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中，如果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还继续为国有经济继续输血，将可能产生一种危险的结果——拖垮中国经济！”“以安邦的调研来看，许多在东北振兴中投到当地国有企业的资金，其效果还远不如把这些钱平均分配给东北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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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政策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作者：贺军（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

　　中国经济走在L型的轨道上，在宏观上可以轻松地称之为新常态，而在微观上则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全行业不景气、企业倒闭、高额债务、银行坏账等加剧，这都是经济下行的微观经济代价。

　　日前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很不理想，工业增长、社会消费、投资等多个数据出现增速放缓或下滑。数据显示，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2%，均不及预期。1-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1%，不及预期的8.9%和前值9%，并创下1999年12月以来的最低。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7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长2.1%，增速较前六月进一步下滑，再创历史新低。7月单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去年增长-1.2%，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同比下滑。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会有效转化成政府执政的压力。如果感到稳增长受威胁，政府将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拿出各种政策资源、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尽力扛住经济，不使之滑出政策目标底线。要刺激经济，既需要有刺激的手段，还需要有刺激的载体，因为政府不可能卷起袖子亲自来搞市场。这就涉及到资源分配和投放的问题，说白了，政府要把钱投给谁、投向哪里，才能够有效地刺激起经济的活力？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稳定？从选择来看，中国政府有两类选择：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经济，二是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和社会领域。说白了，政府要把钱投给国企，还是投给民企和社会？

　　近两年来，中国政府稳增长的投入其实不少，虽然没有提再出台“4万亿”，但各种刺激政策加起来，规模恐怕要大大超过“4万亿”时期，之所以没有出现明显的刺激效果，则是因为当前市场环境有变化，资本过剩再加上资金难以进入实体经济，新增投资或货币投放的边际效应要大大低于从前。可以肯定的是，近两年稳增长的资源投放，国有企业还是最大受益者。去年以来，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多个重大基建项目，涉及公路、铁路、机场、城轨、航道和航电、港口、码头、公路桥和隧道等项目，项目投资规模保持在数万亿元的水平。

截至2015年底，国家发改委批复的11大类重大工程包，包括信息电网油气网络、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运输、健康养老服务、能源矿产资源保障、现代物流、城市轨道交通、新兴产业以及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等重大工程，累计完成投资超过5万亿元，开工48个专项、326个项目。进入2016年，相关项目还在不断加码。

　　除了国内投资，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海外重大投资项目，也投入了不少的资源。据安邦智库（ANBOUND）的跟踪研究，仅在“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领域，中国就同时推动了七大对外经济走廊，如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每个经济走廊都涉及到如公路、铁路、港口码头、隧道、桥梁、电站等重大基建项目。

　　而在国内国际领域的上述重大投资领域，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的天下。国企拿走了绝大多数资源，极少有资源流向民营企业。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曾了解到，在“一带一路”海外项目包的设计中，相关部门就根本没有考虑过给民营企业。如果民营企业来牵头申请相关的项目，根本不可能获批。安邦智库研究团队在南亚地区的实地调研中也看到，来自中国在国外的大型投资项目，基本上都是由国有企业领衔。虽然民营企业在海外发展存在很多问题，但从获得政府资源来看，它们无疑是可有可无的一类，或者蹭着锅边喝点汤的那一类角色。

　　除了投资领域，在其他领域的资源分配，国有企业也占有了很多特殊的资源。比如过去石油领域的大型国企巨头，每年在获得高额赢利的同时，由于国际油价变化导致炼油环节亏损，居然还能拿到财政部给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补贴！它们在享受着寡头垄断的同时，还能得到巨额财政补贴的好处，真是不可思议！当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出现亏损、累积了高额债务的时候，又能获得政府支持的优先处理，比如政府正在推动的第二轮大规模债转股，其救助的主体就是国有企业。在东北特钢违约事件中，当债权人表示不接受债转股方案时，出面为其摆平事端的又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不论是中央国企还是地方国企，国有体制就象遗传基因一样，为其争取到各种各样的资源。

　　不过，安邦智库研究人员要提醒的是，在新一轮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中，如果国家控制的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还向过去一样流向国有企业，为国有经济继续输血，将有可能产生一种危险的结果——低效的国有经济占用大量资源后，将在L型走势的轨道上拖垮中国经济！这并非危言耸听，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国有企业低效的缺陷会被放大，赚钱的可能性与能力急剧下降，它们会象上一轮国企改革时一样严重缺钱，要吸收大量资源来偿还债务，来维持经营，来搞投资。但这类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很小，仍然高度集中在国有经济这个小集团的内部，很难转化为中国当前亟需的活跃市场、增加收入、刺激消费等效果，也无法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保障水平。以安邦智库在东北的调研来看，许多在东北振兴中投到当地国有企业的资金，其效果还远不如把这些钱平均分配给东北的老百姓。

　　中国要在经济下行压力稳增长，面临如何投放资源、如何分配经济资源的选择：是继续投向低效且只占经济规模少数的国有企业，还是投向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全社会？正如哈姆雷特所面临的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政策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源自：安邦智库《中国经济政策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转自：和讯网）

