideo/Shutterstock

 

随后又出现了频繁的土地交易、化肥农药供给不足、土地碎片化、国外资本侵吞、土地投机等问题,俄罗斯农业一度尚不如苏联晚期。当199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俄罗斯贫困人口已经高达7000万,如果没有长期处于灰色的小农户经济,俄罗斯可能会爆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1921年和1932年的惨状可能会重演。

随着普京当政,颁布《俄罗斯新土地法典》建立土地流转市场,保证土地自由流转的同时加以规范,市场稳定了,俄罗斯农业逐渐好转,慢慢成为了久违的农业出口大国。

有趣的是,小农户经济依旧被排除在流转土地之外,也许是因为它的固有缺陷不符合未来农业的发展。毕竟这种产业模式下,很多产品直接被生产者消耗,只保留了半商品化的性质,注定只能作为副业。而产权的破碎和模糊也决定了它无法扩大生产,只能停留在补贴家用的阶段,集约化机械化无从谈起,对粮食出口的大局无补,就干脆让它顺其自然。

灰色地带在特殊时期也可以理解成缓冲地带,毕竟无论怎么发展,民也是以食为天(图片来自AXL/shutterstock.com

 

农为百业之本,关系到千家万户的餐桌,它的方向一定是更高的产出效率、更高的机械化产业化程度,但也可以保留一些特殊的形式以增强整个体系面对冲击时的稳定性。俄罗斯式的自留地补充农业或许应该成为一个有意思的范本,供所有需要作农业改革的经济体参考。

参考文献:

李强金剑琳姜研俄罗斯小农户经济的特性探究

陈婉玲赫鲁晓夫农业改革

《社会主义研究》苏联农业发展的一些情况

马强城乡之间的达恰:俄罗斯人独特的生产和生活空间

2020-04-14
俄罗斯在农业领域是可以和美国、澳大利亚并列的大国。这个在历史上经常出现大规模饥荒的地区,自苏联解体后,其“居民经济”为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这种类似自留地的制度处在灰色地带,虽然无法帮助成就一个农业强国,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帮助俄罗斯人渡过难关。

自留地拯救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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