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有个汉人发明了可以连发弹药的火器，被地方官员推荐给康熙。结果——康熙认为这有悖“弓弩国家根本”之道。这个汉人被流放，这个官员被处分。这种连环铳一次可发射二十八颗弹丸，其原理与机关枪完全一致，现在已经被军器史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机关枪。

中国1840年到1949年这一百年里贫穷落后，遭人欺凌。早已没有明朝时尚存的上国威仪，原因何在？闭关自守，不与西方交流，中断了明朝天启皇帝的高层中央官员与西方的交流。

 

搜集整理自2011年网络帖子，未收集到作者真实姓名和出处。未严格考证来源和真伪，仅代表各自网友观点，敬请留意。如有侵权请及时告知，将在第一时间内删除。 

明朝的天启皇帝虽然是个著名的“木匠皇帝”，但是他却开创了中国与西方科技交流的局面，重用利马窦，《几何原本》的翻译都是那时侯进行的。天启皇帝还差点信了基督教，明朝后期的军队2/3的部分都装备了火器，中国明朝的军队处于和西方军队同步的“冷兵器”向“热兵器”时代发展的转型期。　　　　

清朝的康熙皇帝，被后世吹的多么的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或许作为他个人娱乐是有的，但他没有像天启皇帝那样应用于国家。估计他还以为那时明朝灭亡的原因呢！　　　　

西方发明二进制的科学家莱尼次，在看到西方传教士寄给他的太极八卦图后认为二进制早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就发明了（不知斥《周易》误国的杨振宁见此何想），他写信给中国的皇帝康熙，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并建议中国建立科学院！　　　　

不知被后世吹嘘的多么喜好西学的康熙，见此信何态？还会耻笑这个西夷没见识吧？（要是换了天启皇帝或许中国有望那时建立科学院） 　　　　

康熙年间有个汉人发明了可以连发弹药的火器（可视做现代机关枪的雏形）被地方官员推荐给康熙。结果——— 　　　　

康熙认为这有悖“弓弩国家根本”之道。这个汉人被流放，这个官员被处分。　　　　

新事物的刚刚出现的时候总是不是很强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道理），中国的明朝军队虽2/3装备了火器，但对于发展的已十分强大冷兵器条件下的八旗军队优势并不明显，加之明朝的军队过于腐败，明朝军队对于这种新式武器缺乏训练（如皇太极绕过袁崇焕防线攻打北京城的时候，据说城上的明军居然不会操作大炮的情况，袁崇焕的军队到是很精通，可惜被皇太计使了反间计）。清王朝趁着明朝内乱得了天下，居然把自己擅长弓弩骑射看成是得天下的原因！

　　　　

而同时代的西方则处于思想解放,社会大变革,科技文化全面进步的时代,中国明代后期还和他们接轨,同步甚至一些方面领先发展呢? 　　　　

中国明代有不少思想家,提出过取消国君世袭制,解放妇女的思想.如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 　　　　

明代有资本主义的萌芽. 　　　　

明代有发达的海外贸易. 　　　　

明代的中国海盗经常在东海和南海与西方殖民军队“火并”,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海盗让明朝政府招安的. 　　　　

明朝的余部军队在台湾打败了荷兰军队-----郑成功收复台湾. 　　　　

可见直到明末中国整体还是跟世界同步甚至超前的.

　　　　

中国的落后在清代. 　　　　

中国文明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在于清代的扼杀民族想象力，这个责任出在前期多尔衮顺治的政策失误，而康熙统治六十年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在军事技术最无成就的朝代：军事技术最缺乏自主创新、在被外国列强用武力打开国门之前，清朝的军事技术非但停滞不前，而且比起明朝都大幅倒退。

清朝之所以在军事技术最无成就，首先是由于满洲贵族自身素质的鄙劣和一些历史原因，在近代以前，清朝历代统治者始终没有重视军事技术对战争胜负的重大影响，始终抱着“弓马取天下”的冷兵器观念不放。

这种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是：满清（后金）的强劲铁骑屡次击败在军事技术装备上优于自己的明军，并且最终征服了中国。满清统治者被这巨大的军事胜利冲昏了头脑，没能够认识到清军能够击败明军、征服中国的真正原因，反而认为这主要得自八旗军强劲的弓马优势所赐，从而大大的助长了对冷兵器的迷信。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清朝统治者对于当时先进军事技术——火器的研制、生产、应用，是不可能重视的。

 

直到现在，还有好些人认同这种观点，认为明朝的火器占有那样大的优势，仍然被满清夺取了江山，说明武器先进与否对战争的影响并不重要。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明朝之所以败亡，远不仅是因为满清的军事进攻，而是几种极为不利的因素合力的结果：饥荒、瘟疫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拖住了明朝抗清的后腿，并且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元气；崇祯帝朱由检连续的愚蠢决策使明政权自毁长城，丧失了凝聚力，导致大批军队倒向满清和李自成。。。。。。明朝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火器无用，而是因为明朝武器的优势已经不能弥补这几种不利因素造成的损害。事实上，如果不用火器，明朝灭亡会更快。没有火器，明军根本不可能把满清（后金）挡在辽西十八年之久，努尔哈赤活着的时候就可以攻陷山海关。

 

清朝之所以在军事技术最无成就，另一大原因就是满清统治者对汉人的防范。

由于实施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清朝统治者对汉人反抗的恐惧心理自然敏感而强烈，因此就要防止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落入汉人手中。清朝统治者虽然不相信火器能决定大局，却也知道火器的厉害：他们的太祖努尔哈赤就是被西洋大炮炸伤而死的7，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八旗兵在攻坚战中被明军用火器击毙。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落入汉人手中，可能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威胁，所以他们就要防范于未然。与蒙古君主不同，清朝皇帝的思维方式向来是很精细的。

满清入关后，出于对汉人的防范，满清统治者对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可能应用于军事的科技发展，进行了严厉的限制。这种限制早在入关之初就开始了，当时多尔衮立下规定：大炮和火器等当时的先进武器只限于八旗军中使用，清军中的汉军禁止装备。多尔衮采取这个措施，是因为当时投降满清的汉军人数已经远远超过八旗军，这些军队如果据有先进武器，一旦降而复叛，很难对付；只让八旗军拥有大炮和火器，可以大大增加八旗军对汉军的战斗力优势，可以更有效地震慑和控制清军中的汉军。继多尔衮之后，历代满清统治者出于对汉军的防范，一直严格施行这一规定，直至鸦片战争以后，因为八旗军丧失战斗力，为了利用汉军镇压农民起义，才被迫松动。