2

相关：安邦关于东北的观点——

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是东北地区的经济大幅放缓。最近国家发改委开始研究新的振兴东北经济中长期措施，国家发改委东北司制定的《近期支持东北地区发展的十个方面政策举措（草案）》目前征求意见已经完毕，有望近期出台。一位知情的东北某地发改委人士透露，促进东北振兴新的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东北经济大幅放慢的问题，其中促进东北振兴的重大创新工程，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都是重要内容。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黑龙江省经济增速为4.1%，居全国末位；吉林、辽宁的经济增速也分别只有7%和7.4%，整个东北三省经济增速为全国四大经济板块中最低。

　　在我们看来，东北经济大幅放缓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意味着东北地区很可能成为国内经济“区域性塌陷”的一个样本。有长期研究东北经济的人士不无悲观地表示，东北经济振兴很难在短期内做到，民间资本薄弱、经济转型慢、产业结构偏重偏旧、市场观念落后等多种问题，在东北地区仍然比较严重，最终解决还是要靠市场化推动，还需要深化改革。

　　在安邦（ANBOUND）高级研究员贺军看来，所谓“区域性塌陷”，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由于区域性的产业结构问题、经济实力问题、政府负债问题或者金融市场动荡等多种原因，导致区域经济增长显著放缓、经济活力显著降低的现象。“区域性塌陷”与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并不完全同步，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能因为突发性的金融市场动荡而出现显著放缓。

　　如果以上述标准来衡量，国内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会出现不同类型的“塌陷”状况。一种情况是，由于债务问题恶化、金融风险大增，导致地方经济活动在高债务压力下放缓甚至冻结。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经济和金融活动比较发达、债务杠杆很高的地区，如浙江的温州、江苏的无锡等地。第二种情况是，产业结构过老过重，如传统重工业比重太高，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极大，地方经济和就业的负担都很重。比如，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部分老工业城市就是如此。第三种情况是，地区经济过度依赖于少数资源型行业，如一些矿业城市、煤炭城市、石油城市等，当宏观经济出现周期性的变化之时，高集中度的周期性产业也集体遇到困境，往往会把地方经济拖入泥潭。

（节选自安邦贺军《东北很可能成经济“区域性塌陷”的样本》）

3

1.6万亿！新一轮“东北振兴”真的有戏吗？

中央的巨额投资大礼包，东三省自己也要配合。如何配套完成这些投资本身也是问题。

作者：张银银；源自：杠杠游戏，转自：界面

东北将再出发，中央给的第一个大礼包就是真金白银，1.6万亿元的巨额投资。

8月22日，我国发改委印发《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2016-2018年）》，分年度明确了137项重点工作和127个重大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在1.6万亿左右。

对于投资界来说，巨额投资意味着巨大的机会。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关心的是，新一轮东北振兴有戏吗？

壹

东北困境及深层次问题

首先，总结和回顾一下东北目前的情况。

1、经济困境明显

2016年上半年，各省份的经济数据都已经出炉，基本延续了2015年的走势，东三省除了吉林略好之外，黑龙江、辽宁表现都不好，特别是辽宁-1%的增速极为难看。

实际上近几年来，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表现一直不好，无论增速还是、固投、工业增加值、外商直接投资均大幅回落。此外，还有国企困境、债务违约、财政压力……

图1.2015年各省区市GDP名义和实际增速图片来源|网络

如图，2015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的GDP实际增速分别仅为3.0%、6.5%和5.7%，名义GDP增长率为-0.3%、3.4%和0.3%，都处于倒数位次。

2、较为单一的经济结构

重工业、资源型为主导，抗风险能力弱。2008年“4万亿”刺激后，叠加产能过剩。

2014年东北重工业占比仍维持在78%，高于全国不到70%的平均水平，尤其是黑龙江和辽宁省重工业占比分别高达80%和79%，且多集中在钢铁、煤炭、石油等产能过剩行业。

其中又以央企、国企占比为主，非公经济发展滞后。

黑龙江2014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仍高达67.8%，远高于全国不到20%的平均水平。

图2.东北工业比重和全国比较图片来源|刘晓光、时英

当然，这个局面不都是东北自己的错，有历史原因。

3、商业环境不佳

重工业、国企主导，营商环境可想而知。

刘晓光、时英在《东北能否走出“单一经济结构困局”》一文中称，扭曲的政企关系带来的寻租依赖和对优良资本的排斥，使得东北地区招商引资难以取得实效。

某项针对我国七大地区营商环境的调查显示，在2001-2011年期间，曾在东北开展投资或有实际经营的外地企业中，有66.4%的企业“已停止在东北地区经营”或“在未来5年内有离开意愿”。而在这些企业中，51.3%的企业认为在东北地区发展遭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当地政府以及相关政策”，而该数值在华北为40.1%，西北为39.9%，西南为38.6%，华中为29.7%，华东为18.9%，华南为17.6%。