按照满清的规定，八旗军垄断的火器和大炮等先进武器主要供八旗军中的满洲军使用，因为满清统治者对八旗军中的蒙古军和汉军也有防范。满清的八旗军总数不满二十四万，其中的满洲军总数又不满八万，因此按照这一规定：上百万的清王朝军队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装备火器。这就造成满清军队的火器装备程度，始终处于极低的水平，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军队大踏步地向热兵器迈进的时候，清军始终脱离不了冷兵器时代，清军的火器应用程度，不仅比不了葡萄牙、俄罗斯等欧洲三流军队、也远远不如幕府时代的日军和崇祯时代的明军。  

由于清军对火器的需求量始终处于极低的水平，也就无法拉动军火制造业发展，也无法刺激军事科技的改进。历史已经表明：军事科技的进步，能够带动民用科技的进步，从而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满清军事火器装备的限制，不仅堵死了军队近代化之路，也堵死了增强综合国力的一条捷径。

满清不仅对军事科技成果的应用严加限制，还对汉族科技人才中出类拔萃者进行打压，发明家戴梓就是这样一个受害的典型。杭州人戴梓出身于明末的火器制造世家，自幼便醉心火器研制，后来他投身清军，为清军创制和装备了“威远将军炮”（类近代的榴弹炮）、子母炮，为满清击败“三藩”和准葛尔势力立下了非凡的功劳，戴梓还向清朝献上了自己发明的一种连环铳，它一次可发射二十八颗弹丸，其原理与机关枪完全一致，现在已经被军器史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机关枪。但是，戴梓不仅没有因此获得荣华富贵，反落得一个悲惨的命运。戴梓的才干十分突出，他曾只用八天的时间，便仿造出一种欧洲发明的新式大炮，而在华的外国同行南怀仁花了一年时间都没造出来。由于戴梓杰出的火器研制才干，招致了同为满清研制火器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嫉恨，削平葛尔丹势力后，南怀仁就向康熙帝诬告戴梓私通日本，康熙帝因此而“听信谗言”，将戴梓发配到辽东，终结了他的武器研制生涯，戴梓在辽东被迫以卖字画为生，一生贫寒，郁郁而终。戴梓发明的连环铳也没能流传下来。

 

康熙帝玄烨决不是一个缺乏判断力的君主，他不可能不知道戴梓的才干远在南怀仁之上，以康熙帝的英明，他为何仅凭南怀仁一面之词就给戴梓定罪？他难道不懂得人才的可贵吗？康熙帝为何容不得戴梓，却能够容留和重用比戴梓平庸的南怀仁呢？

只要了解满洲统治者对汉人的变态的防范心理，原因就一目了然：在削平三藩、征服准葛尔、夺取台湾之后，江山稳固，满清统治者已经不需要戴梓的发明才干了，戴梓的发明才干反而是一种威胁，才干越杰出，威胁越大。按照满洲权贵的思路：戴梓或者戴梓的发明成果要是落到谋反的汉族势力手中，怎么办？因此，康熙帝一定要打压戴梓，把他充军到蛮荒的辽东，埋没他的所有才干，就是办法之一。实际上戴梓算幸运的了，他落到相对仁厚的皇帝玄烨手里，还得以保全了性命；他要是落到防汉心理更为变态的弘历手里，至少得人头落地。

归根结底，戴梓受打压是因为他是汉人，他太杰出了；而南怀仁不仅平庸，还是一个远道而来的比利时人，是个“非中国人”，这与满清统治者的自我定性相同，反倒有同类的感觉。满清统治者宁相信“色目人”，也不相信“汉人”的心态，与元朝的蒙古人相通。

戴梓不仅是一位火器发明家，还精通军事、天文、历法、数学、河防治理等，他的《治河十策》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满清统治者对戴梓的“活埋”，给中国的科技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到了乾隆时期，满洲八旗军因为严重腐化而战斗力大为沦丧，为了挽救满洲的“弓马”根本，使其不致失传，在当时欧美正值工业革命，火器突飞猛进之际，乾隆帝居然下令八旗军废用大炮等热兵器，以增强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的使用能力。乾隆帝弘历的荒唐与愚蠢，实在是叹为观止。

 

满洲统治者企图通过让本民族亲兵垄断先进武器的政策，消除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造反的能力，以极力延长这个压迫性政权的邪恶寿命。满清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个目的，对先进武器的垄断，使得八旗兵在镇压农民暴动和地方反叛势力时占有很大优势。

满清让本民族亲兵垄断先进武器的政策，阻断了先进武器的的大规模应用，从而消除了先进武器的研发动力，清朝火器制造的水准越来越粗劣，最终使得葡萄牙加农炮（“红衣大炮”）、鸟嘴铳、火器车等从明军手里获得的先进武器不可避免倒退和失传，随着军事科技的流失和退化，满八旗对火器的垄断也就失去了意义。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明末由西洋和日　本传入的火器失传已久，整个大清帝国的军队终于倒退回宋朝以前大刀长矛一统江山的时代，满洲以“弓马”为根本的优良传统终于得到完整的传承：主要兵器仍是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以致英国的洋枪大炮到这时被看成了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的居然是“驱邪”的马桶、秽物。满清政权两百年的闭关、愚民和民族压迫政策实在是成效卓著。

因此武器的因素，就成为决定清军战斗力的因素，清军武器装备的不断倒退，不仅使之无力抵御外敌，镇压农民起义也越来越困难。及至两百多年后，面对太平军的冷兵器，腐败清朝正规军几乎完全没有武器上的优势，满清政权在农民军的凌厉攻势下差一点就要垮台。

 

由于八旗军乃至所有的正规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为了救命，满清不得不允许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组建“湘军”、“淮军”地主团练武装，开始装备外国先进武器，后来为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所迫，又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组建新式陆军，一律装备德式武器，所以后来新军起义时，满清政权就像纸房子一样地倒塌了。

满清政权为了压迫汉族而压制武器的应用和发展，乃至压制科技的发展，虽然能够得逞于一时，却弄得国衰民穷，不堪一击，走上了彻底覆灭的道路。在深重外辱和内乱下，为了保命，又不得不放弃对武器、科技的应用和发展的压制，但是，为时已晚，满清政权已经元气耗竭、威信扫地、人心丧尽，在耻辱中灭亡。

满清的作为，正应了一句老话：“害人终害己”。满清的结局，留给后世统治者的教训是：靠压制维持政权绝非强国之策，也非长久之计，实乃亡国败运自取耻辱之道。

源自：搜狗问问贴吧

 

2、相关阅读

清朝科技不如明朝？用事实说话

源自：百度历史吧网友发帖

一、天文历法

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本有较高的水平，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历法的颁行和修订，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进行过历法的改革。至明代，通行的《大统历》采用了郭守敬的《授时历》，但相沿日久，误差渐大。钦天监预报的日月食，“往往不验”，迫切需要改订。只因缺乏天文测算的人才，改历的工作，一直未能着手进行。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数学知识，在中国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等的引荐支持下，应用西法，设局修历，请传教士熊三拔、庞迪我、邓玉函、汤若望等参加，编成了规模宏大的《崇祯历书》。

不久，清朝入关，汤若望向清廷提出改历建议。1644年9月1日（顺治元年八月初一）发生日食，“令大学士冯铨同汤若望携窥远镜等仪器，率局监官生，齐赴观象台测验，其初亏、食甚、复圆时刻分秒及方位等项，惟西洋新法，一一吻合，大统、回回两法俱差时刻”。清廷决心采用西方历法，于顺治二年颁行汤若望制订的《时宪历》，并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

《时宪历》是一部应用西洋法数，保留旧历结构的历法。这部历法与旧历法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的天文计算方法是建立在比较科学的宇宙理论基础之上的。我国的传统历法虽然也有理论，但往往偏重计算，没有达到自觉地建立天文理论的地步。古代改历，重在修改数据和计算公式，而《时宪历》所依据的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天体运行论。这种理论虽然比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落后，但从历法的观点来看，它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解析，要比我国传统的宇宙模型更为合理和科学。

第二，在计算方法上，新历完全采用了欧洲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引进了经纬度、球面三角学、蒙气差、时差等新观念。分周天为三百六十度，改一百进位制为六十进位制，用二十四小时九十六刻记时，这和我国传统历法所用的内插法经验公式的代数学体系，完全不同。

第三，在二十四节气的规定方法上，新历采用了定气注历制度。也就是以太阳在黄道上实际移动的位置作标准来判明节气，废弃了我国传统历法所使用的“平气”注历制度，从而使节气的安排更符合太阳运动的实际规律，有利于农事的安排。

新历的颁行标志着欧洲古典天文学的精华已被我国所吸收，这是我国最早接触近代科学的一个领域，对于天文学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活动有很大的影响；可是，这一进步却遭到守旧派的抵制和反对。康熙初，在鳌拜执政时期，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历法之争，汤若望等下狱。这场斗争的情况我们已在第九章中叙述。康熙亲政以后，通过实测证明西方历法更符合于科学，此案得以平反，仍颁行《时宪历》。此后，康熙命汤若望的继承人南怀仁按欧洲的先进方法和度量衡制度，督造天文仪器，制成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天体仪等，装备了北京观象台，钦天监曾利用这些新仪器，对全天星座进行多次测算。在耶稣会传教士的参与下，钦天监还编纂了《历象考成》和《历象考成后编》，这是清代很重要的天文学著作，特别是《后编》，从理论到计算方法，已抛弃了第谷的天体运行说，改用了地心系的椭圆运动理论和牛顿测定的新数据；但是，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囿于宗教偏见和限于科学水平，并没有把当时欧洲最具革命性的哥白尼的天文学说系统地传到中国来，中国的学者们也只能跟着传教士们在欧洲古典天文学的圈子里转来转去。中国封建社会对天文学的需要是制定历法，传教士带来的天文知识对于制历已经够用了，故而没有动力和条件继续进行新的探索和提高，而中国封建政府对于新的思想学说也往往认作是异端邪说。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献《坤舆全图》，向我国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刻卜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竟引不起清政府和学者们的兴趣，像阮元这样的著名学者竟也攻击哥白尼，“其为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

由于清政府对天文历法的重视，民间的天文学研究也很活跃，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锡阐等。

王锡阐（1628年~1682年，明崇祯元年至清康熙二十一年），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他终生不应科举，不入仕途，专心致力于天文历算。他自立圭表，长期坚持天文观测，“每遇天色晴霁，辄登屋卧鸱吻间，仰察天象，竟夕不寐”，“每逢交会，必以所步所测课较疏密，疾病寒暑无间”。当中西历法激烈斗争时，王锡阐独自对中西二法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和研究。“考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西法之长而去其短”。由于他的刻苦钻研和频年实测，使他终于成为既明于理、又习于测的学贯中西的历算名家。著有《晓庵新法》和《五星行度解》等书。

在《晓庵新法》中，王锡阐提出了一种正确计算日月食初亏和复圆方位角的方法。首创太白食日法，即计算金星凌日和水星凌日的凌始和凌终的方位角的方法；同时他还提出了细致计算月掩行星和五星凌犯的初、终时刻方法。他的方法很完备，比过去的中西历法都要先进。他“兼采中西”的科学态度、长期实测的钻研精神以及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博得同时代学者的极高赞誉。顾炎武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梅文鼎说：“近代历学，以吴江为最。”

 

二、数学

数学是我国人民很擅长的学科，在古代，我国的数学成就曾名列世界前茅，到明代衰落下来，古算几成绝学。明末，西算传入中国，从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起，直到康熙时编成《数理精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西算输入时期，雍正以后到鸦片战争以前，又为古算复兴时期。介绍西算和复兴古算构成了清前期数学发展的两大内容。

清初的历法大辩论，新法以计算精确战胜旧法，这件事使知识界对数学重视起来。康熙又聘请传教士徐日升、白晋、张诚、安多等入宫，讲授几何、代数、天文、物理等科学知识，这就推动了数学的蓬勃发展，出现了方中通、梅文鼎、梅毂成、明安图、王元启、董佑诚、项名达等著名数学家。