贰

辩证看待东北经济基础和人口流失

再谈谈有关东北的两个常见看法：

1、最近有论调说上一轮东北振兴失败，西部大开发成效显著。我只能说前半句基本正确，后半句不敢苟同。西部除了少数城市，如内蒙古、陕西、重庆，成都等省会城市外，大部分地方和东部的差距并未缩小，甚至拉大。

有必要为东北兄弟说一句的是，上一轮东北振兴就一塌糊涂，这也是不完全正确的。

西部地区包括中部，省级区划除了内蒙古、重庆、湖北、陕西，人均GDP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省份，省内是有相对发达的地方，譬如成都之于四川——但西部多数地方整体发展水平，无论从人均GDP、收入、还是从城镇化率角度看，迄今为止基本都不如东三省。

即便是东三省里略差的黑龙江，其农业发展水平，也是远高于内地很多省市的。

2、而人口外流，不独东北，中西部省市几乎都是如此。这不足以成为东北这些年就比中西部差太多的证据。

经济学家樊纲先生反倒认为，从长期、全局看，人口流出反而可能让东北经济转好。“东北不适合那么多人就业，人口就应该转移到适合就业的地方去”。

他认为，如果人口都在留在东北、留在国企，政府继续扶持国企，反而不利于企业减员增效和百姓收入提高。这样的人口转移，在中长期内能制造新的平衡。

同时，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何大勇认为，东三省的政策侧重点应有所区别。辽宁可以瞄准高端制造业，因为从大连到沈阳这一段，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就是中国工业的脊梁。吉林除了汽车行业，其他优势行业不多。黑龙江则是发展现代农业条件最好的地区。

确实，譬如农业，“东北事实上是最有条件搞现代化农业的。”东北人口的减少，城镇化率本身也处于中上水平，如果不简单追求GDP，发展新型农业的条件就很好。

樊纲还认为，一旦人口得到疏散，东北的产业方向就可以让市场自己去选择、调整，而不是人为规划，“不见得一定要是高端装备制造业，什么适合发展什么。”

叁

投资需要，但不是万能药

巨额投资令很多东北人感到振奋。只是，《辽宁经济断崖式下跌背后的财政账》一文中，已经分析过，辽宁财政刺激投资的杠杆基本失灵。吉林、黑龙江要好一些，但整体压力肯定也大。

而中央的巨额投资大礼包，东三省自己也要配合。如何配套完成这些投资本身也是问题。

认为，投资是必要的、譬如东北那么多的好山好水，搞旅游资源丰富，不进行基建投资怎么行？但投资不是万能药，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不需要多言。东北的基础设施过去很多年领先全国，结果呢？

三年滚动实施方案，只是新一轮东北振兴政策“组合拳”的一部分，目前多方联合求解“东北振兴”这道大题，后续还包括制定东北国企改革专项方案、推进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等一系列政策。

正如此前发改委振兴司司长周建平所言，新一轮振兴与2003年的振兴有着本质不同。2003年主要是解决生存问题，而现在则主要是解决转型发展问题，以及如何适应新常态的要求、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如何练好内功、如何做好供给侧改革的问题，使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更好的问题。

希望这些表态不要流于形式，真正实现东北地区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产业转型、城市转型和生态转型。

肆

体制复制、国企改革、激活市场要素推动振兴

如何实现这些转型？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先生认为，东北现在面临的是双重困境——产业的困境和体制的困境。

有些困境有历史和经济走势的原因，但人的原因、体制的原因也要反思。

刘世锦先生认为，东北振兴需要新的思想，在制度创新上做大文章。可以探讨的一种新思路，是在一定范围之内“换环境”，先打造一个小一点的环境，再推动大环境的改变。尝试“体制复制”，以特区办特区。

他举例说，前段时间他到深圳去，深圳在西北方向100多公里的地方，搞了一个深汕特殊合作区。这个合作区5年前挂牌了，领导是深圳市、汕头市各出一半，收益也是对半儿分。两年前，广东省委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决策，以深圳的干部为主，实行深圳的体制机制、做法。这样做了之后，这个区马上就活了，据说现在有几百个、上千个项目，一个产业积聚新城正在崛起。

这样的合作，不是简单投资和上项目，而是给体制机制，给得力的干部，先换小环境，最后调整大环境。

2、国企改革对于东北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是东北动能转换的关键。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先生认为，东北大量的国有企业应该改为混合所有制企业。通过吸收民营资金的进入，他认为不必搞成绝对国有控股，股份制公司至少有三个股东以上，两个小股东的股权之和，一定要大于大股东的权力，搞成真正股份制的企业，民营经济才能放心的进入。

3、很多学者还提到，东北必须推进以法治和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以打破国企僵化的体制，搞活市场秩序。

可以通过政策协调以及产业合作，加快东三省间要素自由流动，加强区域内合作和资源互换，比如与蒙古、俄罗斯、日韩间的合作。

其实很多道理已经说过很多遍，祝东北好运，希望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不要再让人失望。