梅文鼎（1633年~1721年，明崇祯六年至清康熙六十年），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他毕生致力于数学和历学研究，为学兼采中西。他说“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与新旧”。由于当时西方的数学刚刚传到中国来，书籍不多，论证和图解不易理解，梅文鼎做了大量的整理、疏解和阐述工作，语言通俗流畅，“往往以平易之语，解极难之法，浅近之言，达至深之理”。

梅文鼎对三角、几何造诣甚深。三角是钻研历学的工具，“不明三角，则历书佳处必不能知，其有缺处亦不能正矣”。他的《平三角举要》一书，系统阐述了三角的定义、定理、三角形的解法以及在测量中的应用，是当时学习三角的一本入门书。他的《弧三角举要》《环中黍尺》对球面三角学作了详细阐发，并创造了球面三角形的图解法。他在几何学方面，用勾股定理证明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中的许多命题，认为“几何不言勾股，而其理莫能外。故其最难通者，以勾股释之则明”。他在《几何补编》一书中又提出了对当时尚未从欧洲传来的各种等面体体积的计算方法和原理；他对“理分中末线”（即黄金分割线）的作用也做了多年探索，找到了此线在量各种多面体体积中的用途。梅文鼎对历法的研究也很有成就，主要是研究古历，弄清楚明朝所用的《大统历》导源于郭守敬的《授时历》，而《授时历》则是我国历法史上一部“集古法之大成”的最优秀的历法。

梅文鼎治学态度非常严肃认真。每得一书，皆为正其讹缺，指其得失，残编散帖，手自抄集，一字异同，不敢忽过，再三推求，往往废寝忘食。他的著作十分丰富，共有八十八种，其中算学书二十六种，历学书六十二种。他在数学方面，成就尤其突出。

1705年，康熙南巡途中，曾一连三天召见他，同他讨论数学和历法，并赐给他“绩学参微”的匾额，后辈学者尊他为清代算学第一人。

梅文鼎的数学研究成果直接为康熙末年编制《数理精蕴》提供了基础。

《数理精蕴》是明末清初西算输入时期一部带有总结性的数学巨著，也是代表我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数学百科全书。它收集了明末清初传入我国的各种西算，系统而有条理地作了编排，也收集了当时有传本的中算精华。该书是在康熙亲自主持下，由梅文鼎的孙子梅毂成会同陈厚耀、何国宗、明安图等学者，在清宫内蒙养斋进行编纂的；并以康熙御制的名义颁行全国，因而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是清代学习数学的必读书。

明安图（1692年~1765年，康熙三十一年至乾隆三十年）是清代前期另一位成绩卓著的数学家。他是蒙古正白旗人，幼年入钦天监当官学生，是康熙亲自培养的数学人才，参加了《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的编纂工作。当时，法国传教士杜德美来华，带来了格里哥里三公式，即“圆径求周”、“弧背求通弦”、“弧背求正矢”（亦即三角函数展开式和π的无穷级数式的公式），但没有介绍证明这三个公式的方法。明安图经长期刻苦钻研，用几何连比例的归纳法，证明了杜德美所介绍的三公式，并进一步推导出另外六个新公式，即“弧背求正弦”、“弧背求矢”、“通弦求弧背”、“正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矢求弧背”，总称“割圆九术”。他撰写了《割圆密率捷法》，把三角函数和圆周率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到十九世纪初，又有数学家董佑诚撰《割圆连比例图解》，应用了和明安图不同的方法，同样证明了这些公式。另一数学家项名达，撰《象数一原》，推广了明安图的研究成果，得出用连比例求椭圆周长的公式，其计算程序符合椭圆积分的法则。

雍正以后，由于清政府禁止在中国传播天主教，来华的传教士大大减少，西学的输入也渐趋中断。数学研究便从接受西学转向挖掘和整理古算，贡献最大的是戴震，他参加《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和整理出久已失传的许多古典算书。如《海岛算经》《五经算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他又从南宋刻本的毛扆影抄本中抄辑出《张丘建算经》和《辑古算经》两种，连同明刻本的《数术记遗》共计十种。这十部算经于乾隆三十八年由孔继涵刻入《微波榭丛书》，正式题名为《算经十书》。戴震还从《永乐大典》中抄辑出宋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及杨辉的各种算书。算经十书和宋元算书是我国汉唐以来数学成就的结晶，是我国人民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著作在长期失传后，经戴震之手，又复与世人见面。清代学者对戴震“网罗算氏，缀辑遗经”的功劳，十分重视。自此以后，整理、校勘、注释古代天算著作的学风大盛。乾嘉时期，李锐校订注释了元代李冶的《测园海镜》《益古演段》两书。李潢校注了《九章算术》《海岛算经》《辑古算术》，并撰写了详细的解题图说。阮元和罗士琳先后找到了元代朱世杰的名著《四元玉鉴》和《算学启蒙》，罗士琳用了十二年时间，钻研天元术和四元术，补漏正误，推演订正，写出《四元玉鉴细草》一书，于1834年（道光十四年）刻印出版，使亡佚了五百年之久的天元四元术又重放异彩。

我国古代的数学成就激起了清代学者的民族自尊心和深入钻研古算的兴趣。有清一代，数学人才辈出，著作繁多，大约有五百人写了一千多种数学著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但因受乾嘉汉学的影响，多集中在对古算的整理、注释方面。在若干领域内，清代学者也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如陈世仁发展了宋元以来垛积术的研究，即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方法；焦循注释《九章算术》，提出了加减乘除的交换律；还有汪莱和李锐继承宋代天元术和四元术，发展了方程论的研究，对方程根的性质以及根和系数的关系等进行探讨，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三、地图测绘

我国古代的地图测绘，虽有古老的历史和杰出的成就，但为科学水平所限制，不了解大地是球形的；因此，绘制的地图都是平面图，计算里程不能够精确地反映地球表面的曲率。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地理知识和采用经纬度的测绘方法，开拓了中国学者们的眼界。康熙帝对此十分重视，令传教士收集西方的地图，购置测量的仪器，并亲自学习测算的方法。康熙在西征厄鲁特、南巡江南、视察东北的旅行中，常令传教士随行，测量各地的地形、距离与经纬度。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全国的统一已经巩固，政治局面日益安定，清廷乃开始了全国地图的大规模测绘工作，邀请法国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白晋等协助，并有中国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参加。

这次测绘工作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经纬度测绘方法。测定纬度，主要用天文测量，采用“太阳午正高弧定纬度法”，在冬至日测太阳的垂角来推算纬度，纬度以北极星出地高度为标准；测定经度，则用月食观察的方法，即在不同地点观察月食的时差来计算经度，经度以北京为中线，分为东经和西经。为了统一里程的计数，规定以工部营造尺为标准，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里，凡纬度一度合二百华里。

从康熙四十七年开始实地测量，清廷分派人员，前往全国各地，东北至黑龙江以北，北至蒙古，西南至西藏、青海，东南至台湾。测量人员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经十年之久，勘测了各省重要地方，查阅了各地的志书，询问了当地父老和官员。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将实测的结果汇总，绘制成全国地图，即《皇舆全览图》，绘制方法采用梯形投影法，比例尺为一比一百四十万。这是我国运用近代的科学方法，经过实地测量而绘制的第一幅详细的全国地图，“关门塞口，海泛江防，村堡戍台，驿亭津镇，其间扼险，环卫交通，荒远不遗，纤细毕载”，这是我国地图绘制史上的鸿制巨篇，这部地图的水平极高。李约瑟博士称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确”。直到民国初年的中国地图，仍以此图为根据。

由于绘制《皇舆全览图》时，天山南北尚处在准噶尔部的控制之下，与清廷处在敌对地位，不能派人去实测，故此图西部只到哈密为止。乾隆时，平定了准噶尔和回部，清廷即派刘统勋率领何国宗、明安图及外国传教士到伊犁和南疆进行测量，“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考古验今，汇为一集”。他们到达了今我国新疆境内的许多地方，并且远至塔什干、萨马尔罕、喀什米尔一带，积累了大量资料，后来编成了《皇舆西域图志》。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廷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增补，改正了西藏部分的一些错误，又增加了新疆地图，范围包括巴尔喀什湖以西，称为《乾隆内府舆图》，比康熙朝的地图更加详细完备了。

 

四、农业生产技术

清代继承了历朝以农立国的方针，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注意总结前人的经验，编撰劝农的书籍。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汪灏等奉康熙之命在明代著作《群芳谱》的基础上，经增补删订，编成《广群芳谱》一百卷。这是一部包括五谷、桑麻、瓜果、蔬菜在内的植物学巨著，对每种植物详细叙述其形态、特征及栽培方法。1742年（乾隆七年），鄂尔泰等奉乾隆之命，从旧文献中搜辑有关农业的资料，编成《授时通考》七十八卷，内分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蚕桑、农余等八个部门。这两部著作，都以御制的名义颁行，对清代农业发展的影响很大。

清代，有一些生活在乡村的知识分子，参加并观察研究了农业生产过程，写作了一些有价值的农学著作。其中有清初张履祥所著的《补农书》，此书系统地记载了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农家经营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各项具体措施。它继承了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讲究农作物的栽培制度，强调深耕通晒、施足基肥、培育壮秧、合理密植。对除草、中耕、追肥、烤田与防虫、收割、收藏等方法都作了详细规定，“凡田家纤悉①之务，无不习其事而能言其理”。清初的另一位农学家陈淏子，著《花镜》一书，记载了三百多种花木果树的品种和栽培方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园艺著作。他强调“人力可以回天”，人工培养可以改变植物的特性，对植物嫁接的作用与原理作了新的探讨。他说：“凡木必须接换，实有至理存焉。花小者可大，瓣单者可重，色红者可紫，实小者可巨，酸苦者可甜，臭恶者可馥，是人力可以回天，惟在接换之得其传耳。”还有雍乾时代陕西兴平县的村塾教师杨岫，长期参加农业生产，著《知本提纲》，对耕稼、园圃、蚕桑、树艺、畜牧进行了研究，详细地介绍了各种农业生产技术，以便向学生进行讲授；他的另一部著作《豳风广义》总结了自己在陕西栽桑养蚕的经验，对桑树品种、栽桑和剪枝技术、蚕种选择、育蚕时间、养蚕方法以及缫丝、织帛均有详细的说明，书中贯穿着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原则。

 

五、武器制造和日用技术

明末，西洋的火炮传入中国，威力大，杀伤力强，是攻坚和野战中的重要武器。清朝入关以前，已从明朝军队那里缴获了这类武器，并且也能进行仿造；入关以后，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清廷很重视武器制造。顺治初年，京营八旗都设炮厂和火药厂。清朝与南明作战，打前锋的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军中都拥有大量火器，以此攻坚陷阵，所向披靡。三藩乱起，吴三桂军中多大炮，清军屡遭败衄，康熙命传教士南怀仁督造适宜于在南方山地作战的轻便炮位，“着南怀仁尽心竭力，绎思制炮妙法，及遇高山深水轻便之用”。此后，南怀仁制造了各种类型的许多炮，深得康熙嘉奖。康熙曾屡次到卢沟桥炮场视察大炮的演放，检验所造大炮的性能。1681年（康熙二十年）的一次演习和训练，历时三个月，八旗炮手共发实弹二万一千余枚，有几门炮，连放三四百发炮弹而并未损坏。康熙感到很满意，对八旗都统和炮手们赏赉有加，赐南怀仁御服貂裘。康熙前期，造炮很多，这些大炮在征讨三藩、抗击沙俄侵略以及平定噶尔丹叛乱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清初，我国出现了杰出的火器专家戴梓，他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平定三藩时，他以布衣从军，发明“连珠铳”和“冲天炮”。连珠铳“形如琵琶，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击火出而铳发，凡二十八发乃重贮”。这种可以连续发射的火器，构造原理与近代的机关枪相似。“冲天炮”也叫“子母炮”，炮身仅长二尺五寸，重七百五十斤，弹道弯曲，炮弹形似瓜状，威力大，射程远，“子在母腹，母送子出，从天而下，片片碎裂，锐不可当”。康熙曾当面试验，封此炮为“威远将军”，还令刻上制造者戴梓的名字。清初的火器制造曾盛极一时，但从康熙中叶以后，国内承平日久，大规模的激烈战斗减少了，清廷也不再注意武器的改进和发展。雍正时，“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对弓弩刀矛的强调更胜于火器，此后，火器制造日益衰落。

明末清初，西方的一些机械制造原理和日用技术也传到中国来，引起知识分子和手工艺人的兴趣，仿制者不断出现。清初，苏州的民间手工业艺人孙云球以水晶为原料，磨制镜片，制成近视眼镜、远视眼镜。他是苏州眼镜制造业的创始人。他又制成“千里镜”，登上虎丘试看，“远见城中楼台塔院，若接几席，天平、灵岩、穹窿诸峰，峻曾苍翠，万象毕见”。他总结制镜的经验，写成《镜史》一书，可惜现已失传。清初，江苏的另一位青年科学家黄履庄曾经根据西方机械学原理，制造和仿制了许多自动机械和仪器。如机械自行车、望远镜、显微镜、体温表、温度计、瑞光灯以及多级螺旋水车等。他发明的瑞光灯，大者口径五六尺，夜以一灯照之，光射数里。他还制造了“验燥湿器，内有一针能左右旋，燥则左旋，湿则右旋，毫发不爽，并可预证阴晴”。可惜这些发明都被视作“雕虫小技”，不受重视，不久即失传。

清初，我国的某些地区，应用机械原理制造耕作机器，如曾在广东使用的“木牛”。据记载：“木牛，代耕之器也，以两人字架拖之，架各安辘轳一具，辘轳中系以长绳六丈，以一铁环安绳中，以贯犁之曳钩。用时一人扶犁，二人对坐架上，正转则犁来，彼转则犁去。一手而有两牛之力，耕具之最善者也。”还有人介绍了西方的水车和风车，述及其构造和作用，“其制，用一木柱，径六七寸，分八分，桔囊如螺旋者，围于柱外，斜置水中而转之，水被诱则上行而登田，又以风车转之”，“数百亩田之水，一人足以致之，大有益于农事”。嘉庆年间，华亭诸生徐朝俊精于天文数学，曾试制龙尾车，作灌溉之用，“一车以一童运之，进水退水，无立踏坐踏之劳”；但因中国处在封建制度之下，农村又有大量人口，劳动力过剩，不需要新技术，因此，这类农业生产工具的零星改革旋生旋灭，未能推广。徐朝俊还能研制自鸣钟，将钟表的原理写成《高蒙厚求》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钟表的著作。道光年间，郑复光所写《镜镜痴》一书，介绍了透镜原理及三棱镜、望远镜等光学仪器的制造，是一部较有系统的光学著作。还有杭州的一位女科学家黄履钻研天文、数学、物理，亲自制造各种仪器，她制造的“千里镜”，颇为新颖，“于方匣上布镜器，就日中照之，能摄数里之外之影，平列其上，历历如绘”。

总之，从明清之际，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努力学习钻研，并加以发展、创造，取得了一些可贵的成果。可惜在封建社会中，这种研究工作被视为“奇技淫巧”，得不到提倡、推广、应用和继承；因此，这些发明创造，自生自灭，大多失传无闻。今天只能从零星的记载中了解其一鳞半爪了。

 

六、建筑

清代前期，随着政治统一的增强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政府和地主商人们大兴土木，宫殿、园林和寺庙建筑盛极一时，在工程技术和建筑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康熙初年，大内火灾，曾重修和扩建太和殿，由梁九设计，将原九间改为十一间，这是宫廷内的主殿，气势雄伟庄重，富丽华贵，殿内各种漆画藻饰，光彩夺目，是我国最大、最巍峨的木结构建筑。清代，对大内屡次增修扩建，重重殿阁，层层楼台，千门万户，气象堂皇，形成庞大壮观的建筑群。清初，著名匠师梁九是修建大内宫殿的设计师和督造人，“大内兴造匠作，皆九董其役”。在动工以前，梁九先按缩小的尺寸制成模型，工程即按照模型进行，“康熙三十四年，重建太和殿，九手制木殿一区，以寸准尺，以尺准丈，大不逾数尺许，四阿重室，规模悉具，工作以之为准，无爽”。北京城内，与宫廷毗连的三海（中、南、北）是皇帝游乐宴息之地。城外西北郊海淀一带河泊相连，树木葱郁，远山辉映，是天然的风景区。清朝统治者在这里大兴土木，经长期的经营修筑，形成了许多大小园林，最著名的是三山五园，即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以及畅春园、圆明园等。

清廷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即在海淀镇之北修建第一座皇家园林畅春园（位于今北京大学西门以西）。该园有万泉河流经其侧，园内有宽阔的水面，临水布置各种建筑物，栽木莳花，饲禽养鱼。它是康熙游乐和听政的所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

清代园林中首屈一指的是圆明园，它在畅春园之北，本是雍正在当皇子时所居住的“赐园”。雍正即位以后，加以扩建，此后历经一百五十年增修扩充，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建成规模极大的皇家园林。共占地五千二百亩，包括原来的圆明园和后来合并过来的长春园和绮春园（万春园），在大面积的平地上挖湖引水，堆山叠石。全园以水景为主题，回环萦绕的河渠溪流把大大小小湖泊水面串联起来，其间有假山、土岗、石堤、岛屿，还有众多的宫殿、楼阁、亭轩、馆榭，错落散布，或富丽堂皇，雍容华贵；或诗情画意，妙趣天成；或素洁淡雅，意境高远。长春园之北，还有一群西式建筑群和喷泉，是由外国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按西方建筑原理和风格设计督造的。全园各处栽植各种嘉树翠竹，奇花异草，形成了许多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景观，其中最有名的是“圆明园四十景”。整座园林体现了我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华，被誉为“万园之园”。乾隆帝也得意地夸耀说，“天宝地灵之区，帝王游豫之地，无以逾此”。

西郊的另一座著名园林清漪园，即是颐和园的前身。这里本有土山，名瓮山，山前玉泉等水流注汇集，形成宽阔的湖泊，名西湖，一向是民间游乐之处。明代皇室在此修建了一些零星的建筑。1751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为他母亲钮祜禄氏庆祝六十岁生日，在此大兴土木，建清漪园，并改瓮山名万寿山，改西湖名昆明湖，工程历时十五年，耗银近四百五十万两。清漪园前山的殿堂亭阁、长廊石舫与今天颐和园的布局大体相似，它被英法联军破坏后，由慈禧太后重建，但建筑形式和名称已多更改。至于后山的建筑群和景观则未曾恢复，至今仍为一片废墟。

清中叶除了在北京的西北郊建筑了许多皇家园林外，又在承德建造了避暑山庄。承德地区，群山起伏，景色幽美，气候凉爽，是避暑的胜地；而且那里水源丰足，有温泉，故称热河。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开始在这里修建规模宏大的离宫，占地八千余亩，工程至乾隆末年才基本完成，历时八十多年。其建筑手法，模拟全国各地的自然地理风貌，集中、融合南北园林的特点，既有丰草长林、鹰翔鹿鸣的草原风光，又有怪石嶙峋②、岗峦回绕的山区佳胜，也有亭轩玲珑、湖光月色的江南景色。山庄以山为突出的特点，山势巍峨，占地广阔，是整个园林构造的骨骼，因山置景，错落有致，而又配以湖区的曲水澄波。园内建筑，殿堂廊庑、桥亭楼阁、寺庙塔碣，形式多种多样。大部分建筑不施彩绘，不用琉璃瓦，比较精致素雅，不同于北京大内金碧辉煌的大开间宫殿。康熙和乾隆经常住在避暑山庄，处理朝政，举行大典，接见臣工、各少数民族领袖以及外国的来使，这里成为当时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在避暑山庄周围，又修建了宏伟的寺庙群，称为“外八庙”（实际上有十一座庙宇，今尚存七座），融合了我国各民族的建筑风格，体现了丰富多样的宗教艺术。其中，普陀宗乘之庙是仿造达赖喇嘛在拉萨居住的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是仿造班禅在日喀则居住的扎什伦布寺，安远庙是仿造伊犁河北准噶尔部的宗教中心固尔扎庙，殊像寺是仿造五台山供奉文殊菩萨的殊像寺，普乐寺内的旭光阁是仿造北京天坛的祈年殿。这些寺庙是为了接待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供他们观瞻或居住而修建的，体现了多民族建筑风格的结合，显示了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也反映了清代中叶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发展的历史盛况。

在皇家建筑工程的设计和督造上，与清初的匠师梁九同时，又有具有卓越才能的雷发达（1619年~1693年，明万历四十七年至清康熙三十二年），他原籍江西南康，后迁居南京，从小就喜爱瓦木工技艺，努力学习设计、绘图和工程技术。康熙初应召入京，参加皇宫的设计修建，后担任工部“样式房”掌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了一套建筑设计的技术。从此世代相传，雷发达及其子孙六代主持“样式房”，先后担任皇宫、三海、圆明园、玉泉山、香山、颐和园及东西二陵的工程设计，被称为“样式雷”。

 

七、医药学

清代，中国传统的医药学有所发展，这表现在医学理论的研讨，药物、方剂学的进步，温病学派的形成以及临床各科的成就等各方面。

（一）医学理论的研讨

清代医家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典籍的注解和阐发方面，做过不少工作。张志聪（字隐庵，浙江钱塘人）的《素问集注》和《灵枢集注》，以“惟以参解经义，不工词藻③”为原则，阐明了为历代医家所忽略或回避的若干疑难问题。徐大椿（1693年~1771年，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人）的《难经经释》是以《内经》的经义解释《难经》，“训诂诠释，则依本文；辨论考证，则本《内经》”，颇能“逐难发挥，考证详明”，“深思体认，通贯全经”，对《难经》所论及的经络、脏腑等功能多有独到的见解。喻昌（约1585年至1664年，字嘉言，江西新建、今南昌人）的《尚论篇》，此书是研究张仲景《伤寒论》的著作。首论《伤寒论》大意；次辨王叔和编次，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继则以六经各自为篇。纲目分明，条理井然。能“发仲景之精微，补正叔和之遗阙，参以妙悟，得之神解”。柯琴（1662年~1735年，字韵伯，号似峰）的《伤寒来苏集》，尤怡（？至1749年，字在泾，号拙吾）的《伤寒贯珠集》不仅对仲景理法研求有所心得，而且对临证治疗也有指导意义。此外，尤氏的《金匮要略心典》《金匮翼》二书，则是攻读《金匮》的著作。前书对《金匮》重加寻绎，就其“深文奥义”多有体会；后书为“足补《金匮》之所未备，实能羽翼《金匮》”者。清代诸医家对古代医学典籍的编纂、整理及对经文的解释等方面，意见不同，争论激烈；但这种辩难的结果却有益于对祖国医学宝库的发掘，并有助于传统医学理论的发展。

（二）药物、方剂学的进步

清代，药物学亦有某些发展，特别是新的品种不断出现，故继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后，又有赵学敏（约1719年~1805年，字依吉，号恕轩，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著《本草纲目拾遗》。《拾遗》共载药九百二十一种，其中有七百十六种为《纲目》所未收载的新药。在分类方面，增加了“藤”和“花”两部，删去“人”部，并将“金石”一分为二，共为十八部，较《本草纲目》的分类方法更为合理。此书还对《本草纲目》的某些错误，作了订正。在赵学敏以后，吴其浚（1789年至1847年，字瀹斋，河南固始人）的《植物名实图考》是一部药用植物学专著。全书共三十八卷，收录植物一千七百一十四种，分十二类。每种植物均详记形色、性味、产地、功用，并附插图，重点说明药用价值。对同物异名或异物同名作了考订，还对历代本草中的某些谬误有所匡正，颇具创见。有些医家还编写了一些由博返约、切合实用的本草书籍，如汪昂（字衔庵）根据《本草纲目》等著作辑成《本草备要》（后有增订本）一书，载药四百六十余种，附图四百余幅。对每味药品，“既著其功，亦明其过，使人开卷了然”。后来，吴仪洛（字遵程）又在该书的基础上，编成《本草从新》，载药七百二十种，以扩《本草备要》未尽之旨。

在方剂学方面，清代也有不少新的著作。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均系选录有效良方，本经按证，以发其微，阐述方剂理论，指导临床实用的著作。汪昂的《汤头歌诀》，陈念祖（字修园）的《时方歌括》，则是便于诵读，有助初学的方剂书籍。蔡烈先的《本草万方针线》，年希尧的《本草纲目类方》，曹绳彦的《万方类编》，都是将《本草纲目》的附方，按病分类编排，以供临证查检参考的方书。赵学敏删订“走方医”赵柏云医方而编著的《串雅》（内外编）一书，搜集了大量的民间秘方、验方，包括内治、外治等法。这些处方大多具有“贱”（药价贱）、“验”（奏效快）、“便”（得来易）的特点，颇能适合人民群众需要，为整理并保存民间医疗经验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三）温病学派的形成

温病是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等多种热性病的总称。在积累了有关温病的丰富知识的基础上，在清代医学领域中产生了较有体系的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形成了温病学派。影响较大的有叶桂、吴瑭、王士雄。

叶桂（1667年~1746年，字天士，江苏吴县人），祖、父两代俱业医。叶氏究心医学，先后从学于十七人。其理论经验，十分丰富。处方不执成见，治病每多奇效，“于疑难证，或就其平日嗜好而得救法；或他医之方，略与变通服法；或竟不与药，而使居处饮食消息之；或于无病时预知其病；或预断数年后皆验。当时名满天下”。叶天士的主要成就，是进一步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发表《温热论》，为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与辨证的基础。

吴瑭（1736年~1820年，字鞠通，江苏淮阴人），为继叶天士后的又一温病学家。其学本于叶氏，“采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以及考验，合成一书”，名《温病条辨》。该书首引经文，原温病之始，次详风温、温热等九种温病之治。后附杂说、救逆、病后调治及产后、小儿等篇，层次分明，内容严谨。人评此书说：“其为方也约而精，其为论也闳以肆。”后来，王士雄（字孟英）又纂辑《温热经纬》，前载《内经》《伤寒论》中有关温病的记述为经，后录叶天士等五家著作为纬，并附章楠等注文及自己的见解，使温病诸家的零散专著汇为一编，采集精当，方便学者，影响亦较大。

（四）临床各科的成就

清代的临床各科均有所成就，而且还出现了中医探索人体脏腑部位的著作。

清代不少医家，内外妇儿诸科兼通，编纂刊行了一些综合性医学著作。如张璐的《张氏医通》，乃取历代名家方论，“荟萃折衷，以成是编”。前十二卷，自中风至婴儿，凡十六门。每病先列《内经》及《金匮》论述，次引诸家之说，最后附以治验医案。后四卷为诸门方论，共九十四门。所论方药主治，虽多本前人，而以己意参定之。沈金鳌所撰《沈氏遵生书》，包括药物、脉象、伤寒、杂病等类，采集各家理法，研审其意旨，参互考订，抒以己见，积数十年而成。对临床经验，每有总结。重视气功疗法为其特点。由吴谦等主编的《医宗金鉴》，共九十卷。包括：《订正伤寒论注》《订正金匮要略注》《删补名医方论》及“四诊”、“运气”、“伤寒”、“杂病”、“妇科”、“幼科”、“痘疹”、“种痘”、“外科”、“刺灸”、“眼科”、“正骨”等心法要诀。全书系采取历代各家之说，加以删订而成。对各科之辨证及治疗，叙述系统，内容全面，且有图、有说、有歌诀，使学者既易考求，又便诵习，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临证重要参考书籍。人们评论此书“大都理求精当，不尚奇邪；词谢浮华，惟期平易；酌古以准今，芟④繁而摘要。古今医学之书，此其集大成矣”。林佩琴（字云和，号羲桐，江苏丹阳人）的《类证治裁》是以内科为主的著作，对外科、妇科及杂病亦有概要论述，能博采各家之长，取舍颇为审慎，并附有医案，较切实用。值得指出的是王清任（1768年~1831年，字勋臣，河北玉田人）的《医林改错》。他深感了解脏腑情况对医生的重要，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对古籍中有关生理和病理的论述大胆提出怀疑，为此曾亲至义冢、刑场，观察尸体脏器，还与动物内脏相比较，发现古书所绘脏腑图形与实际多有不符，遂将四十二年的观察所得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连同其他医学论述，一同收载于《医林改错》中。王清任在该书中明确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观点。此外，他还订正了古人关于脏腑记载的某些错误。他并在《医林改错》中，根据其对气血的理解，就内科之血淤和其他杂证，创用一些补气活血和逐淤活血的方剂，具有良好疗效。

在外科学中，成就较大的是王维德（约1669年~1749年，字洪绪，江苏吴县人）的《外科证治全生集》，此书将其家传四代的外科经验公之于众。王氏认为：“痈疽无死证，痈乃阳实，气血热而毒滞；疽乃阴虚，气血寒而毒凝。皆以开腠理为要，治者但当论阴阳虚实。”其论为前人所未发。他还主张“凡治初起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尤戒刀针毒药”。所创“阳和汤”、“犀黄丸”等名方，甚有疗效，为医林所重。后来马培之著《外科传薪集》，对《外科证治全生集》作了补充和发挥，较为实用。高秉钧所著《疡科心得集》，善于从内科角度来治疗外科疾病，注重辨证，强调因病施治，有其可取之处。

清代对妇科影响较大的是傅山的《傅青主女科》，此书对各种妇科疾病，均有论述。立法以调和气血，培补脾胃为主。于病有定见，于药有专方，实为妇科辨证施治之圭臬。

清代儿科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儿科的综合性著作和麻疹、痘疮、惊风等专著日多。夏鼎（字禹铸）的《幼科铁镜》对儿科各证寒热虚实，辨析甚明。陈复正（字飞霞）的《幼幼集成》“自胎禀护持，迄于甫生稍长，诸凡病因治要，罔不备具于册”，其论痘科，独有灼见。这两部著作，均对儿科疾病的各种症状及疗法，作了全面的论述。

（五）其他方面

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清代编纂和刊行了大型医学类书和许多丛书。其中《古今图书集成》的《医部全录》共有五百二十卷，辑录从《内经》到清初的医籍一百余种，内容丰富，叙述较为系统，各科证治有论有方，是一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医学文献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